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进一步谈谈中国的“学术规范”与学术腐败的关系问题。我这次想说的是：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的抄袭案是在中国学术界总的氛围之下形成的；中国的当今的“学术规范”不仅仅是鼓励抄袭，而且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不抄袭就不“学术”这样一种氛围。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要会抄。王铭铭不是栽在“抄”上了，而是栽在没“抄”好上了。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署名王晓华《学术失范与中国学术的深层危机》的文章。关于学术腐败中的抄袭问题，这篇文章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实际上，学术界认为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抄袭来的东西。作者尖锐地指出“倘若我们的主要学术建构方式是引用别人的论述，那么，加了注的引用与不加注的引用在学术效果上真有本质性的不同吗？加了注的引用依然是引用，其学术效果并不因为符合学术规范而获得实质性的增强：它仍是引述／复述／转述，而非独创性的论述。冷静地审视一下当代中国学术，我们就会发现：真正原创性的著作少到近乎无，或复述传统之言，或转述西方之说，乃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的谋生之道。”
是的，不加注的抄袭有盗窃别人成果之嫌，但如果我们先把知识产权放在一边，只讲学术效果，加注的抄袭与不加注的抄袭真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仔细想想，还真是没有什么不同。
我在先前那篇《“规范”出来的“学术腐败”》中曾说，一个人一辈子原本不会有太多的原创性东西。这篇文章则进一步指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的学术界不承认任何原创性的东西是学术。王晓华写道：“我对此深有体会：在我完成的70多篇论文中，最有原创性的几篇仍在刊物间流浪或沉睡在抽屉里，而６０篇相对保守的论文则全部发表了”。
我还是要把矛头对准所谓的“学术规范”。90年代以来日益加以强化的“学术规范”，一点也挡不住学术腐败，挡不住跑职称，挡不住卖文凭，却几乎完全窒息了原本就不多的原创性。你可以讲“学术规范”的千条理，可在中国的实践中，“学术规范”执行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中国的“国情”硬是摆在这里，你不承认不行。
中国学术界对于原创性的扼杀是与“崇洋”有关的。那些扼杀原创性、只允许抄袭的条条理由，据说都是与“世界接轨”的。其实，西方的“学术规范”确实繁琐复杂，但对于原创性的东西还是网开一面的。比如说，写文章要列大量的参考文献，西方的一般学术著作确实如此，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却一篇参考书目都没有。本来嘛，越是原创性的东西，可供参考的前人的著作就越少。要是放在当今中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会被学报编辑看都不看就扔到字纸篓里去。
没有原创性，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全行业大抄袭；没有原创性，是中国学术界的真正危机。人们早就在说：“学在民间”，“大学和研究院无学”，至少在人文、社科，这个说法基本上反映了现实。当然，那些在学术界吃纳税人的钱吃得舒服的人们对此不屑一顾：“你不懂学术”，他们说。那么好，那就等到整个社会都清清楚楚地认识到那些垄断学术权力的所谓“学术权威”的无学，等到人们只从互联网网友们的帖子中去寻找学问、寻找思想的那一天吧。那时，在学术界吃纳税人的钱吃得舒服的人们将不会继续那么舒服了。世间之事，大抵如此，学术界也不会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