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的思潮是个坏东西”，这已由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所证明。“文革”的惨痛教训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是对“左”的双重否定。但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中“左”的市场依然很大。被扔掉的“坏东西”为何屡屡被捡起？
屡治屡发的“左”倾病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和建设史上，始终存在着正确路线与“左”倾路线、政策和思潮的反复斗争。
第一个时期是民主革命时期。从1927年8月至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犯过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以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止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最为典型，这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时间长达四年，为祸也最甚。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这次“左”倾“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危害也最大”。后来毛泽东在讲到什么叫“左”时有过这样的概括：“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
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共出现过三次局部性的和一次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三次局部性“左”倾错误发生于1957年至1965年间。第一次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第二次是指1958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反右倾”斗争；第三次是1963年至1965年间开展的“社教”运动。在这三次局部性“左”倾错误之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一时期一系列“左”倾错误的最高峰。
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革”并纠正其“左”倾错误，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但“左”的影响并没有清除，三中全会后几乎所有重大改革措施，都遇到“左”的思想的干扰，其主要表现是挑起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回顾说，当时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会带来资本主义”、“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划出一小块地方承包给外商开发，是出卖国家主权”、“乡镇企业会腐蚀我们的党和干部，是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多发展一点私营企业、个体户，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等“左”的观点很多。到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发生后，党内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达到高潮，向“左”转的声音占据了主导。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南方谈话之后，否定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企图回到计划经济老路的“左”倾思潮不再在党内占主要地位，也不是社会的主旋律，但抹黑私营经济、怀念和肯定“文革”、以学术理论为外衣包装起来的极端“中国模式”论等变相地阻碍改革开放的“左”的声音，仍屡屡出现。
“左”倾根在“落后”，最大问题是政治空谈和大搞运动
1920年6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发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批判了一些“左派”共产党人提出的诸如反对参加任何“议会斗争”、退出保守工会、盲目地反对所有资产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等观点。此时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理论素养和实际斗争的经验，而“左”倾机会主义还是一种很年轻的思潮，所以列宁称之为“左派”幼稚病，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较容易地医好。事实证明，列宁对“左派”病发作的严重性的估计有所不足。在此后的九十多年中，“左”倾思潮在各国共产党内屡屡出现，“左派”病屡屡发作，幼年时期是如此，走向成熟和执政后更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危害，成为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危险。
为何“左”倾思潮“屡反屡现”？1945年和1981年中国共产党两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左”的社会根源进行过分析。民主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根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改革开放前的“左”倾错误则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等因素造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形形色色的“左”倾思潮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性”。这种“落后性”既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上的落后，也表现为个人或群体在认知能力、思维方式和历史视野等方面的落后或不足。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为何“左”倾思潮还能抬头？
从外部原因来看，中国上世纪90年代新“左”思潮是随西方70、80年代以来新左派理论而生的。社会思潮不等于学术思想，但二者却可以结合起来。相比过去简单地、意气用事地否定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新的条件下，“左”倾思潮以一种更“学术”，更具“思想性”的方式重新出现。与过去“两个凡是”、“姓资姓社”等“左”倾思潮不同，新“左”不再使用老“左”所推崇的斯大林主义式的陈旧话语体系，而是利用和扩展当代西方新左派的理论，效仿西方左派与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以“西方人反对西方”的迂回方式，在中国重新刮起“左”倾旋风。“进口”的西方左翼理论主要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例如，美国杜克大学批评理论研究所主任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晚晴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认为，文革“唤起了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由于文革被否定，因此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新“左”搬用这种理论，提出“文革的‘大民主’有正面作用”、“改革开放实际上将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等一系列“左”的论调。
从内部原因来看，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和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在经济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产生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物化意识加剧等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仍是因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经济上取得进步的同时，一些表现为“落后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左”倾思潮通过一定程度上的“自我革新”后，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其最重要的“新”是强调新时期社会分化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着浓厚的底层关怀，因此在底层民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草根网民中激起共鸣，形成相当大的影响力。
底层关怀本是进步的表现，也是“左派”这个词在西方被发明时的本意。然而，关键不在于找到社会存在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纵观历次“左”倾思潮，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上，有两个共同点。
其一，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的空谈主义。列宁曾深刻揭露左派“革命空谈”的本质：“革命空谈就是在这种事变发生转折、既成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列宁并将之称作是“一种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说：“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同中共历史上的“左”倾错误一样，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左”倾思潮，本质上没有脱离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也是流于“革命空谈”，其解决现实问题的主张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其二，用运动的形式开展工作，弃理性的、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和机制而不用。网络新媒体崛起之后，“左”倾思潮和不带有自觉的政治立场的民粹主义结合，大搞网络群众运动，例如鼓动和迎合广大网民的某些心理，无视国家法律制度，对一些案件“未审先判”或自设“网络法院”进行判决，甚至利用网络媒体对“以宪治国”等法治进步主张群而攻之。少数地方政府大搞运动式治理，忽视体制机制建设，漠视国家法律，最终治标不治本。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工作或表达诉求，最大的危害在于容易误导群众、抑制理性讨论、打压合理的批评意见，不利于国家制度建设和长治久安。
治疗“左”倾病的良方是制度立新
社会思潮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对各种思潮的包容度越来越高，这是社会进步和活力的体现。但“左”倾思潮逆世界历史潮流和中国社会进步的大趋势而动，坚持已被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所否定的错误思想，对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和民族复兴构成障碍，因而必须对其加以批判。
但清除根深蒂固的“左”的影响仍然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任务。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几十年的‘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习惯了，人民的思想不容易改变”。从长期来看，反“左”还需要不断解放思想。此外，近年“左”倾思潮的扩散方式有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的趋势。在过去，反“左”主要是纠正党和政府层面的指导路线，“纠上即可正下”；现今，“左”的思潮以新的面貌和方式在普通人群中扩散，受众更广，反“左”的任务十分艰巨。
当前，反“左”的当务之急是彻底否定“文革”残余及其衍生出来的反宪法、反民主、反进步的学说和少数政治实践尝试。“文革”是一场浩劫，这已是定论，但近年来“左”倾思潮被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学术理论家、少数跟风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巧妙地包装、利用，试图引导中国再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社会模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否定“文革”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彻底纠正“文革”的“左”的错误，抛弃以“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制等；第二层含义是在“否定”的同时破旧立新，既不走“回头路”，也不“原地踏步”，而是坚定不移地走向文明进步的发展大道。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第一层含义的纠“左”已基本完成，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第二层含义的纠“左”，其中，制度“立新”是关键，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铲除“左”倾错误不断滋生的温床。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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