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仍然面临不少问题。其中有大家非常熟知的问题，它们形成了民主政治继续发展的约束性条件，我们将其归纳为五大难题：人口数量、经济水平、教育程度、社会稳定和封建传统。前四大难题属于现实问题，第五大难题属于历史问题。对于这些难题，我们不应做简单化处理，而是通过审慎分析，逐步挖掘它们所包含或引发的相关问题，为理性对待、妥当应付、顺利破解提供可能的思考空间。
2005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开发布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该白皮书主要介绍了中国选择民主政治的历史过程，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系列成就，今后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路。对于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则在白皮书的“结束语”中概要指出：“民主制度还不够健全，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滋生和蔓延；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全社会的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尚需扩大。”这些确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但除此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面临着大家非常熟悉一些问题，它们形成了民主政治继续发展的约束性条件，我们将其归纳为如下五大难题：
难题之一：人口数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数量庞大的人口。对于我们来说，抱怨人满为患已经毫无意义。首先，要分析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简括言之，主要有四个原因：（1）传统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①]观念的潜在制约。（2）传统帝国以广土众民为强盛标准的影响。与此相关的（3）以农为本政策，它要求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精耕细作以及农耕技术的落后，也需要更多劳动人口。（4）没有及时和适度采取举措控制人口数量。
其次，人口过多引发了哪些必须面对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组织他们并使其生存有保障？建立政治秩序，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出路。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依靠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比较迅速地解决社会秩序的问题。但是，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不能依靠权宜之计，必须有统筹、有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政府。
当以上两个问题获得不同程度的解决，或者说就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又将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满足人民不同程度的民主需求？一般性的意见是，中国首要的问题不是去品尝民主的果实，而是如何填饱芸芸众生的肚子。也就是说，对处于贫穷的人民，重要的不是激起他们对民主的渴望，而是引导他们去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这个问题被悬置，温饱问题再次被凸显和放大。我们要指出的是：解决温饱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它要依靠合理的公共政策等。我们如果不直接在那些政治领域引入民主机制的话，难道不可以将其引入对经济问题解决的相关制度中？这也就是说，民主需求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事，它同样可以在经济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发挥作用。亟需解决吃饭问题不是民主需求被遮蔽或者延宕的理由，而是民主经验不足、民主政治建设的配套条件匮乏的表现。因此，我们更应该以发展和建设民主来弥补这些不足，逐步夯实民主政治的基石。
第三，我们必须认真分析人口的具体构成状况。众所周知的是，所谓人口多实际上体现为农村人口过多。其中引发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公正地认识、处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关系。为了解决秩序与生存的问题，我们出台了固定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短期来看，它确实达到了目的；但从长远来看，它延续了身份观念、助长了等级意识、妨碍了平等精神、种下了疏离民主的恶果。尽管，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中有一定数量的农民代表，这些代表足以发挥广大农民没有发挥的政治作用。但是，按照人口与代表的比例划分来看，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农民代表是比较少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无限的增加农民代表的数量。如果考虑到农民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的主要力量，他们长久地置于民主政治的边缘与底层，这对于政权的巩固，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这也提醒我们，千万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农民会满足于村民自治这样的基层民主。试想，当越来越多的坑农、害农、虐农事件发生后，他们还会平静吗？
这里我们要纠正社会普遍存在的观念偏差：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农民、工人、军队、官员等代表，就只是它所属领域的代表。其实不然。被冠以农民、工人、军队、官员等字眼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们是全国人民的代表。他们在表达民意的时候，不是要竭力表达他们所属领域的利益、意愿，而是要尽力平衡它与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意之关系，并尽可能表达公共利益、公共意愿，而不是拘囿于狭隘的利益、意愿。因此，农民以外的全国大人代表，同样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而言，广大农民的民主需求，实际上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而不是被遏制。
第四，既然人口已经太多，那么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什么样的人口数量才是适度的？这个问题包含两个问题：（1）中国有多少资源，来支撑一个适度的人口数量？（2）有效进行民主政治建设，什么样的人口数量是适度的？对于前者，进行全国性的资源调查是必要的。目前，它已经纳入各级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对于后者，我们显然没有认真思考过。从当代中国选区的划分标准即按生产和工作单位来看，我们只是定出了一个代表与人口数量之比，没有从总体上考虑大型社会实施民主的人口标准问题。“小国寡民”条件下的直接民主已经不可能，广土众民要求实施代议民主，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第五，人口过多已然是个难题，但由于控制人口的措施不力，人口仍呈增加之势，这使以往的问题得以加深。这里我们扼要提出两个问题：（1）如何使人口数量大国朝人力资源大国转化？（2）人口增多如何助长了贫穷问题？前者，至少增加了人口素质改善的投入成本；后者就其对贫穷的加重而言，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侵蚀民主的智力条件，限制各个家庭以及社会能用于教育的财力、物力；影响社会公民生活的质量，不利于民主的法制与心理条件；生活水准下降，社会保护能力也随之下降。[1]P285
由上可见，人口众多确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一大难题，但它绝不是不发展民主、推诿民主乃至于侵蚀民主的理由。人口众多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对待、组织、改善他们，而民主制度就是较优的选择。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为什么义无返顾的选择民主道路的根本原因。
难题之二：经济水平
从上述分析中，已经浮现出与第一大难题相关的第二大难题即社会的经济水平。首先，我们尝试分析衡量经济水平的标准问题。总体来说，衡量经济水平的标准有定性与定量两种。定性标准主要给出几组描述性的概念，比如，“贫困”、“富有”以及居于二者之间的“小康”或“中等”（中产），“发达”、“欠发达”和“贫困”等。定量标准主要是给出几种指标，比如，国民总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基尼系数、失业率等。中国经常混合使用这些标准，笼统地将自己划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乐观地看，当代中国属于“欠发达”国家。
其次，由于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顺理成章地把国家的主要任务规定为发展和建设经济。经济水平不仅衡量国家的发展状况，而且也体现国家间竞争力。对于中国来说，发展和建设经济，长期以来又把温饱问题置于头等大事，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坦白地说，温饱问题是发展和建设经济的基础性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这就是说，必须对温饱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时期，温饱问题存在与解决的状况是多样性的。因此，温饱问题是我们时时需要正视的问题，但采取的态度与举措要体现多样性。既然如此，就不可一味地说温饱问题压制了民众对民主的需求。
第三，当国家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水平时，是否一定能解决好经济问题？总的来看，这样做可能产生四个相关的结果：（1）基于经济建设的显性特点，它可能在短期出现喜人的成效。（2）短期的成效反过来刺激了决策者发展经济的信心、决心，他们可能把许多问题兑换成经济问题。于是（3）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建设将以经济建设为绝对中心，一切为经济建设让道或铺路，就是必然的“发展逻辑”。（4）最后的结果是，一方面经济领域的问题泛起，进而波及其他领域；另一方面，基于对以往经济成就的眷念，决策者可能会不惜一切推行既定的经济方针、经济政策，但是会遭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由此产生分歧，严重的时候会演变成政治冲突。
显然，进行经济建设决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内部的事情，它同其他领域的改革与建设是唇齿相依的。正是这样，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才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2]P164
第四，随着国内经济条件的改善，要不要适时适度扩大民主的广度与拓展民主的深度[②]？从当代中国致力于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来看，在经济条件好转的情况下，不断深化民主政治建设是题中之义。实际上，这种看法体现了“经济-政治”辨证关系的限制。应该看到，经济条件改善未必是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步伐的必要条件。亨廷顿曾指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而经济上取得高福利水平的国家，在政治上则可能仍然是混乱而动荡的。”[3]P2对于后者，国家的首要目的还是稳定秩序而不是发展民主。此外，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经济条件仅仅是制约民主的物质条件之一。除此而外，还有地理条件和设施条件，前者需要我们花大气力去发展交通，后者需要我们去建设更多的票箱、办公室与会所[1]P108-109。
第五，与上一个问题相关的是：经济条件改善，能否刺激民众的参与热情？这个问题，实质是要回答经济条件改善与政治参与率的关系。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可得知，二者未必成正比例关系。暂且不论民众参与的理由，转而分析他们不参与的理由。国外学者将社会成员不参与的理由分为四类：“（1）因官方某些规定如社会的某种条例与法令禁止参加的；（2）虽有权参与，但引以为烦，不愿参与的；（3）官方虽无明令禁止，但为社会中某种情况所阻，不能参与的；（4）蓄意不参与的。”[1]P13-14反过来看，要提高民众参与率，除了考虑那些有利的因素外，也应反思一下中国民众不参与是否存在同样的理由。如果有，我们就应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如果说，经济条件改善，确实提高了民众的参与积极性。那么这个现象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我们认为，不是经济条件的改善明显提高了民众参与的积极性，而恰恰是经济条件需要改善的“诱惑”助长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这种现象再好不过的反映了一个常识性道理：大部分的普通人始终还是追逐经济利益的动物。实际上，在经济条件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上，
我们犯了一个习惯性的判断错误：当一个人的经济利益得以满足后，他的注意力就会自然转移到政治利益。像英美国这样老牌民主国家，情况可能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的经济利益得以高度实现，他可以转移到政治领域，但前提是他必须放弃追逐经济利益；反之亦然。此外，高收入阶层中的很多人对政治参与表现出惊人的冷漠。由于过多地把经济条件与政治参与联系起来，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象：很多人因为获得权力而富有，很多人却因为富裕而钻营权力。
综观上述，我们不可公式化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经济水平这一难题，并做简单化处理。
难题之三：教育程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第三大难题，就是社会的教育程度。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暴露。人口众多的中国，不仅面临贫困难题，而且还面临无知、文盲或教育不足的问题。在民主政治建设与教育程度的关系上，不少的决策者总是持一厢情愿的乐观看法：发展教育，改善民众的教育水平，提高民众的政治法律意识，就会促进民主政治建设。这种看法需要仔细检讨。
首先，民主政治建设与教育程度是否成正比例关系？坚持那种乐观意见的人，自然相信二者成正比例关系。于是，他们会在行动上非常重视发展教育。客观地说，发展教育对社会进步是好的，但对民主政治建设未必如此。坚信这个论点的人，其实他们潜在担忧的是这样的问题：文盲会妨碍民主政治建设。事实未必如此。亨廷顿指出：“有人说，如果大批选民目不识丁，便不能令人满意地实行民主。但是，正如印度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文盲参政比识字者参政给民主政治制度造成的危险很可能要小。后者总是有更高的向往，对政府的要求也更高。再者，文盲参政毕竟有限，而识字参政则会象滚雪球那样对政治稳定产生潜在的灾难性影响。”[3]P45-46当然，我们也不赞成文盲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观点。其用意在于提醒：民主政治建设与教育程度的关系不能简单化认识与处理。
其次，既然如此，教育程度就不过是民主政治建设需要考虑的条件之一。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教育应起哪些作用呢？教育程度实际是民主的智力条件。它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发挥作用：“（1）提供信息，使社会公民能根据这些信息采取明智的行动，（2）教育公民，使之能有效地使用所提供的信息，（3）发展协商的艺术，使智力能以合作的方式运用于解决社会问题。”[1]P158平心而论，有些决策者所提倡发展的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这些作用？
第三，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反思一下：民主政治建设所需的教育应该包括哪些？国外学者认为，民主政治建设所要求的教育包括互相联系而又明显不同的四种：（1）实用教育；（2）基本教育；（3）技术教育；（4）人文教育。实用教育是为处理人类交往中日常问题的准备。这种教育即发展通常所谓人事交往中明智行为所不可或缺的“常识”。基本教育是训练使用人类基本智能工具，写与算。衡量基本教育最简单的尺度为识字率，即社会中能读和写的百分比。技术教育需要多年的专门学习，这对于负责处理并非人人都能应付的专门性问题的那些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人文教育，最不普通，也最不受重视。它体现在确定选择政策时，公民是否智慧与高超。[1]P166-167
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多年所强调的教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众民主需求的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主要解决的是基本教育，高中教育是最富挑战的应试教育，大学教育缺乏的恰恰是人文教育。由此来看，强调教育发展教育，未必是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教育。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在于对“教育”的认识。民主政治建设所要求的教育，不能仅仅是宣传与说教，它更多要求的是这样的“教育”：“将一个人引出来，把他身上的优点发挥出来并在对付周围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1]P166
第四，我们不否认多年来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需要追问的是：关于民主政治本身知识的教育，究竟开展得如何？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很多时候停留于空洞的口号宣教上：我们的民主是人民当作主的民主，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优越千百倍的民主，是真实的民主，是民主与专政统一的民主，等等。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民众未必能感同身受。对于民主政治本身的教育，不能仅仅是一些价值性的判断，它需要事实，需要制度，需要技术，更需要体验。如果缺乏这些，要改善民主选举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就是空话。还有一些情况需要思考：即便民众拥有民主政治的知识，他们未必有参与的热情；即便他们有参与的行动，他们未必都有明智的判断抉择能力。不要奢求进行无休止的教育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第五，当民众处于教育不足时，我们将如何应付？这个问题，要求首先进行抉择：当民众处于教育不足（如缺乏民主知识）时，我们是对他们说：“你们教育不足，我们就不给你们民主的权利了”；还是对他们说：“你们教育不足，你们需要参与来弥补，因为参与就是一种最好的教育”？做出判断是容易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不会拿叉子吃饭，就不让他吃饭。正如杰斐逊所说：“如果我们认为人民见识不足，判断不周，不能执行他们的权力，补救的办法不是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取走，而是通过教育，让他们善于判断。”[1]P171然而事实有时却是：民众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需要官员去扶助乃至看护。将民众视同子民，耳提面命的施教，代替而不是代表他们去运转民主，这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并不反对官员的示范作用，他们应是引导而不是教导，是讲理而不是命令。
显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教育程度改善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会随之获得发展。
难题之四：社会稳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第四大难题是社会稳定。当民众的经济状况、教育程度没有获得相应改善，扩大政治参与，极易破坏来之不易的稳定环境。在“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逻辑下，这确实是一种强势的论调。这种担忧不能说毫无道理。问题首先在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否一定会破坏社会稳定？反对扩大政治参与者，认为一定会破坏社会稳定。我们不想故意唱反调。如果一经扩大政治参与，就会破坏社会稳定，我们就有理由问：这是什么样的社会稳定？而不是简单地反对民主政治建设。这就涉及我们如何界定“社会稳定”。
在我们看来，社会状态的静止不是社会稳定而是社会停滞。社会稳定是一种相对于社会动荡的状态描述，它具有波动性、流动性与冲突性等特点[③]。社会稳定非常相似于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价格波动：价格没有一成不变的，它始终在波动；如果没有人为因素的操控，它会沿着相对合理的曲线进行运动。社会稳定实质是对社会冲突的合理化控制。控制的方法是多样的：武力、法律、政策、道德、纪律、命令等等。社会稳定未必表示消除了社会冲突，它只是表明缓和、协调了社会冲突[④]，表现为将社会冲突引入了各种制度、规章的轨道上，合理利用社会冲突来促进社会发展，保持社会活力。民主政治实质上可以理解为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制度或一种方式。认为一旦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就要破坏社会稳定，一方面是对社会稳定的误解，另一方面是对民主的不信任。
其次，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经常要考虑社会稳定的问题，实际上说明民主政治要顺利开展，必须要承受各种风险、威胁。民主政治建设要承担风险、威胁的问题，实质上是指民主的保护性条件。所谓保护性条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另一种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尽管“防御外来威胁的条件几乎只是民主国家所关心的事”，但是对一个主权国家所开展的民主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内部而不是外部，而内部威胁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民主的各种条件如法制条件、智力条件等的威胁；二是对民主本身的威胁。[1]P195-201既然，民主将会遭遇来自内外的各种威胁，那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会破坏社会稳定，实质是建设民主的各种条件受到了威胁，进而影响了社会稳定。
第三，发展、建设民主要承受各种风险、威胁，说明要享受民主的成果，必将付出一定的成本。正如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世上也没有不支付成本的民主。面对这些风险和可能付出的成本，我们究竟如何应对呢？我们不能因为开车是有危险的，因此就禁止开车；我们不能因为孩子学走路有危险，我们就不要孩子学走路；同样的，我们不能因为深化民主政治建设有风险，我们就不搞民主政治建设。事实上，如果长期地以为扩大政治参与会影响社会稳定，而迟迟不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民众不仅得不到参与的锻炼，而且久而久之还会对民主失去信心。对民主失去信心，则是对民主最大的威胁。
第四，既然是建设民主的各种条件受到威胁，从而影响社会稳定，那我们就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分析危及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上，而不是动辄怀疑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到底是哪些因素危及了社会稳定呢？法制条件不健全，民众的心理不健康，经济条件恶劣，公共政策刺激不平等的发展等等，这些都可能波及社会稳定。我们可能有一个惯性的认识：经济获得发展，会改善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稳定。亨廷顿对具体事例的研究后指出，“经济发展迅速和政治动乱，二者显然是相关的。”[3]P47由此可以认为：由于长期致力于经济发展，对其他领域的相对忽略，极有可能忽视了民主政治的各种条件的建设，因而埋下了危及社会稳定的种子。邓小平下面的分析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P176
难题之五：封建传统
如果说人口数量、经济水平、教育程度与社会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现实性难题，那么封建传统影响的长期存在，则是它面临的历史性难题。
首先，我们承认中国历史留给当代中国的封建传统多，民主传统少。不过，这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到底存在哪些封建传统？这些封建传统在哪些领域还在发生作用？我们是否采取了应有的措施来清除或改良这些封建传统？[⑤]换言之，所谓的封建传统，是不是一定就是需要倒掉的“洗脚水”？在“文革”时期，就曾大肆清除封建传统，其结果怎样呢？很多时候，不仅倒掉了“洗脚水”，而且也扔掉了“孩子”。实际上，作为“传统”，中间总是有一些契合于这个民族性格的东西。我们需要耐心地去分析其中的种种细节。
其次，需要具体分析封建传统是如何影响民主政治建设的。事实是，我们总是笼统说，它们会起阻碍作用。究竟是如何起阻碍作用的？到底是哪些传统在阻碍？我们未必清楚。如果是这样，这就等于拿封建传统做不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挡箭牌。这是把现实的问题，归罪于历史的责任。这是一种缺乏社会责任与个人责任的表现。
第三，需要具体考察封建传统对民众的影响。要估价封建传统对民众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有两点是可以把握的：一点是具体考察一个家庭的教养状况；一点是如果封建传统确实在发生影响，那么影响就存在代际递减的问题。我们尤其要强调后一点。如果说，建国之初的民众，受封建传统的影响大的话，那么他们的儿子、孙子、重孙子，受的影响会是怎样呢？我们可以在第一代、第二代强调封建传统的影响，但是在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再强调的话，就未必有说服力了。还要追问的是：封建传统不仅对民众有影响，
而且对官员也有影响。问题是，这些影响对民主政治建设而言哪个更要紧？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要清除封建传统的影响，主要任务就是清除官员生活、工作与观念上存在的封建传统。如果，我们总是拿封建传统作为不推进民主政治的理由，实际上就是夸大或助长封建传统的影响。
第四，当过多地强调封建传统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时，除了在不断地否定历史之外，还在掩盖现实中存在的一些不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因素。也就是说，有些人为了抵制民主政治建设，将存在的很多问题，有意或无意地划入封建传统影响的范围。这不仅不利于清理封建传统的影响，更不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这对民主是极大的危险。
第五，当过分强调封建传统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负面影响，可能表明我们对现代传统又过分自信，尤其是偏爱它对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在那些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恰恰滋生腐化。这是因为：“首先，现代化涉及到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3]P55-57这大概就是处于转型的当代中国为什么会涌现那么多的腐败分子的原因吧。治理腐化的方法有很多，民主的方法是其中较优的方法。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将会起到降低腐化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认真估量封建传统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更要理性分析那些我们过分看好的现代传统。
第六，既然认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封建传统多、民主传统少，那么这就意味着进行民主政治建设，除了注意人口、经济、教育、社会稳定等因素，还要注意培育民主传统。有目共睹的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仔细估量一下这些成就我们发现，它主要体现在制度的建设上。民主传统的内涵当然不止于制度这样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民主精神，后者才是民主的实质[⑥]。正如国外学者所说：“民主的实质比它的形式要重要得多。当民主在活动时，形式只提供一个框架，政治活动可以在这个框架内持续运行。但这些活动可能越过或超出形式的界限。如果社会中民主精神洋溢，任何一套形式恐怕也不能完全容纳。”[1]P41对于民主传统的形成与巩固，除了制度建设外，重要的是民众的实际参与。对于民主，“我们不能只是占有它，树立它，而是要继续不断地在行动中实现它，体验它。”[1]P40因此，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民主实际运转过程的建设，确实刻不容缓。从这个角度说，民主传统不是静止的，它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它将逐渐融化为生活习惯[⑦]。也只有“民主”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传统”，它才能得以延续和巩固。[⑧]
[参考文献]
[1] [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M].北京：三联书店，1988.
[①] 这在实际上就表现为“重男轻女”。台湾学者邝振权分析了“重男轻女”的文化与经济根源，认为文化根源是宗法（父系）社会的组织、家族主义和它的延展，经济根源在于“匮乏经济”式的小农生产系统。参阅：《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25-326页。
[②] 美国学者科恩指出：“民主的广度是数量问题，决定于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中实际或可能参与决策的比率。……民主广度的实质是社会成员中参与决策的比例。”“民主的广度是由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参与来确定的，而民主的深度则是由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是由参与的性质来确定的。”参阅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13、21页。
[③] 笔者受益于俞可平所谓的“传统的稳定”和“现代的稳定”：“传统的稳定是一种静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压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与此不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的稳定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29页。
[④] 恩格斯关于国家产生之分析，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
[⑤] 张永理认为封建残余在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表现有：皇帝意识、官本位意识、父母官意识、清官意识、等级特权意识、官僚主义思想与作风、人治意识、宗法意识和夜郎自大与闭关自守等。它们存在的主要原因：小农经济与小农意识相当程度的存在、历史积淀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当今体制上某些弊端的客观作用、社会主义建设中认识上的某些偏差、国际共运中的某些消极影响等。他还提出相关的对策：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化进程、进一步解放思想以促进民众思想观念的更新、扩大对外开放和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张永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封建残余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第98-262页。
[⑥] 张东荪早就指出：“所谓民主，非仅一种政治制度，实系一种人生方式。此生活方式，包括政治、法律、社会、伦理、宗教、经济各方面。学者分为狭义之民主与广义之民主，即由于此。狭义者谓一种政治制度，广义则指一种文化之全体而言。但民主之政治制度，必建立于民主之社会文化上。断无尚未养成民主之人生方式，而谓能遽有民主之政治制度树立其上也。”克柔编：《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232页。
[⑦] 张东荪认为：“民主政治乃是一种生活习惯。必先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方足讲民主政治。”克柔编：《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第168页。
[⑧] 正如罗素所说：“民主政治只有在长期延续、足以成为传统之后才能巩固。”“民主政治如要稳定就一定要成为传统。”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吴友兰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P142、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