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中形成的创新型理论成果，它不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简单机械相加，而是一个“民族化的、开放性的复合性理论体系”［1］。同时，它也必将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建设的深入而继续发展。要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要弄清它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渊源，这也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一个基础性课题。
16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在关注资本主义现实、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及不断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进入20世纪，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实际国情相结合，带领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开始了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俄国的新发展——列宁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构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建立在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后得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认识基础上。他们在同资本主义比较的过程中，科学地揭示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这些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具体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具体包含以下主要特征
1.生产力高度发展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的社会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538这就是说，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提供了根本的物质前提，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且社会普遍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消灭异化劳动、消灭贫穷和私有制，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未来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废除商品经济，社会产品实行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所处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设想未来社会必须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为前提，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他们强调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3］，这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公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同时，他们还分析了公有制条件下，未来社会的社会产品分配问题。他们认为，由于未来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社会产品必然为全部劳动者共同占有，而分配方式又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时生产力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比资本主义生产力要发达得多，但是还没有达到按需分配的程度，这时劳动者将按照为社会提供劳动量的多少获得不同数量的社会产品，即这时的分配是按劳分配。当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也极大丰富，这时实行的将不再是按劳分配，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按需分配。
3.未来社会阶级及其存在的基础将被消灭，国家也将消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2］688。当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进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后，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社会成员真正可以全面的、自由的发挥他们的各方面才能，这时，强制性的分工已经因为没有存在的意义而消失，随之，阶级和阶级压迫也将不复存在。阶级和阶级的消灭将会使整个社会结构根本改变，国家作为阶级不可调和的产物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4］297因此，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
4.未来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将获得彻底的解放，“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4］398。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既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的，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我们设定未来社会的详细的、具体的图景，而只是科学预测了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些为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我们又不能教条地看待这些基本原则、基本原理，而是要将这些基本原则、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二）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研究
20世纪初，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此后，列宁带领俄共（布）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开始对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新思想、新观点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来源。
十月革命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定使苏维埃政权暂时获得了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的同时，通过对俄国具体国情和现实实践的思考，制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案，规划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然而不久，1918年，由于俄国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入侵，苏维埃开始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质上取消了商品和货币，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实行共产主义分配方式。它作为应对战争环境的紧急措施，对维护苏维埃政权和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用它去建设社会主义则存在着巨大缺陷。它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因此是错误的。
1921年3月，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开始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新经济政策突破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认识和僵化观念。列宁认为，并不是只有单一的公有制和单一的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排斥和否定私人利益，社会主义并非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两者也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恢复资本主义也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使他们在大机器工厂里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5］苏维埃也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其社会主义，以改变苏俄经济落后的面貌。新经济政策也使列宁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切实可行的方法和途径，即可以利用商品、货币、市场、市场机制等等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宁也提出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主要包括：苏维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发扬党内民主，改革党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措施适应了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巩固经济建设的成果。
列宁还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文化落后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他认为文化革命是创建新社会的必然要求，只有实现了文化革命才能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提供必要的思想文化保证，也才能保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成果。他提出，必须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事业，提高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同时，还要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吸收、借鉴、继承人类历史上包括资本主义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列宁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革命的思想同他的新经济政策一起，构成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整套丰富理论。他的这套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又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也为后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提供了普遍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等等，都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这一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毛泽东思想、同时纠偏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
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6］毛泽东思想主要在以下方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思想来源：
一是毛泽东思想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这是我们党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大优势。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因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命令神圣化和把苏联经验绝对化而使我们党遭受重大损失。针对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7］“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8］534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党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全过程，也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发生的失误都是因为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也都是以实事求是为准则的。
二是毛泽东思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9］116而我国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他也区分了“建立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不同，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性、艰巨性的历史任务，“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9］116；在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还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要求区别对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主张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论十大关系》提出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并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了全面论述。党的“八大”在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毛泽东思想还提出了若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思想，
如“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以及“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等等；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确立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此外，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加强了人民民主的法制建设；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以此为指导，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学艺术应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艺术问题上可以“百花齐放”，在学术问题上可以“百家争鸣”。毛泽东思想还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全党同志信任、尊重、关心知识分子；在外交方面，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规范国际社会关系的重要准则，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出中国处于第三世界，属于发展中国家，并积极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孤立和遏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外交等各个方面的理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都汲取了毛泽东思想的养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超越。
三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的认识。建设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是根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历来重视党的建设，认为党的建设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他强调要从思想上建党，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要从理论上建党，把党的理论建设建立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之上；要从组织上建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保持坚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要从作风上建党，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加强党的廉政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党建思想结合改革开放后新形势、新特点，吸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党的建设的思想，更好地指导我们党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确保我们党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四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认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认为发展是维护、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保障。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求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在怎样发展问题上，他认为：首先，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因此，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其次，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违背自然界规律一定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再次，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9］351。还强调，要根据本国实际探索建设道路，不能照抄照搬，要以农、轻、重为序，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走出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此外，毛泽东还强调，发展中要重视向国外学习，学会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发展的思路，并在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科学发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传播，是建立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相反，他们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有选择地批判，有选择地继承。例如，毛泽东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指出，剔除中国传统文化“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8］707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十分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因此，我们应该“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1］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和”的思想，它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体现在各家各派的思想理论之中，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的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它重视人自身的和谐，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它重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提倡宽和处世，以和为美；它重视国与国关系的和谐，重视睦邻友好，互惠互利；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反对对自然界的过分索取。中国古代“和”的思想反映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阶级社会中，这些思想不可能真正实现。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思想，既借鉴、吸收了古代中国“和”思想的精华，同时又将民主、法治、竞争等现代社会诉求融合其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荀子曾用舟与水的关系来比喻君民关系，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他强调为政在于得民心，突出了民众在国家的政治地位。民众是国家的政治根基，统治者只有得到人民支持，整个国家才可能富强。民本思想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作为君主专制下的政治思想，它的工具理性远远要大于价值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既继承、吸收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的精华，更实现了对民本思想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超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发展，还体现在其他众多方面，如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等等。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继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创新、发展着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梁树发．一个民族化的、开放性的复合性理论体系［N］．北京日报，2008－06－3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5．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0．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1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