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之前，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以农养政，以农养兵，以农养城，以农养国，国家机器的运转靠的就是农业税收。而农业每次发生质的飞跃，关键取决于种子的革命，就中国而言，是小麦、优质稻和玉米、地瓜等品种的引入，使中国农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种子革命是农业社会经济繁盛的源头。
夏商时代，中国人吃的是粟，即小米，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狗尾巴草的种子。以小米为主食，国家储粮也是粟，祭祀也是献上粟作为贡品。小米饭就相当于今天的白馒头。但粟产量不高，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需要寻找一种产量较高、能稳定种植的品种。
这时，小麦便闪亮登场。商代时小麦自西亚传入，但人们尚不习惯，不知它可以做多种食品，营养也比小米丰富，口感又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摸索出它的这些特性，逐步扩大种植。到战国时代，小麦已经成为国家储备的主要粮食。近年考古发现，当时人们就能做出一米多长的面条。“六王毕，四海一”，秦统一六国，主要是秦占据关中，而关中地区盛产小麦，国家有足够的粮食。
汉朝的文景之治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史书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除了与民休息、减免农业税外，主要得益于小麦的广泛种植。
随着农民大量的垦荒种植，光热、水土条件、干湿气候等自然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出现土地沙化盐碱化，使小麦产量逐渐下降，一遇灾年，民不聊生，揭竿起义。中国历史上农民大起义几乎都发生在小麦主产区。西汉末年赤眉起义发生在山东江苏交界处，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发生在河南洛阳，唐末黄巢大起义发生在山东，元末红巾大起义发生在安徽阜阳，明末李自成起义发生在陕西米脂，这些起义的导火线各不相同，但都与饥荒年景粮食不够吃有关。
唐代是小麦种植最鼎盛的时代。贞观之治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盛世，主要是经过长期的战乱后，唐王朝在和平时代利用开疆拓土的广大地域，积极扩大小麦种植面积，使经济获得爆发式增长。到唐天宝年间，人均占有粮食700斤，和今天我们人均占有量一样。杜甫：“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但连年耕种，土地质量锐减，盐碱沙化严重。粮食产量下滑逐步造成国家粮食危机。
就像小米在商代无力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一样，小麦到唐代后期也越来越无力养活中国人，社会动荡不安，先后出现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到宋朝初年，一种优良的水稻品种占城稻，传入中国。占城稻高产、早熟、耐旱，生长期短。占城稻的引入，是当时中国南方的一场种子革命。中国南方的先民们对水稻的栽培并不陌生。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江南水乡，以打渔、采藕、捉虾、捕蟹为生，天天吃海鲜，懒得去大面积栽种费力费时的水稻，只是搞一点够吃就行了。多余的稻米就用于发酵做米酒，自得其乐。
当占城稻被泉州商人从东南亚带到福建泉州后，农民发现，它不仅高产，还可以稻麦复种轮作，一年可收两茬，单位亩产大大增加（当时南方水稻亩产约353市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于是占城稻迅速扩散到长江流域和中国南方，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7.2亿亩，江南地区也因此确立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优秀稻种的引入，进而激发了整个宋朝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有三大产生在宋代。宋代当时企业规模之大，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GDP占到了世界的一半，是真正的超级大国。12世纪，浦江边上就有10座油井在生产，开采石油比西方早得多。研究表明，在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700年后欧洲除了俄国以外的总量；在11-12世纪，中国的煤铁产量甚至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还要多。北宋京城汴京，当时有100多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70%以上。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的繁盛景象。有人测算，公元1000年时，汴京农民工的一年收入折成大米，再按2009年大米价钱折算，相当于年收入3200美元，正好等于我们2008年的人均GDP。那个画《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就是一个山东诸城的农民工。
虽然金兵屡犯南宋，但都城临安“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一派升平景象。南宋能偏安一隅，金兵屡攻不下，与江南优质稻的引进使粮食产量大增密切相关。水稻品种的革命为中国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南方粮仓。自宋以后，无论北方如何动荡、外族如何入侵，南方的粮仓地位一直安如泰山。大运河的开凿又为南北交流提供了便利，南粮北运使宋以后的王朝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得以延缓寿命。明朝在京杭大运河中从南向北运粮的漕船达9000多艘，清朝每年从南方征收北运的漕粮多达400万石。
中国人口的暴涨，发生在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三大盛事的康乾盛世。据史料记载，汉代人口约5000万，宋明时代四五千万人，清朝初年中国人口才开始按亿计算，但100年后的康雍乾时代，一下子猛增到3亿多人。按照明末清初的粮食产量只能养活1亿人，100年里人口翻了两番，用什么来养活他们，这又是一场种子革命的功劳。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仅改变了欧洲，也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美洲的一些农作物新品种不断传入中国，使中国经济社会注入新的发展活力，为人口暴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种子是玉米、地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烟草等，它们在中国大地上逐渐流行开来，尤其是玉米、地瓜，不论什么样的水土条件都能生长，适应能力很强，大量的无地农民开垦荒山、坡地，种上玉米、地瓜等，收获的产品足以养家糊口。在吃饭不成问题的情况下，多子多福的观念自然导致人口大幅增长。
种子是万物之源，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从种子开始不断发展进化的。中国人历来就有“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命题，其实这就是一个关于种子起源的哲学命题，它所追溯的问题就是谁是种子的源头。
种子革命是生物进化的源头革命，它带来的巨大效应是根本性的。到2011年10月，地球人口已突破70亿，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只有60多年，中国人口已经由4亿多猛增到13亿多，增长两倍多。地球人口的暴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催生发生在各种农作物及家畜家禽领域里的一场场种子革命，使人们的食物产量激增。食物的充裕，拓展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使人口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得以快速繁衍。现在世界每年生产的粮食21-22亿吨，足够养活120亿人。但是一个新的命题又摆在人们面前，过去只有人吃粮，动物吃草不吃粮，今天的粮食，除了供人吃、饲养动物，还有很多都喂了机器。美国2010年有1.4亿吨玉米用于乙醇燃料生产，汽车加满一箱油需要200公斤玉米，差不多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尽管转基因粮食高产，但机器的血盆大口是无法满足的，它的需求越来越无止境。人、畜、车三方争粮的时代已经到来。种子革命的步伐在人畜车三方大战中必须加快，不然人类社会的发展将难以为继。交通、通讯的高度发达，使地球上物种交流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该交流的差不多都交流了，像小麦、水稻、玉米、地瓜那样靠引进种子产生的革命性变革已经没有了可能，剩下的只有通过不断深化品种研发来实现种子革命了。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种业发展迅速，全国已有400多家种子科研机构、10多万种子科研人才。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成功培育了杂交水稻、矮杆化小麦，改革开放以来又成功培育了超级杂交稻、紧凑型玉米、优质小麦、转基因抗虫棉、双低油菜等一大批优良品种，有些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农作物品种已经更换了6-7次，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由建国初期的不足0.1%提高到目前的96%，商品种子供应率已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30%提高到目前的60%，小麦由过去农民自留种发展到目前近70%的商品供种。全国“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已增加到90多家，有8家种子企业成功上市。1949年到2010年间，我国粮食单产提高了3.8倍，总产增加了3.8倍，连续突破3亿吨、4亿吨、5亿吨大关；棉花单产提高了6.7倍，总产增加了12.4倍；油料单产提高了2.8倍，总产增加了11.6倍。但是，我国现有持证种子经营企业8700多家，70%是小企业，99%的企业没有研发能力，前10家企业种子市场份额仅占13%，而美国有1100多家种子企业，90%以上的新品种来自企业，仅孟山都和杜邦先锋2家企业就占据美国玉米种子市场的60%以上的份额。我国种业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格局，导致缺乏创新力、聚合力和核心竞争力。
长期以来，种子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作用之大，远未被人们提到应有的高度去认识。进入新世纪，我国逐步加强对种业发展的法律政策力度，200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1年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号）的文件，把农作物种业提到“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的高度加以部署。这是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的重大机遇。目前，我国种业已发展成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业市场，常年用量在300亿公斤左右，价值达500亿元左右，待开发市场潜力巨大。
在动物界，荷兰科学家已经通过干细胞的培植就可以生产出猪牛羊肉，他们测算只需要两个月时间，10个干细胞就可以培植出5万吨牛肉，2009年猪肉的生产已经成熟，不出一年牛肉的生产就可以实现商品化。这是动物界的种子革命，省略了活体饲养的全过程。植物界的种子革命该会出现怎样一种状况，目前还不得而知。这种种子革命现象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很难看清。但是，突变式的发展已经成为现实。
当今世界科技的竞争主要是三大前沿科技：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各国新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有优劣，唯独生物技术差距甚大。发达国家利用生物技术大搞种业革命，力图控制他国种子资源，一些国家的种子已经被殖民化，中国最大的蔬菜基地山东寿光的种子，90%以上为国外企业垄断。一个国家一旦种子被殖民化，其危害恐怕比输入鸦片还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比用枪炮攻城略地的效果来得更广、更深、更久。因此，种业的发展必须上升到国家意志、国家理念、国家战略的高度去谋划布局。
全世界农业科学家都在大搞杂交种子、转基因种子，常规种子的培育很少有人问津，原生态的种子更是已近绝迹。常规种子可连续种植3-4年，杂交种子、转基因种子只能种一年。制种垄断为种子产业带来的利润不可估量。常规种子种得好产量并不一定低于杂交种子，且农药、化肥施用量可降低20%，重要的是它具有延续性、原生态性。建立常规种子基地、种子仓储已经是人类共同的命题，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更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不然，原生态的种子基因很快便在杂交中消亡。这是物种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为人类留下几粒真实的农作物种子应该成为农业科学家的新追求。
早在上个世纪，人类就开始了对种子的高度关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已有四分之三的粮食品种在上个世纪就已消失，粮食品种的多样性已陷入一个大麻烦。为保护粮食品种的多样性，有人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献身于此。俄罗斯植物学家尼可莱·瓦维洛夫曾走遍五大洲，收集无数罕见的粮食品种和野生谷物。他旗下一家位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研究会专门负责收藏他收集的各类种子40万份，这就是最著名的全世界第一家“种子银行”。但1941年，列宁格勒战役爆发，苏联官员只顾转移冬宫的艺术品，没人关注这座事关人类生存的“种子银行”。希特勒则组织一支特别行动队去抢掠这些种子，研究会的一批科学家闻风迅速将他们藏匿，并轮班守护，直到饿死在这堆种子旁，九名负责守护的科学家一粒都不肯吃。而十分荒唐的是，瓦维洛夫搜集种子的行为却被当局斥为“资产阶级科学”。这位一生致力于解决人类饥荒问题的科学家最终却没能解决自己的饥饿，被活活饿死在一个集中营里。这是他个人的惨剧，更是人类的悲剧。好在人类今天已经觉醒，2008年冬天，在挪威斯瓦巴尔群岛距北极点1100多公里的永冻土上，藏有一亿粒来自世界各地的农作物种子的保险库已经建成。全球农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会负责人称，即便地球经历巨变、核战争或恐怖主义袭击，这个“种子银行”也能让人类在地球上重新建立农业生产，这是为地球农业购买的一份保险单，也是献给全人类的礼物。
法国著名科学家法布尔有一句名言：“历史赞美把人们引向死亡的战场，却不屑于讲述人们赖以生存的麦田。历史清楚地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名字，却不愿意告诉人们麦子是从哪里来的。这正是人类的愚蠢之处。”历史是人民写的，但记载历史的书却是知识分子写的，我们的历史粗犷到只有“好人”“坏人”和成为“好人”“坏人”的所谓大事件构成，这更是人类的大悲哀。我们不应再让这种愚蠢和悲哀再延续下去。
一位名人说过：“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一个品种可以改变一个民族”。一粒种子也可以繁荣一个时代。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改变世界的种子革命现象，今天，我们期待着那粒能够改变世界的新种子早日问世。历史应该让那粒能够改变世界的种子永远彪炳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