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迅猛而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也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著调整。伴随著欧洲联盟的成立、欧元的启动和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不仅在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国家之间，十九世纪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已经消失；而且，伴随著商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国际化，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正在冲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森严壁垒。在当今世界上资金已经没有国界，哪里增值的潜力最大，资金就以最快的速度流向哪里。这场经济方面的变革还将进一步推动民主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
经济过程的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展正在把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这一过程的产物，更是这一过程的推动者。中国也从曾经是这一进程的反对者和逃避者，一跃变成这一体系的热心的加盟者。中国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持续努力反映了中国希望尽快把自身纳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热切愿望。中国在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通过国际组织提供帮助和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意味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曾经是市场经济的全球体系的颠覆者，一跃变成了全球的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强烈责任心的捍卫者。这一变化过程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化进程的不可抗拒，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终于能够鼓足勇气顺应浩浩荡荡的全球化进程。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加速了经济的全球化，由极权政治和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推动了政治的全球化。就政治意义而言，全球化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民主化的同义词。最新一波的政治全球化是自1989年冲破柏林墙、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开始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公开性、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启动了把苏联和中国纳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其今日效果之显著，已不言而喻。全球化的有形动力是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无形动力是价值的一体化，民主政治与全球价值的一体化。
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不断深入人心，自由民主社会被公认为唯一真实、充分现代化的社会。在问及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计划经济和极权政治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作出选择的可能性时，曾在变革之后担任过捷克财政部长和总理的克劳斯回答说："我们对第三条道路毫无兴趣，我相信，第三条道路是通往第三世界最快捷的道路。"中国要想挣脱出第三世界，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当然也不能选择这样的第三条道路。战争是分裂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最主要因素，只要大规模战争或其威胁还存在，全球化就是一句空话。全球化是建立在和平与交往的基础之上的。全球化之所以可取是因为，不同国家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密切交往是可取的。
人类社会中的冲突，若以国家为单位，大致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轻微的、不流血的冲突，或者说摩擦，如国家之间的渔业纠纷、贸易纠纷等等；另一种是流血的、武装的冲突，即国家之间的战争。因此，避免冲突与避免战争是一致的。若是流血的战争能够避免，国家间轻微的摩擦也就不会造成大的灾难了。避免具体冲突或战争的方法之一是，找出人们即将面对的冲突是什么，并提供这种判断所依据的理由。亨廷顿先生"文明的冲突"大概就属于这种性质的言论。在他看来，如果不发生冲突，固然好；如果一定要发生的话，那一定是发生在文明间的大战。他自信地断言："若是发生下一次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文明之战。"
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文明之战的话，根据历史的经验，人们有什么有效的途径来避免冲突呢？如果有的话，这种方法在未来文明间的冲突是否同样有效？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么文明间的冲突就是可以避免的。这个能够避免战争与冲突的法宝究竟是什么呢？答曰：民主政治。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看法，而且在人类的历史经验中得到了有效的验证。
从逻辑上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与另外一个国家发生武装冲突，但是，自十九世纪初以来，除极个别的例外，非民主的国家间经常发生战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经常发生战争，惟独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如果发生过的话，那就是发生在英国与美国之间的1812年战争。可是，有人指出，当时的英国还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因为它到1832年才通过了《改革法案》，正式扩大了普选权。
其实，对于民主作为消灭战争的法宝，亨廷顿先生在撰写此文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他在《第三波》中写到："民主的扩张对国际关系有著重要意义。历史上民主国家打过的战争与威权国家打过的战争一样多，不过，从十九世纪到1990年为止，民主国家除极少数几个例外，没有与别的民主国家打过仗。只要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世界上民主政体的扩张就意味著世界和平地带就在扩大。根据过去的经验，一个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民主世界可能是一个较能避免国际暴力的世界。特别是世界大国都能变成民主国家的话，那么，重大的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的减少。"所以，民主化同样又可能成为消弥文明之战，巩固全球化进程的的法宝。
现在，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民主国家相对爱好和平，民主国家间一般不会发生战争呢？其内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想，这大概是由民主政治自身的性质决定的。
首先，民主政治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政治。如果说，古罗马的民法把用法律取代暴力作为解决冲突和纷争的手段带进了私人事务领域，那么，宪政民主则把用法律代替暴力的和平手段带进了公共领域（包括政治领域和国家间的关系领域）。以宪政法治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把执政者的政治行为、包括军事行为纳入了法律的轨道，把"成王败寇"的喋血原则变成了法治原则。它主张以选举来获得执掌政权合法性并通过法定的程序来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换句话说，民主政治靠的是选票得天下，而不费一枪一弹，不死一人一命，不是在马背上靠枪杆子打天下的武力政治。选票所代表的是自愿同意，枪杆子则代表的是暴力强权。
民主政治所赖以生存的法治原则把执政者的权力纳于法律的意志之下，而这种法律本身又体现著用和平解决冲突的精神，同时，民主政治下的制度安排实现了权力分配和制约的理性化。军事领导权被合理地分布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同时，用制度安排来确保军队不被当作权力斗争的工具。由于有比较完善的多种监督机制，如对军事领导权与军事领导人的立法监督和司法监督，以及这种监督权所提供的纠错机制能够有效地使民主国家避免因为其领导人错误的决策而误入战争的泥潭。 可见，与其它政治体制相比，民主政治是唯一能够保证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政治体制。民主政治更有可能消除以暴力手段解决内部争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时民主政治不仅通过发挥参与者以承担某种义务来鼓励和平解决争端，而且创造了一种使诉诸暴力以达到目的成为不必要的政治局面。
其次，民主政治的精神和价值基础是平等、自由和博爱，其中，博爱原则是对暴力原则的直接的否定。人类向往和平的愿望由来已久，中国人有句古话：宁作太平犬，不作离乱人。在民主社会中，人类本身对和平的诉求更有利于在社会中养成一种和平的精神、妥协的精神。因此，妥协是其十分重要的文化特征，以致于有人指责在民主政治下经常出现与魔鬼妥协的情形，在国际间这种妥协甚至变成了绥靖。
第三，民主政治所造就的安定、自由的环境使人爱好和平，而和平可以使工商业繁荣，也能够使个人用和平的手段达到追求自己幸福的目的。财富的正常增加，又加剧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求。所以，《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托克维尔指出，在文明与民主的国家，随著人与人身份的日益平等，好战的激情会越来越小。同时，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由于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发表政见，这样，社会中的舆论监督对政治家或者对军人中的好战倾向也是一个十分有效的遏制。由于民主政治具有上述种种制止战争的机制，象十七、十八世纪的君主或当代的一些非民主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其个人的荣誉或权力的巩固可以无所顾忌地把成千上万的士兵派到战场上去充当炮灰这种情形在民主国家难以重演了。民主国家即使为了国民的利益而战也要三思而行。
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间有著共同的普世价值，有著对普世价值的共同认同，即这些国家不再为信仰而战。同时，自古以来，多数战争都是以为信仰而战的名义而发生的，而且发生在民主国家间与非民主国家间的战争以及非民主国家间内部之间的战争总有著价值纷争的阴影，例如，各色各样的宗教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十字军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中都无不隐含著意识形态和信仰对立的踪影。民主国家间在遇到麻烦时，双方都能较为克制，而没有为正义而战的理由，而民主与非民主国家间则较难以克制，较容易打出为正义而战的旗号。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民主盛行的空间越大，战争横行的空间就越小。如果威玛共和国所奠定的民主体制没有解体，没有被希特勒的纳粹极权主义所取代，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美苏两国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象英美一样接近也就不会有冷战。若能使民主政治在更多的国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么，未来的冲突，即使是文明间的大战也或许能够避免。随著全球化进程所深化，可以预料，在未来，世界将进入一个民主主导下的和平时代(Pax Democratica)。
只有永久民主，才有永久和平。没有国内的民主，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如果不坚持自由民主的普遍适用性，全球化就不成其为全球化。让民主使世界更安宁，让世界对民主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