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各种主义、思潮。“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的舶来品，也曾在中国社会传播、流行，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由于它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从根本上指导解决中国问题而最终未能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选择。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的舶来品，自传入中国起，大致经历过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是传入时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严复和梁启超。严复被称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之父，正是通过他的翻译和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才真正传入中国。早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文中，就宣传介绍过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其根源就在于“人人得以自由，国国得以自由”，“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先后翻译和出版了《原富》、《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等西方名著。这些名著中，严复译介了西方的自由经济思想、民主与法制思想，传播了逻辑知识，宣传了科学思维。尤其是《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一书，直译为《论自由》，它是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后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梁启超的《新民说》，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奴隶思想，提倡“我之自由”，“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其于古人也，吾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无容心焉，以公理为衡而已。”（《新民说·论自由》）被人称为是“第三等级的人权宣言书”。
第二个时期是五四时期。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开始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活跃于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并借助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领域向教育、新闻、文学、艺术、学术、政治等各个领域拓展。比如，在教育方面，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教授治校，推广“启发式”、“个性化”的教育方法；在学术研究方面，主张学术独立，要求思想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学术；在文学艺术方面，揭露和鞭挞封建专制主义与愚昧主义（如“启蒙主题文学”），主张大胆地表现和张扬个性；在新闻出版方面，主张新闻出版自由，反对稿件送审和报刊书籍检查制度；在政治方面，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发起人权运动；等等。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胡适。胡适被人们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大师。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严复、梁启超等人接受的主要是以洛克、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或传统）自由主义，那么，五四时期的胡适接受的主要是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或新）自由主义。
第三个时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自由主义从一种思想流派开始发展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张君劢、张东荪以及四十年代后期《观察》杂志的施复亮等人。张君劢曾长期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九一八”事变后，鉴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和张东荪等人发起成立国家社会党，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也不赞成共产党的苏俄革命，而主张走西方民主宪政的道路。“七七”事变后，为了形成介于国共两党的第三种力量，张君劢、梁漱溟、罗隆基等人发起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即民盟），要求民主，反对独裁。抗战胜利后，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介入国共和谈，主张中国走第三种道路，即：既不走美国的道路，也不走苏俄的道路，而是走美国和苏俄相结合的道路。在他们看来，美国是政治民主而经济不民主，苏俄是经济民主而政治不民主，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结合。但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作为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已失去生存的空间，他们被迫在国共之间做出选择。这样，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自由主义也最终退出了历史的活动舞台。
自由主义为什么没有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选择？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其阶级基础。其实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不仅造成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同时也造成了无产阶级力量的相对不强大，为什么以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取得了胜利呢？这就说明，把自由主义没有成为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根本原因归之于资产阶级力量的不强大是有问题的。它可能是原因之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得从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者的自身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寻找。
如前所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发展，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或民族的自由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优先的原则。尽管西方的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人根据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对它进行过修正，但他们强调的更多的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如胡适就一再告诉青年人，要想救国必先救自己；要想争国家的自由和权利，就要先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务不是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利，而是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和民族都灭亡了，个人又怎么会有自由和权利呢？即使有了自由和权利又如何予以保障呢？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始终显得有些隔膜。这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后，当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眼前，华北地区已不能摆放一张平静的课桌的时候，胡适等人还要广大青年和学生们放下救亡不管，而钻进象牙塔中安心于学习，理所当然地不能说服广大爱国青年和学生的主要原因。
和自由主义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始终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放在首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是留学过欧美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难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情结，他们不仅瞧不起广大下层群众，而且从骨子里害怕群众运动，以为只要像他们这样的少数知识精英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就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用丁文江的话说：“少数人”便可以“主宰社会的进步”。正因为瞧不起广大下层群众，骨子里害怕群众运动，所以无法找到变革社会的现实力量，而他们自身的力量又十分弱小，对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提出的种种主张都是从书斋里出来的，没有实践的可行性。与此相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自始就走向下层，坚持与工农相结合。
相对于封建专制与独裁来说，民主和自由当然是美好的，但它不会从天上自动地掉下来，就是在自由主义发源地的欧美国家，其民主制度也是经过暴力与革命才建立起来的，如英国、法国的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而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度，专制传统根深蒂固，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反民主反自由的力量非常强大，除非用革命的手段把它推翻，否则它不可能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企图通过诉诸理性而使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这只能是天方夜谭。早在清末，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的先后失败即已证明和平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大革命运动的失败，认识到“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而开始了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的斗争。与自由主义比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既能扣住时代的主题，又抓住了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并寻找到了变革社会的手段或工具（暴力革命），因而最终成了历史的选择。
当然，我们说自由主义没有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选择有它的必然性，但这并不否认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作用。
自由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工具被严复、梁启超等人引介到中国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近代中国人民对外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压迫、争取国家独立与自由，对内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双重需求。
在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对近代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在思想上，自由主义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保障的呼吁，其影响是积极的；在社会上，自由主义已渗入到人文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并推动着这些领域的变革与进步；在政治上，自由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一党独裁统治，力图走所谓第三条道路。所以共产党人与它既有过斗争，也有过团结和联合；国民党人既利用过它，也对它进行过残酷打击。因特殊的历史机缘，自由主义作为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在抗战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先后发动的两次宪政运动，对推动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也产生过积极影响。直到内战全面爆发，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自由主义才因失去活动空间而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主题词诠释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一词源出西班牙语“Liberales”。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得到广泛流行和使用，成为近代西方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或流派的代名词。其核心价值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的发展，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认为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是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从这一核心价值出发，自由主义在思想上主张开放、多元与宽容，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代议制民主，主张通过温和的社会变革实现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