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灭亡20周年。人民出版社适时出版了我的第10本新文集《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书中收入我自1951年以来发表的关于苏联问题的66篇文稿，共55万字。我认为苏联能够兴起、兴盛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有四大原因。第一，有艰苦创建的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第二，共产党善于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第三，党能依靠群众适时掌握政权；第四，党能依靠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可是苏共为何只掌权74年就垮台了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决不是因为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几个领导人的错误就能摧毁苏共和苏联的，而是有深层、深刻的原因的。我在书中细述了以下六个远因是如何逐步演变为近因的，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党要竭力巩固政权，并且依靠政权逐步完成过渡时期的各项任务。首先要建设先进的工农国家政权，大力增加生产力总量，大力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大力逐步全面改造旧社会，不能急于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可是苏维埃国家在1918-1920年三年内战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外战中却急于把战争时期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为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措施。如不用货币，实行平均主义的实物分配，取消市场，把农民的余粮都征收上交国家等。这样到1920年战争结束时就引起工农大众不满，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农民“拥护苏维埃，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列宁当即于1921年改正过“左”错误，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恢复货币流通与市场交易。这样苏联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23年列宁临终前还口授箴言，强调要完成新经济政策所承担的过渡时期的诸多历史任务“需要整整一个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可是在列宁说这些语重心长的箴言仅仅六年之后，在欧洲革命推迟、中国大革命失败、国内生产力依然落后、工农关系紧张等很不利的情况下，斯大林却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急于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用行政命令手段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和农民个体经济，搞农业全盘集体化。到1936年苏联宣布结束了过渡时期，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实际上苏联只是建成了生产力方面低标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歪标准的社会主义，给苏联社会后来的发展留下了很深的后患。正是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和超前的生产关系变革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
第二，共产党成为全国唯一执政党后，要保有长期持续执政的能力关键在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调动全体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防止党的领导人决策失误和作风败坏，一旦出现问题也能依靠党内民主及时妥善解决。为此列宁创立两项重大制度：其一，按照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创建第一个共产党时定下的规矩，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把党代会作为党的权力中心。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与党代会并列的权力中心。在党代会上凡有不同意中央决策者可以在大会上作副报告或者提出批评意见。党代表真正是由各地方组织民主选举产生。在党代会上就党的重大方针进行民主决策，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多数决策如果不当，通过实践检验，由下一年度党代会重新审议，及时改正。其二，从1921年起设立中央、地区和省三级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各级党委是平行权力机构，其职责是专门监督同级党委。此外列宁还采取清党措施，以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1921年第一次清党，经党组织审查，就有159355名不合格党员被除名，占党员总数24.1%。可是1924年列宁逝世后，这两项重大制度都被斯大林破坏了。党代会相隔时间越拉越长，甚至相隔13年之久才召开（例如1939年开十八大，1952年才开十九大）。党代会年会制被破坏后，党中央、政治局甚至总书记个人成为党的权力中心。从1930年十六大起，在党代会上充满对领袖的歌颂，不能真正自由民主讨论党的决策。1934年以后中监委改为由中央委员会领导，其职责是监督各级党委是否执行中央决定。清除不够格党员的清党变成为对被认为不忠于领袖的异己分子关尽杀绝的大清洗。斯大林时期被处决、囚禁的干部达370万人之多，约占当时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苏共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已经由民主政党开始变为极权政党，使得党内外都缺少自由、民主与法治。正是过“左”路线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尽快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由民主法治的矛盾成为苏联社会内在的第一个大矛盾。
第三，要使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成为劳动人民掌权的民主共和国，列宁还确立或者准备确立一系列政治制度。主要有分权制、任期制与选举制。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斯维尔德洛夫、随后加里宁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托洛茨基任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共从未设立过党中央军委）。列宁曾经对托洛茨基说过：“人到55岁开外就败事有余。”意即55岁就要退休，不搞终身制。列宁更没有指定接班人，临终前他只给党代表大会写信谈及各主要领导人的优缺点，同时却明确提及要调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因为他有四个缺点：“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太粗暴”，“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1921年列宁主张党政分开。1922年党中央才设总书记一职，意在设立专人负责党的建设工作，总书记不在政权机关兼职。列宁还坚持1871年巴黎公社确立的国家公职人员是“社会公仆”的原则，其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比，差距不得超过五倍。由于沙皇封建专制制度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促使后来斯大林逐步背离了列宁确立的上述政治制度和原则。斯大林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加深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等。斯大林开始推行高薪特权制，到 20世纪30年代中期高低工资差别已达30倍，50年代初期达50倍，70年代进而相差100多倍。正是苏共自己培植的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最终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这个官僚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苏联社会内在的第二大矛盾。
第四，要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才能促进多民族联盟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沙俄帝国没有海外殖民地，却是“民族大牢狱”，残酷剥削压迫国内各个非俄罗斯异民族。列宁在革命前高扬民族自决权大旗，打倒沙皇专制统治后主张由各民族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十月革命胜利后，愿意分立者成为独立国家，如芬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大部分愿意留下的各民族联合组成联邦共和国和共和国联盟。1918年制定第一部宪法时国名定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为便于克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1922年苏俄在国名中删去“俄罗斯”，改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可是到斯大林执政时期，实行过度中央集权制，各异民族的自立自治权力备受限制，大俄罗斯主义依旧盛行，多次开展批判、清算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唯独从未切实有效反对过大俄罗斯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占据主导地位。1939年苏德签订密约瓜分东欧，1940年斯大林又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用策动内部革命方式重新并入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借口出现少数叛徒、内奸硬把几个异民族全部迁徙异地。正是斯大林时期加深的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异民族的矛盾成为苏联社会的第三个大矛盾。拖延到1991年，民族矛盾的激化成为苏联解体、灭亡的导火索和引爆点。
第五，不发达国家首先探索社会主义之路，筚路蓝缕，异常艰辛，必须经常总结实践经验，及时调整政策，逐步改革体制，才能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活力。只有改革才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重要动力。列宁从直接过渡到迂回过渡的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从否定市场到肯定“以市场为基础”的转变，就是生动的实例。列宁在临终前《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还郑重提出“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如果不实行这种改革……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列宁提出的改革方案包括实行党政分开，扩大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防止官员特权，强化人民对领导的监督，坚决克服官僚主义，根本改造国家机关，厉行法治等很多内容。后来斯大林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官员特权制、控制选举制等，使得苏联社会缺失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法治，使得政治制度的弊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以进行改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表面上批判斯大林的某些错误，实际上依然承袭斯大林的体制。总之，沙皇封建专制的深远影响以及对极权和特权的贪恋使得苏联几任领导人长期拒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死路一条，终于导致苏联灭亡，这种过度集权的体制被人民永远抛弃了。
第六，不发达国家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闭关自守，抱残守缺，理应对外开放，善于与发达国家和平共处，尽可能汲取发达国家的各种现代文明成果，又必须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污秽的侵袭。列宁于1918年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提纲中提出的名言公式是“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说到做到，良策兴邦。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伊始，就把国家资源和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引进资本、管理、技术、人才，以加速发展生产力，达到互利双赢。从1921―1926年度，苏维埃国家与外商签订合同达135项。1927年以后逐步减少。1929年斯大林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1930年苏联政府废除租让制法律。20世纪30年代苏联基本上是关起门来独自一国搞建设，与西方只保留有限的贸易关系。“二战”后社会主义已由一国扩展到欧亚十三国，苏联更是长期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处于冷战对峙状态。斯大林更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搞两个平行市场。随后苏联更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60年代美国带头掀起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新科技革命浪潮后，苏联愈益显得落后。到80年代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对西方转向开放，但是不重视引进先进科技与管理，多次屈服于西方的压力，不断退让，未能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到1991年终于垮台。实践证明，优胜劣汰，不开放或者开放后未能在发展科技和生产力方面迎头赶上，势必因滞后而被淘汰。
社会主义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建成，可以说是开路先锋的试验、试错进程。上述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三大矛盾和三大缺失，本来可以通过解放思想，百家争鸣，大致取得共识，既坚持又发展马列主义，既维护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取得体制内改革成功，革除旧模式、旧体制的弊病，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使社会主义经过凤凰涅？得到新生、永生。可是斯大林之后苏联几任领导人因迷恋极权与特权，沿袭旧模式、旧体制，一再延误改革开放。到80年代末苏联终于爆发经济、政治和民族三大危机。这时党内高层形成三派，分别提出三种对策：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保守派固守有严重弊病的苏联模式，拒不进行重大改革；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温和派要把党改为社会民主党，转向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要取消共产党，转向西方的自由主义。这三派三种对策方案都不能对症下药治好苏联的重病，最后终至苏联于1991年8~12月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可见苏联是自我葬送的，而不是被外敌灭亡的，也不单纯是被西方和平演变的。这令我想起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名篇中的警世恒言：“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所以他才认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这位大文豪颇有辩证唯物论思想，他能认识到人民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所以他才认为：楚、燕、齐、韩、赵、魏都是因为不关爱其人民未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而自灭的，而不是被秦国消灭的；秦国统一天下后，照样不关爱人民，所以最终也被人民联合起来推翻了；秦人来不及自我哀伤，却是由后世人去哀伤它，后人哀伤它而不引以为鉴，这就使得后世的人再哀伤现在的人。由此可见，当今切实明鉴苏联兴亡之道，是何等重要和紧迫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