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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多数政党的“多数”问题

  

  一个政党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中的这一论断,是我们党从80年奋斗中得出的一个真理,是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记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决定历史走向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最大多数人是人民的主体。能否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衡量一个政党进步与落后的社会价值标准。对我们党来说,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仅关系着党的发展壮大,而且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不仅关系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而且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

  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拥有了更好地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时刻记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有决定性的因素”,永远做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忠实代表,真诚地全心全意地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1]

  

  政党的产生与政党组织形式

  

  党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纠结起来的一批人,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执政,执政为了公众利益,当然也为这些人自己的利益。[2]

  “党”、“黨”在古代是两个字,现在“党”是“黨”的简化字。从黑,尚声。本义:晦暗不明。“党”指集团时,在古代一般只用于贬义。

  《论语》曰:“君子群而不党”;以党为不良之名词,故世多以党为戒,后汉始有党禁。宋以前之党,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皆非政党。宋仁宗时,始有朋党之议;欧阳修著《朋党论》,谓惟君子有朋;盖已明于君子执政,必多集同志以行其政策,不必以朋党为讳矣。

  古时的党与现在的党大同小异。古时党有集团、纠集的意思,可以是名词,如党锢之祸、阉党、东林党等,这与现在的党派有些相似,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纠结起来的一批人。可以是动词意思,就是团结、纠集,如党同伐异。

  17世纪以后,欧洲国家也产生了政党,并在后来逐渐演变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其中,以英国、美国为代表,形成了两党制;以法国为代表,形成了多党制。在20世纪,以苏俄共产党和德国纳粹党为代表,又产生了组织严密的专政政党

  法国学者杜瓦杰(Maurice Duverger , 1917 – )将政党基层组织分为三大类:细胞(cell)、俱乐部(cacus)、支党部(branch)。

  “细胞”以又称小组、苏维埃。以“细胞”为基层组织的政党通常不以赢得议会选举为目的,而是志在推翻现状政治秩序。执政后通常垄断政权,组织深入整个市民社会的所有领域,贯彻政党意志,对社会实行彻底统治。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例如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阿尔巴尼亚工人党、二十世纪90 年代以前的中国国民党等。

  以“俱乐部”为基层组织的政党以赢得各级议会、地方政府行政首脑职位之选举为目的,组织最为松散,平常没有规律的组织生活,干部以志愿工作者为主,从事选举募款与政纲宣传。例如美国民主党、共和党。

  以“支党部”为基层组织的政党,其情况介于上面两类之间。党基层组织有较为规律与严谨的政治架构,干部为常业专职人员,负责选举募款与政纲宣传。但支党部并不全面渗透到市民社会。例如日本自民党,日本共产党,欧洲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政党,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华民国各政党等。[3]

  非竞争性政党体系,包括无党制与一党专政。前者主要是欠发达而不存在有意义的政党,由部落派系执政的部分非洲国家,或者军事集团执政的国家(如缅甸),和中东若干由王室专政的国家,如沙乌地阿拉伯与阿联酋。后者主要是实行马列主义而由工人阶级先锋队执政,并将执政权写入宪法保证,因而不存在其他任何合法政党,或者仅存在不以竞选为目标的议政党派的国家(如苏联)。[4]

  竞争性政党体系又可区分为威权主义一党制,优势一党制,两党制,两党半制,温和多党制,与粉碎多党制。

  威权一党制下存在竞争性选举,但执政党借由限制他党竞选资源与权利的方式,例如严格管制他党宣传活动,严格审核他党候选人资格,有时甚至采取正当性可疑的压制性手段,确保个别单一政党长期执政,即连续当选国家元首或议会制下的政府首脑与多数议席。比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优势一党制下存在较为公正的竞争性选举,也存在着有实力赢得较多席次与地方政府首脑的政党,但由于选举制度或特殊国情,导致个别政党长期执政。比如1955 年到1990年代的日本自民党。

  两党制指政党体系由两大政党组成,两党皆有相近的竞选实力可以组成政府。其他政党没有获得足够选票支持组织政府的实力。通常国会选举实行纯粹的单一选区制容易导致两党制,称为杜瓦杰定律,比如美国与英国。

  两党半政党体系由两大党加上一个长期存在规模中等的第三党组成。两党半体系下,两大党往往都不足以各自掌握过半议会席次,而必须与第三党协商组成联合政府。三个政党通常正好代表民意的左、中、右三股势力。联邦德国是两党半体制的典型。德国社民党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CSU)两者都无法单独组成政府,因此德国自由民主党虽席次不多,却长期保有选择左右两派的权力。两党半体系通常是选举采行单一选区制配套比例代表制的产物。所以德国人说,战后其实是自由民主党在执政,因为它跟哪个联合,哪个党就可以执政。

  多党制分为温和多党制与粉碎多党制。温和多党制政党体系由三个以上总数有限的,有实力取得国会议席的政党组成,没有任何两个政党能长期掌握政府组织权,其政府必为联合政府。但由于具有规模的政党相当固定,故联盟模式也相对稳定。代表性案例是以色列。粉碎多党制由三个以上,数量不固定且政党存在不稳定的多个政党组成,党派联盟模式较无章法可循,政治情势常常陷入混乱。相当多实行竞争性政党制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粉碎多党的特征,局势动乱往往以军事政权或威权体制告终。比较典型的粉碎多党制国家或地区有俄罗斯和香港。[5]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其俱乐部都不发达,社团不可能发达,社团不发达,公民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社团慢慢发展下去,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众,也就慢慢成为了政党

  德国政党是民养,进入议会后才获得财政补贴。哪怕是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乡镇,也有很多很多的社团。这些社团的费用全部是民资的,社团成立时有章程,章程若被内政部、税务局通过,社团得到的捐款就被免税。一个社团的成员一般都是志同道合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舍得出钱。志同道合者,大家是朋友,如何使用、如何管理这些共同的钱财,也很容易达成谅解,所以发挥最大效益。

  德国民养社团民养党派,促进俱乐部发达、社团发达,形成根本意义上的政党文化。

  2009年9月的德国联邦议院(Der Deutsche Bundestag)选举,投票率是战后最低,仅70,78% 。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写为SPD)得票为二战以后的最低点,仅23%。全德国人都在怀疑,社民党到底还是不是一个“人民”政党

  

  德国多数政党及其代表的利益

  

  为了简单说明问题,人们把利益比喻成两头奶牛,政党对待奶牛的态度基本形成了政党的路线和政策主张。

  社民党认为,德意志村里一个专业户拥有两头奶牛,不公平。应该把一头奶牛没收了,由村委会管理,安排人饲养和挤奶,得来的收入全村人(那家专业户除外)分享。这样的主见和政策慢慢演变成一个红色社会党SPD(社民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现存的最古老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政党之一。一般认为,全德工人联合会(ADAV:德语: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建立于1863年5月23日,莱比锡)为德国社民党的前身。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于1869年合并成德国社会工人党。由于1890年秋天开始实施的反社会主义法,德国社会工人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一年后,在艾尔福特通过了艾尔福特宣言。由考茨基撰写的党纲拒绝了改革主义,并且向马克思主义倾斜。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是一位具备政治智慧的政治家,他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872年,那年他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一员。从1878年起,伯恩斯坦就作为社会民主机构的私人秘书在苏黎世工作。1888年,由于来自普鲁士的压力,他被驱逐出瑞士来到伦敦,并且和恩格斯开始有了密切的联系。

  在1880年到1890年之间,伯恩斯坦出版“社会民主”的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标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 的文章,这些文章导致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伯恩斯坦还在1899年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的任务》一书。该书与考茨基和李卜克内西的观点有强烈的冲突。

  伯恩斯坦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实现的(工人会逐渐争取到权利,因此他们痛苦的根源就会消失,同样革命的基础也会消失)。伯恩斯坦明确提出放弃暴力革命 。

  社民党来源于工人运动,起初更加明确社会主义性质 (现在依然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社民党把社会正义作为它的一个主要政见。经济应该发展,利益应该公平分配,因此公民才能更好的享受社会福利。同时,社民党认为一个强大而重视社会福利的国家才能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一个充分满足下一代需要的财政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为了不同的人群能够获利,社民党历来不断提出改革议题,比如富人税收政策的改革。在社会政治上,社民党致力于民法,开放式社会和公民参政上,它们是自由、正义和团结的基石。

  社民党代表工人的利益。

  全村只有一户人家养了两头奶牛,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Deutschlands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德语缩写为CDU)认为,应该让奶牛专业户好好地养牛挤奶,卖牛奶得来的钱,分一半给村民。这样的主见和政策慢慢演变成一个黑色保守党CDU(基民盟)。基民盟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大的政党之一,党员成分主要是企业主、农场主、职员和知识分子。传统上是一个天主教、男性的政党

  基民盟的前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于1945年7 月成立的天主教中央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在德国西部地区(巴伐利亚州除外)和柏林建立了基督教民主党地方组织。1950年10月在戈斯拉尔(Goslar)举行第一届联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基督教民主联盟,首任主席是康拉德·阿登纳。

  1990年10月1日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汉堡会议中心举行合并党代会,西德总理、西德基民盟主席科尔和东德总理、东德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合并后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正、副主席。

  基民盟1947年与基督教社会联盟(德语:CSU – Christlich-Soziale Union in Bayern)结成姊妹党。基社盟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基督教保守主义政党,代表颜色与基民盟相同,为黑色。基社盟以基督教社会主义为指导,奉行基督教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保守”此处指:保留基督教价值观,保留传统、自然的事物。基社盟的党员70%-80%是基督教徒,并且大部分为大企业主和中高级职员。

  基民盟基社盟代表着一些大财团、大银行、大企业、庄园主、独立经营的小业主的利益。

  对于那两头奶牛,自由民主党(德语: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缩写:FDP)认为,这样长期下去,德意志村还是无法永续发展,所以主张,一半的奶钱积存起来,由村委会管理,足额后买头公牛,与母牛交配,生小牛,奶牛一代一代相传下去,德意志村也可以一代一代发展下去。这样的主见和政策慢慢演变成一个黄色自由党FDP(自民党)。

  1948年12月12日,德国自由民主党正式成立,是由9个1945年形成的自由党合并而成。而这9个自由党则是从1933年被纳粹取缔的德国人民党(DVP)和德国民主党(DDP)的残存份子而组成。自由民主党的首任主席Theodor Heuss,原来曾是DDP成员,后来又曾成为DVP成员。

  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原东德地区的部分自由主义政党组织也加入进德国自由民主党。

  1945年后的自民党黑色保守党基民盟将与黄色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自民党1949年至1956年、1961年至1966年、1969年至1998年联合执政过,因此成为德国至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在战后的重建和70年代的经济起飞,自民党对德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德国议会中,自民党是最为旗帜鲜明地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党,该党认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对于德国是机会多于威胁。自民党明白德国是一个依赖出口的国家,因此主张提高德国中小企业在全球化下的竞争力,改革纲领的核心目标是改善投资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主张简化各种官僚机构和规章制度,改革劳资关系的传统。对于社会福利制度,目前由国家财政支持的社会福利名目繁多,自由民主党主张将它们合并成单一的国民补助金,同时推广各种靠资本运作的私营福利实体,比如商业养老保险,补充甚至逐步取代目前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捍卫和扩大个人自由”是自由民主党的根本目标,进而提出了“更少国家,够用就好!”的口号,力求减少国家对公民的自由和私人生活的干涉。自由民主党支持各种扩大个人自由的社会改革方案,提倡教会要完全被排除在国家体制之外,各个政党应该和宗教团体保持相当的距离。国家反过来应该保护各种支持基本法和民法、尊重民主秩序的宗教团体。

  自民党代表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的利益,并且非常注重教育。

  首先自民党力求加强学龄前教育。从四周岁起儿童就应该强制接受语言能力测试,从3周岁开始到学前班其间,每个孩子都有权免费在幼儿园得到一个位置。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所有儿童都应该接受各种形式的外语教育。普及全日制小学,推行12年制义务教育,也是自民党教育方针之一,主张对高等教育收取学费,用来支持学校建设,主张废除对科学研究起限制作用的法律,加强德国作为高科技国家的地位。

  左翼党(Die Linke)指责,德国搞的都不是社会主义,一户人家拥有两头奶牛,太不公平,应该全部没收,把奶牛卖了,得来的钱全村人(那家专业户除外)分享。这样的主见和政策慢慢演变成一个紫红超左党Die Linke(左翼党)。

  德国的共产党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 PDS),它的前身为“(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 SED),即原东德的共产党。

  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瓦解,柏林墙倒塌,同年12月中旬东德共产党改名为SED-PDS ,1990年 2月4日正式改为PDS。两百三十万的共产党员,95%退出,只有少部分的党员从新组成PDS。民主社会主义党一如既往继承德国共产党、工人党、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社会民主党等的光荣传统。以维护工人的权益为政治诉求。对于东德共产党的改名,当时政界学界各有各的看法,批评者认为“换汤不换药”,支持者认为,有勇气改名,将来总会有改革和改变。

  PDS后来跟社民党的极左派联合,先是组成劳动和社会公平党(WASG),后合并入左翼党(Die Linkspartei 或 Die Linke)。左翼党成立于2007年中期,是目前德国的第三大党。

  左翼党代表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民主社会中的政党政治

  

  1999年,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出版了《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6]

  在广泛比较和分析当代世界民主政体的基础上,归纳出并系统阐述了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其主要观点如下:

  多数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又称威斯敏斯特模式。多数民主的原则就是多数者统治,排斥少数;多数裁决,少数服从多数。当人民的意见不一致和利益发生冲突时,由谁来裁决和根据什么原则来裁决?多数民主论者的答案是“人民的大多数”,因为多数统治的政府同少数政府相比较,更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而且更接近民主的理想。多数民主实行多数统治,而少数则处于在野反对的地位。多数民主适用于同质性较强的社会,主要有英国、新西兰和英国的大多数前殖民地。在政府结构和权力配置上多数民主具有以下10个主要特征:

  1、行政权集中于一党和微弱多数的内阁

  2、内阁统治

  3、两党制

  4、多数与非比例的选举制

  5、利益集团多元主义 (Pluralism)

  6、单一制的与中央集权的政府

  7、立法权集中于一院立法机构

  8、柔性宪法

  9、无司法审查

  10、中央银行由行政控制

  正是为了使民主更好地运转起来,利普哈特在总结协和式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与多数民主形成对照,共识民主在政府结构和权力配置上有以下10个主要特征:

  1、大型联合内阁的行政权力分享

  2、行政与立法权力制衡

  3、多党制

  4、比例代表制

  5、利益集团合作主义(Corporatism)

  6、联邦制的与权力下放的政府

  7、强大的两院制

  8、刚性宪法

  9、司法审查

  10、中央银行独立

  利普哈特认为,共识民主强调的是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分享,其标志性特征是包容、交易和妥协。瑞士、比利时和欧盟是共识民主的典型例证。[7]

  林肯有一个政治信条:你可以暂时蒙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久地蒙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能永久地蒙骗所有的人。

  一个政党想上台执政,就必须具有暂时“欺骗”多数人的能力,不管是简单多数还是绝对多数,只要规则定下来,大家先遵守规则,然后才大搞文宣,进行“欺骗”,当然“欺骗”得越多越好。靠什么来获得多数人支持呢?

  欧洲的政党越发达,越面临利益代表性问题,而该问题的症结又在于中间阶层的衰落和“问题群众”的扩大,从而加剧了“问题政治”的发展。政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把尽量多的人拉入党内,党员多了,目的还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力。

  任何政“党”都只能代表一些人(一方)而不是所有人的利益和主张,人们为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政治和政策主张和积极参政议政,舍结社组党,别无它途。政党政治意味着公民可以在不同的党派之间进行选择。党只能是代表一方的,全面代表与“党”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以党称全与以偏概全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

  

  沉默中伪造的多数

  

  为什么世界上有些政党能够公开地声称,该党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呢?本文的核心问题就是阐明,多数和少数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多数人的利益是如何被代表的。

  德国著名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艾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16-2010)提出沉默螺旋理论(The Spiral of Silence)。沉默螺旋理论指出,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的意见是少数时,他比较不会表达出来,因为害怕被多数的一方报复或孤立。

  一个具体的人,如果他处于“少数人”的位置上,一般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怕暴露自己的“无知”,怕被人家攻击,因为按人类惯例,往往是多数代表正确。处在“少数人”的他,为了不冒犯多数,而被批评和孤立,在公开场合他往往采取“沉默”的态度。然而,社会上每个具体的人都象他这样想,都保持沉默,那么,“沉默”就在这些自认为是“少数人”中“螺旋”,这样循环往复的结果是,错误地认为“少数”(实际上是多数)的人都三缄其口,而真正的“少数”被衬托为“多数”,这个 “多数”实际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少数。

  “多数”伪造成功。[8]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经常阅读到“全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句子,这里的“全国人民”到底是什么概念?全体中国人的总和?如是,又是如何具体地统计出来的?如果不是统计出来,“全国人民”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全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句子现在还有。

  2010年1月3日,发行量一直低迷不振的《人民日报》对外宣布,从即日起,凡通过人民网阅读《人民日报》数字版的网友,均要重新注册交费方能在网上阅读《人民日报》。

  举国上下成千上万的文章,都是一样的一个题目:“人民网要收费,全国人民不答应。”

  这些文章的作者凭什么代表“全国人民”呢?因为全国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沉默。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命题。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全国人民”都认为“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呢? 就“蒋介石消极抗日”这个命题,为什么“多数人”都形成这样的观点?这个“多数人”真的是多数吗?

  根据沉默螺旋理论,若你说“蒋介石积极抗日”,人家会认为你“无知”,因为“全中国人”都知道,蒋介石“不抗日”,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若你说“蒋介石积极抗日”,人家会认为你“无理”,无理取闹,因为官方主流媒体都认为蒋介石不但“不抗日”,而且是“人民的公敌”。全中国人在政治学习中都读陈伯达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若你说“蒋介石积极抗日”,那么你将遭受一系列的威胁:你研究生考试的政治将不及格;你的升迁就会遇到麻烦;你的工作位置难以得到保障,等等。[9]

  你为了跟大家一样,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保持沉默。人采取沉默,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同意”。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在1650年发表的《The Elements of Law》一书中就指出,人保持沉默时,往往表示了认可。但是,霍布斯却没有看到人性的普遍弱点,人怕被孤立、人怕被理解为“无知”、人害怕失去,所以,在沉默中表达的“同意”,是一种“伪同意”。

  由于你保持沉默,你就变成了“多数”的一员,你的利益就被代表了,执政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党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社会上还总有一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少数”,因为这些人对被孤立没有那么强烈的恐惧,这些人就是社会“多数”观点的“少数”挑战者,他们就是打破沉默螺旋的人。[10]

  

  写于2010年5月,德国

  

  参考文献:

  [1] 《人民日报》 (2001年07月23日第一版)

  [2] 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8

  [3] Maurice Duverger :Les partis politiques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 1951 – dt. 1959

  [4] Maurice Duverger :De la dictature (Über die Diktatur), 1961

  [5] Maurice Duverger :Sociologie politique (Politiksoziologie), 1966

  [6] Arend Lijphart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1999)

  [7] Arend Lijphart :Thinking about Democracy: Power Sharing and Majority Rul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2007)

  [8]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Öffentlichkeit als Bedrohung. Beiträge zur empirischen Kommunikationsforschung. Karl Alber, Freiburg/München 1977, ISBN 3-495-47352-1.

  [9]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Die Schweigespirale. Öffentliche Meinung – unsere soziale Haut. 6. Auflage. Langen Müller, München 2001, ISBN 3-7844-2835-5.

  [10]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Öffentliche Meinung. Die Entdeckung der Schweigespirale. Ullstein, Frankfurt/Berlin 1989, ISBN 3-550-06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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