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一书中的《顾准之死》章节被网络普遍转载。按吴敬琏的看法，晚年顾准在思考“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天问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会经由某一路径转化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
在顾准看来，革命是对现状的破坏，它不可能获得经验性支持，只能通过对未来至善的想象、对乌托邦的渴望进行社会动员，争取群众参加。然而接下来，顾准发现，作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终极目的”的设定是危险的。“终极目的”是一元的，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为此而拒绝、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把一切中间环节和近期目标都当做手段，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所谓“异端邪说”。在经历了多年孤独而痛苦的钻研和思考后，顾准坚定地写下了这段文字：“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
这一点，顾准与卡尔?波普尔不谋而合。波普尔说：“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棗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
这也是哈耶克说的“通往地狱之路”。
从政治层面上讲， 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无一例外地导致独裁。理想社会，是理想主义者的幻想，是煽动革命的宣言。一旦革命成功，理想社会实现之日，就是人民噩梦开始之时。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道德理想国的崇信中，把罗伯斯皮尔这样具有道德洁癖的人推上政治高峰，使这场道德理想的革命追求沦为暴乱、嗜血的屠杀。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民粹主义者涅恰耶夫（1847～1882），“一个真正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写了一本书《革命者教义问答》。书中宣言：为了让俄国人民更好地奔向社会主义的未来，必须将大多数居民消灭，因为这些人是无法改造好的，无法奔向社会主义天堂的。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就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 列宁曾建议出版涅恰耶夫的全部著作并称赞他拥有“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因此英国思想家伯林认为涅恰耶夫的政治主张是“列宁的先驱”。
几十年后，有人忠实地去执行并发扬了涅恰耶夫的宣言。斯大林１９３６年11月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之后，在1937至1938年进行了恐怖的大清洗，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沃尔科戈诺夫上将说：“大约有350万至450万人遭到镇压。”后来的好多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进行了“培新灭旧”，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罪名处置了那些旧社会来的人，因为他们不适应社会主义新制度。红色高棉波尔布特说：我只是进行斗争，不是要杀人。个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包括革命者自己，神圣的理想才是最重要的。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在实现他的“理想”：“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他在《我的奋斗》中宣称，日尔曼人是上帝选定的“主宰民族”，“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进军”。为了希特勒迅速实现德国的复兴、实现“德国民族共同体”的理想 ，第三帝国吞噬了市民社会，牺牲思想自由和个人政治意识，犯下了屠杀600万犹太人的滔天罪行。因为希特勒相信，犹太人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优势必将危及全人类——“血统的混杂以及种族的堕落，这实在是旧文明湮没的唯一原因”。同样为了实现一个理想社会，1933--1945，1.5万德国少年被送进“纳波拉”学校，为了希特勒的理想，进行了超人训练。
在东方，自认为是世界最优秀的日本民族，为创造太平洋时代的大文明，实现大东亚共荣的理想，挑起了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战火。
再看看中国，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特质，在战争年代是他致胜法宝。建国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变成了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探索。从大练钢铁到超英赶美，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把中国大地当作一张白纸，描绘着他的理想。他沉浸在“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境界中喜不自胜，他甚至想到了“粮食多了，怎么办”，于是建议，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半天学文化，搞娱乐，人人上中学、大学。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连诗都排斥杜甫的“哭哭啼啼”，他说：“唐朝诗人三李有点幻想，令人喜读，光搞现实主义这一面不好。”
毛泽东希望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入手，“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结果，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１９５７年反右派，上百万左右知识分子和和党政干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配到边远地带劳改农场。其中不少人饿死、累死、自杀、致病、致残在那里。在１９５８年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年大跃进中，数百万（有说上千万的）的农民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毛泽东轻蔑地评价旧社会来的那些大学教授：“一不会革命，二不会打仗，三不会作工，四不会种地，只会反革命，搞资本主义复僻”。
当理想主义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自觉行为时，为了理想主动克制个人合理的需求与欲望是令人敬仰的；然而，当它衍化为群体的行为规范，在理想旗号下要求人们放弃一切个人利益、压抑个人欲望，就是反人道的行为。被强迫的牺牲就成了一种暴政。激励了几代中国人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格瓦拉，本人近乎圣徒。但是，一旦强迫所有人苦行僧般地自我殉道，就背离了理想的本意。
古巴革命中的格瓦拉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左翼革命符号意义的历史人物，古巴革命胜利后，他出任银行行长，他制定了废除货币政策、要求人民必须义务劳动，要以此方式来发展经济，他还主张把"懒散"的工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作为惩罚。从政治逻辑而言，如果格瓦拉的左派政策得以进一步推行，人们有理由认定他会成为类似于波尔布特式的人物。实际上，波尔布物后来在高棉实施的供给制、废除货币、消灭城市与商店、推行"不吃闲饭运动"等等，与格瓦拉思想与价值观如出一辙。后来，格瓦拉的左翼革命政策与革命后卡斯特罗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发生矛盾冲突，格瓦拉本人也自认为不能在古巴继续施展他的左派理想与抱负，于是他再次投入于丛林革命，从古巴回到玻利维亚进行游击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生命。
没有一例理想社会的前景是很美妙的。所以，哈耶克说：“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
对满怀激情，要把这小小寰球修改成人间乐园的革命者来说，民主只是一个道具，一个通向理想国的指示牌。关于理想社会的实践，结果不是人间地狱也是人间悲剧。现代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是理想社会吗？历史证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无一例外地导致独裁。理想从来是领导者的理想，民众只能以领导者的理想为理想。
现代社会的目标不是建立理想社会，而是建立财产、思想、和民意的自由市场，尽管它充满矛盾、远非理想。有人会说，建立民主社会难道不是华盛顿的理想吗？我说不是，民主、共和既是现代社会的目的也是现代社会的手段。它不是理想，它是一种实践，是一种现实，是一种环境。用暴力推翻独裁统治的力量，往往把民主当作理想去号召革命、实施革命。用暴力取得的政权，很难不用暴力去维护，所以暴力革命的结果往往还是专制，而不是民主的实践——即暴力之初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