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有两个关键时刻，一个是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获得共产党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另一个是1942年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从此登上意识形态权威宝座。这两个转折恰恰和马列主义实现结构性改变过程相一致。马列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意识形态，经典作家早已作了详细论证，最早接受它、宣传它的又是新文化运动中生活在城市的新知识分子。因此，它的理论描威不是洋人就是新文化运动领袖或共产国际的代宫人。由他们对马列主义作一种适合中国典民革命需要的结构性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
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必须通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才能完成。第一步是一连串残酷的失败对共产党早期意识形态权威和共产国际代言人进行淘汰，只有那些了解农村，懂得如何组织农民的领导成员才得以生存，并逐步获得党的领导权。但此时他们虽掌握权力，但其政治主张只在经验上被承认.还不能成为全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共产党声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过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第一次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它要求党员在"主要省份"实现总暴动。惨重的失败结束了瞿秋白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地位。第二次是李立三根据共产国际指导提出城市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数省胜利，结果李立三随着城市革命破产结束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第三次路线错误的替罪羊则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王明和博古，他们必须为丧失农村革命根据地负责。这三次路线错误表明，虽然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者，但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确认在农村建党和与村包围城市的重要性，它导致惨重失败，甚至把共产党推到濒于毁灭的边缘。最后，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出来挽救困局。这一过程本身极有象征性，从中可以明显看到一种选择机制：那些根据马列经典来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家一个个被淘汰，成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者，而熟悉农村、主张用类似农民起义方式搞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人则适者生存，并取而代之。
列宁主义政党的权威来源于意识形态，党领袖不具备意识形态号召力时，权威的地位是不稳固的。遵义会议中凯丰就批评毛泽东说："你懂得甚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熟悉农村和农民的领袖虽获得实际领导权，但每当某些精通马列经典的人物依靠其理论上的说服力或共产国际的支持成为党的意识形态权威时，其领袖地位马上就受到挑战。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凭自己代表正统意织形态的地位影响党中央，在差不多半年多时间内，在遵义会议凭实力上来的毛泽东立即有失去权力的危险。为此，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说过："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在其活着时候就有可能被打倒。"于是，毛泽东在掌握党的实际权力之后，便开始用政治力里左右意识形态斗争，迫使马列主义改变其结构。在权力干预下，中国农民革命的经验和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入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党内实际政治斗争如何促使意识形态变化之前，先考察一下马列主义基本结构必须实现哪些转变才能系统地把农民革命经验纳入意识形态。我们在第五章指出，尽管新知识分子选择马列主义是基于逆反价值与传统深层结构之结合，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立足却是基于整体反传统思潮的。因此，将中国农民文化以及典民革命经验纳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是和五四整体反传统主义有结构性冲突的。
因此当逆反价值仍占主导地位时，传统内容明目张胆地进入意识形态仍是不可能的。当时，基于科学主义和整体反传统主义，共产党内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之理解，一直抱有知识主义之心态。即认为马列主义是一种外来知识真理。党内意识形态权威首先要有知识，读过许多马列著作，才能算稍通理论。当革命理论不能从马列体系中导出，或它本身不具备知识上的系统性和说服力，就不承认它是马列主义的发展，至多视为某种操作经验而已。在正统理论家心目中，农民革命的经验和策略再有效，都只是挟隘经验论。登不上理论的大雅之堂。因此，马列主义实现结构性改变必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放弃知识中心主"重新回到类似于传统意识形态的伦理中心主义；二是改变整体反传统主义心态，否则农民革命正确的策略、中国传统文化中用来组织各级政权的泛道德主义等内容，都会视为和马列主义相对立而不能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例如，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根据地时，许多人在《革命与战争》刊物上就批评毛泽东把孙子兵法运用到指导无产阶级斗争，认为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不可能结合。他们论证道："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
其实，到三十年代末，放弃马列主义的知识中心论和整体反传统主义的条件差不多已经具备。在长达十几年的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立场中心主义渐渐占了主导地位。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党员不是被严酷的战争淘汰，就是被无情的政治斗争所改造，人们原有那种对马列主义的知识真理中心心态慢慢消失，愈来愈多的党员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有具备无产阶级立场后才能掌握。随着党的干部中知识分子比例日益减少、文化程度不断下降，轻视经典和书本知识，以及重视经验、直观感觉的倾向就愈来愈明显。农民革命家已可以否定五四的逆反价值，把马列主义变成一个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意识形熊。
从1937年前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抗大一系列演讲和相应的文章中，我们已明显看到，他们力图把道德理想主义作为对马列主义解释的基础。刘少奇基于共产党人的立场中心主义，系统地提出如何才能成为马列主义者的逻辑。根据他的立场决定论，一个人只有纯化无产阶级立场，才能理解马列主义。他巧妙地把无产阶级立场和个人道德品质划了等号。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必须成为马、恩、列、斯这些伟大革命导师的小学生，学习他们崇高的品质。但经典作家的道德品质是甚么？这是马列主义中很少谈及、甚至根本不相干的束西，刘少奇就把中国人谙熟的儒家道德修炼引了进来，提出成为合格的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条件是去实行道德纯化之修身。马列主义由知识中心论再次返冋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就是我们所谓的马列主义的儒家化。
在道德伦理与知识的关系上否定新文化运动成果之同时，书本知识与直观经验的关系上也出现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在科学主义心态中，中国知识分子把当时科学知识等同于直观理性之常识位罝，虽在深层结构上仍是传统的，但五四知识分子普遍重视书本和西方引进的知识，人们不可能把经验常识看得比书本上的科学知识更里要。毛泽东在三十年代末一系列哲学著作中开始反对这一新文化运动之成果。在《实践论》中，他再次把个人的直接经验看作知识的基础，视黑格尔式晦涩的辩证法作出中国古代哲学中类似于"阴""阳"那样的表达，以使得广大中国人喜闻乐见，容易理解。抽象的两方哲学被说成是"无的放矢"，尊重知识理论被丑化成"言必称希腊"与幼椎的"本本主义"。
四十年代初，马列主义实行结构性改造的各项条件都已成熟，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延安整风。毛泽东在政治上打击从苏联回国的国际派的同时，实现了全党对马列主义态度之转化。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著作作被列为干部学习的必读文献。从此，儒家伦理、农民文化和各种有关农民革命和建立基层政权之经验可以毫不困难地溶进中国的马列主义，而集大成者毛泽东由是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权威。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把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称为毛泽东思想。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建党原则中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资。"根据共产党官方的说法，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而在我们看来，马列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儒家化和农民化，儒家化实现了由知识中心向道德中心之转化和破除反传统心态，农民化则是在儒家化的同时，把农民视为无产者，农民战争经验与农民文化系统纳入马列主义。一称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能够打动亿万农民心坎的新意识形态终于被创造出来，并开始了自己势不可挡地整合中国社会之历程。陕北民歌《东方红》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边区民众心中，毛泽东已被推上了"人民大救星"的"圣王"地位。
本文摘自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