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频发，社会思潮也极易走向极端，并酝酿出社会整体无法承受的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浪潮。改革开放30年，我们目睹了左右两翼意识形态的日益分裂、民族主义的此消彼长，以及网络世界中来自草根社会的近乎你死我活的斗争。伴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突发政治事件经常成为政治动员的导火索，并进一步深化原有的社会裂痕。当前，左右两翼思潮有进一步走向极端化的趋势，思想界在1989年后隐然成势的建设性保守主义和渐进改革的主张，眼下正被逐步边缘化；而打着各种旗号的民粹主义思潮正在潜滋暗长，令发展、稳定、改革这些转型期国家的最高利益遭受到潜在威胁。因此，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乎全社会整体利益的重大问题。
民粹主义，众说纷纭，且褒贬不一。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给民粹主义下一个简要的定义：民粹主义，就是体制边缘的大规模群众为自身利益，寻求跨越体制的魅力型领袖，彼此结合，而形成的特定社会情绪、思潮和运动。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民粹主义，既是一个激辩的社会话题，也是一种蔓延的社会情绪。作为社会情绪，特别是在一般采用匿名写作的互联网上，每逢突发事件，民粹主义情绪，常以灼人的温度，而引人瞩目。近年来，这种社会情绪正在向社会思潮、进而向社会运动的方向延伸，因此值得特别关注。
本文将简要说明民粹主义的含义、根源及前景，并对其做出辩证综合的评价。
俄国民粹派与一般民粹主义
中国人最初熟悉的民粹主义，是19世纪俄国的政治派别“民粹派”。民粹派（народник）为俄文的意译，原指“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人”。民粹派主要由平民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信奉人民，认为人民即真理，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民粹派称自己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巴枯宁语，见《俄国民粹派文选》），他们批判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相信传统互助经济形式“米尔（村社）”是未来社会主义的胚胎，俄国可绕过罪恶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在村社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1870年代，民粹派发起“到民间去”运动，读书人换上农民的衣装，深入乡村，解救人民的苦难。然而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大多数农民对沙皇保持忠诚，甚至把民粹派分子视为国家的敌人。由于民众的冷漠和体制的镇压，民粹派运动很快归于失败。
民粹派对俄国资本主义前景的忧虑，有其深刻依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果之一，是迅速造成贫富分化，使大量弱势群众沉淀在体制边缘，或者说，被逐出体制。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其宗主国与海外殖民地之间往往隔山阻海，其资本原始积累的代价，很大程度可由海外殖民地人民来承担。与这种西欧模式不同，沙皇俄国是一个统一的广袤帝国，其臣民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内部。如果资本原始积累充分展开，则大量人口将被甩出现代化进程之外，从而造成社会严重分裂，形成民粹主义运动的土壤。18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上述过程尚未发生，民粹主义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尽管民粹派知识分子鼓动宣传，却并未形成大规模民众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俄国民粹派可以说是一种“早夭”的民粹主义，是后来严格意义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前史”。
与俄国民粹派不同，1890年代美国的人民党运动、20世纪40~50年代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新世纪以来法国的国民阵线等，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populism）。这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聚集在体制边缘的广大弱势群众，以其自身即人民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他们为统一意志、表达诉求，总是要寻找超越体制的魅力型领袖，作为其政治代表和符号；两种力量结合，形成巨大的合力，冲决、瓦解、颠覆现存权力秩序和利益格局。这两个方面，大规模群众与魅力型领袖，是理解民粹主义的关键。
乌合之众与卡里斯玛
民粹主义，总是受到精英阶层的各种指责，所谓仇富、非理性、反现代化、暴力倾向，等等。其实，问题不在于民粹主义是否具有这些“缺点”，问题在于，究竟是谁，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民粹化”，制造了一个日益庞大的底层？是哪个利益集团，造成大量弱势群众日益脱离社会主流生活，在体制边缘沉淀、汇聚，并积累、激化怨恨、愤怒的情绪？如果社会结构的“民粹化”过程不被扭转，社会情绪由量变到质变，进一步升级为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就只是时间问题。也就是说，先有社会结构的“民粹化”，然后才会有社会情绪、思潮、运动层面的民粹主义。假如一个社会的确是由中产阶级居主流、占主导，形成所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那么，即使出现某种民粹主义的情绪和言论，由于缺少足够的社会基础，也断不会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精英们在责骂民粹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孰为因，孰为果，切不可本末倒置。
民粹主义一定是剧烈的社会变动期、转型期的产物，观察近代以来的全球历史，无不如此。相反，停滞的社会，即使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例如中世纪的欧洲或实行种姓制的印度，尽管也存在一个庞大的底层，但由于各安其分，各司其守，并不会发生民粹主义运动。只有在社会变动期、转型期，财富资源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弱势群众在被剥夺的同时，权利意识也随之觉醒。这时，民粹主义便呼之欲出了。
但是，在社会博弈的力量格局中，被体制所剥夺、排斥的广大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处于明显弱势，缺少组织、财政、信息等资源，不啻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由于天然的反精英、反科层制的倾向，难以自动组织起来。因此，为摆脱弱势地位，成为合格的博弈者，弱势群众只有寻找有力量的同盟者。这种寻找，实际上，就是一种时代的召唤。另一方面，既然占据体制内的都是对立面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同盟者，就不可能是体制的一部分——事实上，他往往是一个具有特殊禀赋的“个人”，即有超凡魅力、才能和领袖气质的“个人”，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卡里斯玛”（魅力型领袖）。这样的领袖，可能崛起于体制之外，也可能脱颖于体制之内，但他决不代表既得利益集团，而天然地反对精英主义及其组织化的形式科层制，从而必然是超越体制的。
乌合之众与卡里斯玛相结合，民粹主义的要素就算齐备了。
民粹主义的两种前景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古代中国相当特殊，自秦以后，大多数时候，市场化程度一直比较高。例如，农耕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辛弃疾语），即可以自由买卖。因此，中国历史上经常大量产生变卖土地、从而脱离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进而成为流民，流民造反，王朝倾覆，历史周期性循环往复。在各大文明中，只有中国，农民起义罕见地频繁，这绝非偶然，而与市场化程度较高这一基本国情直接相关。由此，也造成民粹主义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有其深厚土壤，形成悠久传统。这一传统，遇到适当的机会一定会被激活。
中国始于1992年冬春之交的，市场化改革导致急剧的社会变动，造成迅速的社会分化。到1990年代末，一方面，乡镇企业陷入困境，大多由集体所有制改为私营企业，造成农村贫富分化严重；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导致职工大规模下岗，形成庞大的城市贫民阶层。社会学家孙立平借用一位法国学者的比喻，把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过程看作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这种严重的分化和断裂，是当时“新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时至今日，这个市场化进程总体上并未逆转。社会结构的“民粹化”导致民粹主义的社会情绪日益积累和激化，成为时代的隐忧。从历史看，民粹主义运动的前景无非是两个：或者溃败，或者被改造。溃败很简单，“乌合之众”由于缺少严密的组织，因而无法追求理性的目标，也无法完成周密的计划，执行审慎的策略，最终一定会脱离“卡里斯玛”的引导，而陷入混乱。“文革”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当群众运动按照其内在规律展开的时候，总是激情淹没理智，短期利益掩盖长远利益，最后很难避免溃乱的结局。
被改造的情况复杂一些，还是举毛泽东的例子。1920年代的工农运动，之所以避免了溃败的命运，是由于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赋予了原本是乌合之众的底层工农以主义、制度、纪律，用“支部建在连上”等一系列措施，使之完成了组织化过程。实际上，所谓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谓民主集中制，都是领袖、精英与群众良性互动的实例。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而“文革”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民粹式的群众运动未能实现有效的组织化。
简要的评价
民粹主义是启蒙运动的遗产，只有“人生而平等”这一启蒙主义的观念确立之后，民粹主义才有其正当性。与之对比，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十分明显。因为自西周封建制瓦解之后，“均贫富”（晏子）、“民重君轻”（孟子）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在这方面，民粹主义的进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又是对社会严重不公的征候式的反映，是被动的、自发的、盲目的，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
当然，我们不应过多地指责民粹主义，因为它毕竟只是一种社会征候。重要的是寻找和消除其社会症结，即对广大弱势群众的剥夺。只有除掉这个社会根源，民粹主义才能真正被杜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