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一个“声名远播却不被深入了解的人”---哲学家莱齐克·克拉克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生平与著作。
我可能让自己出洋相了。但是那样的话，人们总是可以用某种辩证法摆脱尴尬。当然，我这样描述我的立场无论怎么说都是正确的。---马克思1857年写给恩格斯的信
社会主义首先就意味着把一切都记录在案。——列宁 1917年
要么旅行，要么读书， 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帕斯卡《思想录》（Pensées）
哲学家莱齐克·克拉克夫斯基1927年出生于波兰东部的拉多姆（Radom），现在已经将近八十岁了。他的一生可真丰富。当纳粹攻入波兰的时候，他还是个12岁的孩子。他在《种族屠杀和意识形态》(1978)）中写到“我记得华沙贫民窟被摧毁的场景，我是从外面看见的；我生活在波兰人中间，他们积极帮助犹太人，每天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挽救那些能够从地狱中救出的少数人。”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人在反对法西斯，不是吗？（是吗？）他在华沙学习和讲授哲学，同时也在编辑一本学术期刊。
成熟产生怀疑；怀疑产生批判；而批判在苏联控制下的波兰是一种危险的商品。1954年，克拉克夫斯基被控“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真的，太真实了）1966年，因为发表纪念“十月和解”十周年的演讲，他被正式驱逐出党。国家控制下的媒体发起了对这个叛徒的一系列攻击。他因为“在年轻人中间鼓动与国家的官方立场相反的看法”而被撤销大学系主任的职务，到了1968年被迫流亡海外。其著作迅速遭到禁止，到1981年前，他的名字既不能被提及也不会被官方引用。离开波兰后，克拉克夫斯基在西方几所大学任教，包括麦基尔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十多年里，他一直是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成员）、牛津大学（他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在1980年代，他帮助和支持了作为帮助波兰摆脱共产党压迫者的工具的团结工会运动。
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有次在谈及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时说，他是“声名远播却不被深入了解的人”。类似的话可以用在克拉克夫斯基身上。学术界没有哪个人比克拉克夫斯基的名气更大。他赢得了一系列闪光的荣誉和奖励，笔者随便举出美国一流奖项的若干例子如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hip，所谓的天才奖，奖励在持续进行创造性工作方面显示出非凡能力和前途“的人）、杰斐逊奖，2003年”人文科学终身成就奖“的第一个克鲁格奖（Kluge Prize），除了荣誉外还有一百万美元奖金。
克拉克夫斯基的著作集同样丰富多彩和出类拔萃，包括剧本、道德和神学故事、众多的著作和文章，内容涉及教会牧师、法国哲学家帕斯卡、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英国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世俗时代的宗教命运和世俗主义的前景，即一种被顽固地执着于宗教偏见的动物---像人属的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控制下的社会。首先，克拉克夫斯基或许被认为是坚决反对极权主义而闻名的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杀戮遗产的耐心调查的高潮是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潮流》（英文版1978年），它在哲学和政治幻灭类重要图书馆中占据了令人骄傲的地位。
但是，如果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掩盖了克拉克夫斯基的最突出天赋就太不公平了。我说的是他的幽默。请看这篇文章的标题：“对海德格尔评论尼采对据说是对黑格尔的否定性力量的评论的评论的评论。”这种夸张的假学术性标题清晰地把克拉克夫斯基推入到一个严肃的观点上去。在1976年海德格尔去世后不久发表出来的他接受《镜报》的著名采访中，他竭力为自己与纳粹的纠缠辩护。其中，他暗示任何有耳朵能听见说话的人都知道他在论述尼采和权力意志的讲座中曾经批判纳粹政权。克拉克夫斯基注意到“听见这种批判或许需要比我的耳朵更敏感的耳朵。”事实上，他显示海德格尔在那些讲座中“躲躲闪闪地但清晰地”表达了对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承诺和支持。至于幽默的话题，笔者建议读者阅读他的书《天堂的钥匙：用来讲授和警告的圣经故事》。你永远不会认为约伯（Job）的故事（或者诺亚（Noah）的故事（创世记第6-9章），罗得的妻子（Lot‘s wife创世记19：23-26）， 亚伯拉罕（Abraham）和撒拉（Sarah）夫妇（希伯来书11：8-22）和或者兄弟俩雅各（Jacob）和以扫（Esau创世记 25：29-34-译注）表达了同样的含义。（在天堂的最高层矗立着一个高雅的酒吧，耶和华不愿意听取侦察员的报告。）
但是，虽然地位突出，克拉克夫斯基至少在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成为大明星的令人怀疑的嘉奖。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名气更大，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等人进一步拓展了思想界的食物链。克拉克夫斯基置身于另外一种优秀序列。去年出版的哲学文集《斯宾诺莎的两只眼》[1]和即将出版的《我关于一切的正确看法》[2]（另一本文集）和修订版《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潮流》[3]提供了一个让我们见识这位思想深刻文笔清新的杰出思想家的成就的好机会。
或许，首先应该说的是新版《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潮流》是它向那些背部虚弱、手腕娇嫩的人展现出的危险。当牛津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英文版时，该书有三大卷。诺顿（Norton）出版社选择出超大号版本，向我们提供了一本巨大又笨重的书。我猜想这样出版可能更便宜些，但读者使用起来也变得更困难。
据我所知，除了添加一篇短小的序言之外，该文本并没有变化。这篇序言虽然只有几页长，但在三个方面都非常重要。它直截了当地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教义通过呼吁废除私有财产和把市场多少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其实提供了“一个把人类社会变成大集中营的好蓝图”---这也是本书的主题。（克拉克夫斯基在其他地方说过“废除市场就意味着创造一个古拉格社会”。）克拉克夫斯基也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虽然苏联垮台了，但马克思主义仍然值得认真研究，这不非仅仅因为其理想和渴望继续渗透在各种乌托邦计划者的梦想之中。（你无需到中国或古巴，只要看看欧盟威权主义越来越红的面孔即可）而且，正如克拉克夫斯基在《我对一切的正确看法》的绪论中所说：
共产主义不是少数疯子的疯狂幻想，也不是人类愚蠢或卑鄙的产物；它是20世纪历史的真正组成部分，如果不理解共产主义，我们就不能理解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是“人类的愚蠢”或“人性的堕落”而将其抛弃。这个场景比我们对它的诅咒要强大得多。它可能死灰复燃。
最后，克拉克夫斯基的新序言包含了有关这本书出版历史的精彩描述。它是在1968年到1976年用波兰语写成的，“当时在波兰出版只能是个梦想，”《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潮流》三卷本最初是1976-78年由文学研究院（the Institut Littéraire）在巴黎出版，在波兰秘密发行的。到了2000年之后才合法出版。在此期间，该书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很多语言。但在法语版中只出版了前两卷，讲述了到列宁去世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的故事。讲述斯大林主义及其同素异形体如新左派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萨特（Sartre）的第三卷的法语译本还没有完成。为什么？克拉克夫斯基猜测，或许因为它的出版“激起法国左派的愤怒，出版商不愿意冒这个风险。”笔者希望某些具有公共精神的人出版法语版，我们可以做个试验。
哲学家大卫·斯托福（David Stove）曾经说过“作为思想议程上的一项内容，马克思主义几乎就是一个笑话。就像贩毒一样，马克思主义是个可怕的社会和警察问题。就像伊斯兰极端主义一样，它也是令人恐惧的政治问题。但是，正如贩毒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不是思想问题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思想问题。”克拉克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潮流》中花费了1500页的篇幅和更多文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其起源、演变过程以及令人恐怖的大屠杀。在《我对一切的正确看法》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1995）中，他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称为“一个思想深刻、学问渊博、文笔优秀的德语作家”（我忍不住想加上一句，“优秀的”其实是好坏参半的东西，《共产党宣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笔固然不错，但是你能看进去《资本论》或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吗？）
但是，我猜想克拉克夫斯基不大会同意斯托福的观点。他没有认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现象。相反，他认真看待它是把它作为人类精神探索的产物。这让他参与到复杂的历史行程之中。为了寻找辩证法的来源，克拉克夫斯基带领读者回顾了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的“救恩论”（the soteriology of Plotinus）所提供的高尚道德优势，正是这一点促成圣人向信徒保证“从前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克拉克夫斯基描述马克思对无产者和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时候，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牧师（Meister Eckhart）和库萨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usa最后一位著名的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现代科学的前驱---译注）的形象越来越大。准确地说，他没有假定马克思主义无过错或无罪，但是他确实假设了耐心审查的好处和最高程度的历史智慧。
这种审查的结果是毁灭性的。虽然它假装是“科学”（或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伪装的最怪异方面，或许是恩格斯坚持社会法则像地质沉积一样具有客观性），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解或者预测社会的工具已经证明是完全贫瘠和空洞。正如克拉克夫斯基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没有用。只不过它的用途被完全局限在提供“用来为共产主义的合理性辩护的一套口号，一面宣传共产主义的荣耀，一面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奴隶制。”
马克思的主要预测全都错了。他说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社会将遭遇螺旋式的阶级两极化和中产阶级的消失。任何有幸享受市场经济成果的社会都显示马克思是错的。他预测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越来越贫困化。（实际上，他没有仅仅预测到它将发生，多亏了黑格尔，他还预测到它不可避免地必然发生！）结果却正好相反。确实，正如克拉克夫斯基注意到的“在《资本论》的第二版，马克思更新了众多统计数据和数字，但是与工人工资有关的数据没有更改，那些数字如果更新的话，就与其理论自相矛盾了。”
马克思进一步预测无产者的革命不可避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动力。拿掉无产者的革命，你将使理论中立化。但是并没有无产者的革命。正如克拉克夫斯基指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预测没有任何关系。它的驱动力不是产业工人和资本的冲突，而是被那些没有社会主义内容更没有共产主义内容的口号冲昏了头脑：和平以及为农民争取土地。”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受约束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地挤压利润空间：最终，整个经济将很快陷入停顿，资本主义将会崩溃。但是，看看马克思著作150年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空间消失了吗？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将阻碍技术进步：结果正好相反。
不，马克思主义一直是错的，理论出错是可能的。痴迷于“人类的自我神格化（self-deification）”，它继续拥有证据证明克拉克夫斯基所说的“人类枷锁的滑稽一面”。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成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的像道德猫薄荷（catnip一种草本植物，闻上去非常清凉，是一种可以让猫咪疯狂和开心的东西）而不是服务于本来打算帮助的工人阶级呢？其迷人的简单化是部分原因。克拉克夫斯基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在受教育者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这个事实，其简化形式通俗易懂。”马克思主义就像弗洛伊德主义、达尔文主义或黑格尔主义是“一把钥匙开天下锁”的哲学。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看作简单的管理一切的过程运作，因而给人一种幻觉，以为找到了普遍性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也强有力地谈到人类永不满足的乌托邦冲动。资本主义社会是多么不完美啊：产生了多少冲突，有多少欲望没有得到满足。难道我们不能想象一个超越了紧张和冲突的世界吗？在这里我们可以实现最大的潜力，没有竞争、没有短缺、没有贫困。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它，但是’乌托邦‘就意味着“不存在的地方”并非没有道理。克拉克夫斯基显示马克思主义强有力地谈到那些没有实现的和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梦想。他写道，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最伟大的幻想”，这并非因为它提供了更美好的生活而是因为它搔到了人们显然无法消除的精神渴望的痒处。
马克思主义获得的影响力远非其科学性特征的证明或者结果，而几乎完全是由于其预言性的、幻想性的、非理性的因素。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盲目信心的教义，人人满意的天堂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几乎所有预言都已经证明是虚假的，但就像千禧年教派（chiliastic sects）中出现的情况一样，这并不妨碍信徒的精神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扮演了宗教的作用，其效应和信心具有宗教特征。但它是模仿的虚拟宗教，因为它呈现了作为科学体系的临时性末世论，宗教神话并不这样。
当然，马克思主义求助的不仅仅是人类的精神渴望，而且还涉及人类内心的暴徒本性。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如今，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名声都不好，但我们忘记了西方知识分子沉溺于这个大屠杀刽子手的浪漫情结。我们也往往忽略暴徒本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而非偶然性特征的事实。马克思谈及“无产阶级专政”。他说的“专政”是什么意思呢？列宁在1906年解释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因为担心这还不够具有威慑力，列宁补充了一个词“科学的”：“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在1917年，列宁有机会向全世界显示他的理论付诸实施后将变成什么样子。克拉克夫斯基观察到“他宣称了一个建立在地方政党组织和警察当局的体系，任何批评都被视为反革命，批评者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被处死。”因此，恐怖的重要性，至少是在自罗伯斯庇尔以来革命的乌托邦工程的内在组成部分谈及“美德及其衍生物恐怖”。列宁在1922年写到“法院一定无法禁止恐怖，但必须规范恐怖背后的动机，简单地说，将其合法化为一条没有任何伪饰的原则。”
但是，需要牢记的重要一点不是共产主义统治的残酷性，我们或许认为真正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是这样---而是其虚假性和对法律的蔑视。这是区分普通独裁与其他极权主义的关键。克拉克夫斯基注意到“法律或许提供对任何轻微犯罪的严厉处罚，但不一定是特别的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法律的特征在于它使用列宁的公式：那些表达’客观上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者将被处决。这意味着政府可以处死任何一个它选中的人。因为没有法律；不是说刑罚非常严厉，而是除了名字之外 法律根本就不存在。”
换句话说，共产党统治的随意性在于它是对生活实行整体控制的野心的共犯。列宁说社会主义首先即意味着“将一切都记录在案。”任何事情都要接受上面的管理，因为除了党的绝对命令（diktats），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将内在价值消解为绝对的权宜之计的窍门。对共产党人来说，没有不偏不倚的公正或无私，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拥有独立价值的东西。一切都没有内在价值，因为任何东西的价值都源于它对非人性的乌托邦机器的作用。
斯大林曾经感叹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但一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他没有补充说明的是对共产党人来说，根本就没有个人这回事。同样道理，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法律上或美学上，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判断。我们后现代文学批评家喜欢宣称“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内在价值、客观性、无私、公平、甚至真理。无论你选哪一个都是如此。这让人们陷入一种自我矛盾的虚无主义的缥缈幻境（cloud-cuckoo-land）。但是，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捷足先登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艺术和文学不是受自身成就法则指导的人类追求而是用来实现党的目标的工具，这个目标是随意性的，时刻在变化。列宁在1905年写道“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悉尼·胡克（Sidney Hook）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描述为“权威性的”。确实如此。在对思想史和普遍的人性的敏锐掌握方面，没有那本书能与本书媲美。克拉克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调查令人惊叹，他的准确描述涵盖了从圣经和希腊经过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网络到20世纪堡垒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走上邪路的精神和政治行程的整个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不仅是克拉克夫斯基的渊博学识而且是他的干净利落。读者可以从作者撷取精华的超强能力中大受裨益。本书的确是大部头著作，但若让其他作者来写，可能还要长得多。克拉克夫斯基的能力超群，他能一下子抓住并表达所讨论教义的基本特征。这无疑是天赋，当然也是艰巨劳动的证明，本书的写作不仅需要大量阅读而且需要消化吸收和综合。克拉克夫斯基展现给我们的不是他初步的想法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判断，他删掉了多余内容。任何一个阅读了这些严谨著作的人不仅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先驱，而且能掌握“经典”马克思主义教义的本质以及苏联、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左翼冲动的杂合性。比如在谈及1960年代无组织的新左派时，克拉克夫斯基注意到
虽然该运动的意识形态狂热不过是惯坏了的中产阶级子弟的哭哭啼啼和荒唐表达而已，虽然其中的极端主义者事实上与法西斯暴徒没有两样，但该运动无疑表达了深刻的信仰危机，他们失去了对几十年来激发民主社会的价值观的信心。学界年轻人的新左派爆发是因为沮丧而引起的攻击性运动，他们很容易从马克思主义口号如解放、革命、异化等中创造出自己的词汇。除此之外，其意识形态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共同性。它是没有工人阶级的“革命”；仇恨现代科技；崇拜原始社会，将其视为进步的源头；仇恨教育和专业化知识。
听起来熟悉？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学生首先必须学习思想和政治的病理学。除了其他成就之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还是病理学家的剪贴簿，也是残忍的常常变幻无常的扭曲的目录。克拉克夫斯基采取的途径总体上是描述性、诊断性的而非攻击性的，但是在有时候他会将争议性内容提高到致命影响的程度。《我对一切的正确看法》的同名文章是克拉克夫斯基对1973年汤普森（E. P. Thompson）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长达100页的“致克拉克夫斯基的公开信”的毁灭性的回击。汤普森著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兄弟情谊的虔诚崇敬的对象。他的“公开信”表达了他对克拉克夫斯基批判共产主义而感到的“伤害和背叛”的义愤填膺，是愤怒情感的宣泄。汤普森轻蔑地说“我们两个都是1956年共产主义修正论的支持者，两人都试图在社会主义传统内重新定位乌托邦的能量。”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克拉克夫斯基的回应是可能让古罗马史学的鼻祖老加图(cato the Elder，前234一前149年)感到自豪的万炮齐发。他先回顾了汤普森拒绝与罗伯特·塞西尔(1864～1958)，英国政治家（Robert Cecil）同桌吃饭的故事，因为此人曾在英国外交部工作。接着他说“啊，上帝保佑的天真！你和我，我们都在40年代和50年代积极参加各自的共产党，这意味着无论我们的高贵意图和令人着迷的无知（或拒绝摆脱无知）是什么，我们都利用自己有限的手段支持了一个邪恶的政权，它建立在大规模奴隶劳工和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警察恐怖的基础之上。你认为是否有很多人可能据此拒绝与我们同桌吃饭呢？”克拉克夫斯基引用这个故事让人想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段落：汤普森写到，“我自己的乌托邦”
两百年之前，将不像莫里斯（Morris）的“其他人的时代”。它将是一个“金钱价值”让位于“生命价值”（正如劳伦斯（D. H.Lawrence所说）或者“肉体”战争让位于“思想”战争（布莱克（Blake）所说）的世界。因为力量之源很容易获得，有些人或许选择生活在统一的社区之内，就像西多会修道院（Cistercian monasteries），它位于自然美景的中心，可以把农业、工业和思想的追求结合起来；其他人或许更喜欢都市生活的多样性和节奏，重新发现城市国家的某些品质；还有的人会更喜欢独居生活。许多人可能在三者之间交叉。学者们将基于巴黎、雅加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等不同学派的背景而争吵不休。
正如克拉克夫斯基注意到的，“这是非常好的社会主义文章的典范。这等于是说世界应该是美好的而不是糟糕的。”如果你能得到，当然好。但是，汤普森当然得不到，任何人也得不到。它不过是没有掺杂任何东西的胡扯，多愁善感的语调令人恶心，但因为对轻信的人具有吸引力而十分危险。汤普森梦想一个肉体战争让位于思想战争（劳伦斯和布莱克是他的英雄）的世界，但克拉克夫斯基认为这个梦想纯粹是乌托邦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不知道如何同时完成当今社会强加给我们的相互矛盾的任务。我们只能试图在这些任务中达成不确定的平衡，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无冲突的安全的社会蓝图。”
成为极权主义的解剖者也是要成为自由、许多迷惑人的赝品、及对自由的真诚渴望的鉴赏家。自由问题是克拉克夫斯基很多著作的核心，包括自由的诱惑力和从来没有实现但无法逃避的承诺。在《现代性的永久尝试》（1990）重印的“开放的社会的自我毒化”一文中，克拉克夫斯基详细解剖了冷战时期困扰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的二律背反，如今这个问题比以前更加紧迫，因为我们正在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一场可以说是道德战争。这个二律背反是：自由主义意味着对其他观点开放，即使那些观点的成功可能摧毁自由主义。对那些观点的宽容意味着自杀。而不宽容就背叛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开放性。
克拉克夫斯基说，我们自由的、多元的民主的生存不仅依靠机构的持续存在而且依靠“对自己价值的信念和捍卫这些信念的广泛意志”，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喜欢这个信念吗？我们拥有必须的意志吗？在这些问题上，陪审团还没有进来。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解决自由主义的二律背反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此一问题的一个好开端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个二律背反在日常生活中是个幻觉。自由社会珍视的“开放性”并非真空中的开放性，可以容纳所有观点：它并非真正的“价值中立”。它不需要实际上也不可能来者不拒。比如，美国民主为其公民提供了很大的言论自由，但这个自由空间并不等同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像任何社会一样，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特别的积极价值观基础上的，如法治、尊重个人、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等。也就是说，西方民主社会扎根于克拉克夫斯基说的“世界观”。该世界观的部分内容就是对开放性的承诺，但开放性不等于冷漠无情。
在《回到正统》（Orthodoxy）一书中，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鼓吹思想自由，但是他很聪明地注意到“有一种限制思想的思想。那是唯一应该阻止的思想。”我们的社会不同寻常地容纳多样的观点，尤其是那些敌视多样性理想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为了继续享受自由的好处，我们必须对那些利用自由却要消灭自由的运动说不。克拉克夫斯基写到“为了捍卫自身，多元主义者的秩序应该不停地大声地表达其基本价值观。在多元主义社会内，其基本原则的捍卫者和敌人并没有遭到同样程度的冷漠对待。这个事实没有什么令人吃惊或愤慨之处。”
让克拉克夫斯基对自由及其变幻无常的反思如此富有成效的部分原因是他明白人类自由内在地与承认自身的局限性联系在一起，最终涉及到对神圣内容的承认。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其著作的主旨。在《理性的异化》（1966）中，他批判实证主义是“巩固科学作为自足的活动的尝试，这将耗尽从智慧上修改这个世界的所有可能之法。”
在“人不能单靠理性生活”（1991）中，克拉克夫斯基认为“人类永远也没法摆脱对宗教性的自我认同的需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适应哪里？我为什么要负责？我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我如何面对死亡？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总体方面。宗教的需要不能被理性主义者的咒语逐出文化圈。人类不能单靠理性生活。”他显示，那些相信人类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技术解决的倾向是启蒙运动的不幸后果。他注意到，它来自“启蒙运动的最好方面，即反对不宽容、自满、迷信、不加批判地崇拜传统的斗争。
”人类生活的很多部分是不受人类修改或干预的约束的。矛盾的是，我们与不受限制的进步理想的结盟是危险的道德局限性，它与克拉克夫斯基所说的神圣性丧失密切相关。他写到“伴随着神圣性的丧失，”
产生了我们文明的最危险幻觉之一，即人类生活能够进行的改变是无限的，社会在“原则上”是可以无休止地灵活改变的，否认这种灵活性和这种实现完美的能力就等于否定人的绝对自主性，因而是否认人本身。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神圣性限制了亵渎神灵者能够获得的完美性。
这些话真是聪明得很，对当今热衷于技术进步，陶醉于克隆、基因工程、和其他普罗米修斯诱惑的人来说具有振聋发聩之效。如今，我们对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包括“开放性”、对自由理想的承诺、对其他文化的同情、对世界的深刻认识。毕竟，我们的世界观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克拉克夫斯基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对实质性价值观的事先承诺---既承认善的理想又承认恶的存在（同样重要），开放性将面临陷入真空困境的威胁。考虑到后苏联时期技术充斥的世界的时代特征，让克拉克夫斯基在未来几十年里仍然受到推崇的可能正是这种警告而不仅仅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英雄主义的解剖。
吴万伟/译
注释：
1. The Two Eyes of Spinoza: and Other Essays on Philosophers, by Leszek Kolakowski; St. Augustine’s Press, 311 pages, $32.
2. My Correct Views on Everything, by Leszek Kolakowski; St. Augustine’s Press, 368 pages, $32. Two essays in this collection appeared in The New Criterion: “Crime and Punishment” (November 1991) and “Leibniz and Job: The Metaphysics of Evil and the Experience of Evil” (December 2003).
3.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Founders, The Golden Age, The Breakdown, by Leszek Kolakowski; W. W. Norton, 1504 pages, $49.95.
作者简介：
罗杰·金巴尔（Roger Kimball），《新评论》编辑和出版人，（Encounter Books）出版社总裁和社长。最新著作是《永恒性的财富：遗忘时代的文化和无政府状态》（即将由圣奥古斯丁出版社出版）。
译自：Leszek Kolakowski & the anatomy of totalitarianism by Roger Kimball
http://www.newcriterion.com/articles.cfm/Leszek-Kolakowski---the-anatomy-of-totalitarianism-1063
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克拉克夫斯基的文章“上帝幸福吗？”《正来学堂》http://dzl.ias.fudan.edu.cn/ShowArticle.aspx?ID=17561 ---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