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冷战格局结束之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步入困难时期，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数倒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普遍受到抵制，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国内外，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都已有所淡化。如何看待这一紧迫的现实问题呢？首先必须认清形势，要透过世界现象看现实世界的本质。
一、世界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方面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兴起和资本扩张使各民族历史逐渐转变、发展为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揭示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近代变革推动世界历史的形成；另一方面论证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进程，揭示了世界历史是世界体系相互作用和一系列革命运动（包括科技革命、社会革命）的结果，并将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目标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在揭露世界殖民体系的民族压迫性质和帝国主义的剥削本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封建主义国家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从而引起了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革命。在之后的百年时间，世界范围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都受此思想变革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并客观上至少产生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三大成效。一是促进被压迫民族独立解放意识的觉醒，推动世界范围民族独立浪潮风起云涌，并最终使得国际殖民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彻底土崩瓦解，现代主权国家得以全球林立。二是广大劳动群众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的唤醒，无产阶级参与和领导各国民主革命运动，世界上诞生了一批社会主义新主权国家，从而冲破了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防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共处发展。三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一针见血的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给予资产阶级教训并引起反思，迫使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一系列改革和政策改良，从而不同程度地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动荡局势，延缓了资本主义的衰亡进程。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对世界历史百年进程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已经化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事革命斗争和变革世界实践的精神动力。
然而，在20世纪后期，随着国际殖民体系的崩溃，国际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高潮告一段落，主权国家在争得政治独立之后立刻面临经济发展的新生存竞争。与此同时，世界历史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掀起跨越国界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借助经济全球化之势，资本霸权取代武力霸权开始其主导世界的时代，“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方使生产方式服从自己，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3]。西方新自由主义也借势不断扩展其影响，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4]。在此浪潮和背景之下，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因政策失利和改革失败而发生社会制度的巨变，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倒向资本主义轨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这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和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所有这些都构成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式微的世界历史阶段性大环境因素。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诸多弊端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性，世界历史依然将遵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轨道前行。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良解读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集立场、观点、方法于一体的理论体系，它建立在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求和认知基础之上，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集大成，并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统一，从而赋予它科学性、开放性、辩证性和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特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完美和博大精深，要求认识、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必须具备很高的素质和条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经典作家本身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就要求能够准确解读马克思主义者更需同时具有渊博知识的理论造诣和注重实践的超强能力。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有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错误解读，好在马克思、恩格斯及时予以批驳和反击，在面对当时的假马克思主义时，马克思甚至自嘲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良解读和错误认识更是猖獗，其中有来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恶意攻击和故意歪曲，也有来自欧洲社会主义者内部的曲解和误导，加上客观上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制度改良、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心收买策略和个人贵族的意志消磨等影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好在列宁主义及其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重振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雄风，也对欧洲修正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批驳和反击，从而掀起了20世纪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
然而，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良解读和错误思潮传播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或学者的解读更具误导性。这其中主要有：20世纪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学派的影响；“新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解读。它们或者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单纯的批判理论，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容易被理解为与现实对立的理论而遭到抵制。它们或者仅仅作些纯粹文化改造的呼唤，妄想以文化来改造社会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在资本主宰的社会中其实际效果总显得苍白无力。它们或者以某种生命政治权力理论来替代科学社会主义，所要彰显的是欲望、肉体、身体等所谓人性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社会化、社会关系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内容都改写为生命、欲望等主观的人性概念，其结果更加助长了物质主义的猖獗和资本主义单向度人弊端的扩张。毫无疑问，这些错误思潮产生的危害十分严重，它们模糊了人们的视线，消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威力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精神动力。
20世纪新诞生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循，甚至缺少有益教训可鉴，因此难免走弯路，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犯有严重错误。比如，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新生的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长期都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苏联在列宁之后试图长期垄断马克思主义解释权，造成体制僵化和政策失利、改革失败，最后指导思想上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终于葬送了自己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形象造成恶劣影响。中国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后，对极“左”路线的批判与反思，使人们重新回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轨道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有了更为科学的理解。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在炙热的革命热情冷却之后，人们原来的信仰系统也遭到解构，甚至是一次几乎全社会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解构。加上苏联、东欧一批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发生剧变产生的不良影响，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扩张时期，世界市场依然处在资本主义主宰的环境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和扩大开放步伐，并促使人们加快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教信仰等思想观念输入和传播的机会，其结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势冲击，在去意识形态化的波浪中，所去除的也不仅仅是极“左”思想，往往也包括一部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其结果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许多人心目中已大打折扣。随着这种意识形态和理想信念的淡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片面甚至错误理解也越来越常见，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就等同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等同于平均主义，或等同于极“左”，已经不合时宜，许多人不愿再提马克思主义，深怕被贴上“左”和“保守”等标签，有些人在认识上则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割裂开来。
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
三、“核心”与“社会流行”之间差别扩大化的现实环境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核心”与“社会流行”之间差别的扩大化。这种差别是怎样形成的？这就要与我们所处时代的环境因素相联系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各种称呼，比如后殖民时代、后冷战时代，或经济全球化时代，但实质上依然是资本扩张的世界历史初级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追逐利润的国际竞争加剧，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不断被制造出来，由此产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极为不利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
（一）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去政治化”或“政治失忆症”的不利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Terry Occulting）指出，政治失忆症就是忘记了理论的历史和政治维度，政治事件被转化为纯粹的知识事件，消费文化淹没了政治文化，对现实的关注解构了原本的理想。虽然主权国家在20世纪后期已经是全球林立，主权国家体系也真正达到了全球化，但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从对政治解放的理想信念转化为追捧资本主义的信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总是与政治密切联系的，去政治化或政治失忆必然严重挤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空间。于是，在许多人看来，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似乎不再合乎时宜了，过去的革命战争历史不是被遗忘，就是被按照消费文化的模式重新解读。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对意识形态的解构无疑具有致命性。
（二）现实正在发生的经济全球化似乎带给人们生活方式认同与文化认同上的不同要求，在资本所推动的生活方式同质化的同时，又过于重视和强调价值观认同的“多元”，淡化或回避社会共有的东西，包括共同文化、共同价值等。一方面，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话语影响明显，生活方式的同质化似乎在打破差异。另一方面，对多元价值的包容也已形成共识，但这种多元又不断产生群体间的认同隔离，人们往往以宗教、种族等身份符号为各自群体的标识依据。这种多元价值和认同隔离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必然构成挑战，甚至出现主流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体系仅仅停留在官方倡导的层面，官方的主流与民间的或群体自我认同的主流往往并不一致，即便是学术知识也是如此。
（三）和平时期的社会结构调整或社会变革在策略上也存在很大问题和不利因素。一是强调微观改革，忽视宏观叙事，强调经验和感官的具体，忽视宏观的理论抽象。政策太“现实”，理想层面的东西自然就会少，意识形态就必然束之高阁。在这种状况下，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全球性变革和人类政治理想就会遭到怀疑、否定甚至拒斥。二是当下的实践虽然不断创造着物质财富，却往往缺乏道德感召力。一项社会工程或事业，只要能够激起物质或精神欲望，就很容易产生最广大的群体动员力。具备强大的社会道德感召力的事业才能够培育良好的精神氛围和促进社会积极向上的文明进步。反之，仅仅刺激物质欲望的举措，如果不具备道德感召力，不仅会造成道德人伦丧失或败坏社会风气，而且会导致信仰和神圣感的失落，从而使作为具有精神追求的社会人沦为动物本能最大化的个体性张扬。三是因过于强调当下实践，往往将真理的绝对性等同于教条主义加以否定。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改革或变革的必要前提，但有时也导致否定绝对真理的后果。对绝对真理是否存在本来就有来自不同学派立场的不同意见和争议，即便在承认绝对真理或真理的绝对性之后，要在实践中将坚持真理与教条主义区分开来还是有难度的，需要相当高理论水平的支撑。一般来说，意识形态就是以普遍性或绝对真理的色彩呈现出来，并试图成为人们深信不疑的真理追求，一旦意识形态与教条主义印象挂起钩来，就会让人敬而远之，不敢随意触及，更不敢大张旗鼓地宣扬了。
总之，现实环境条件的改变，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了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又反过来强化着现实状况的合理性存在，这同样适用于说明意识形态变革及其所起的反作用，所以恩格斯指出：“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6]。要跳出这种现实状况及其观念的局限，还必须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
注释：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9页，第8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4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9页。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