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模式为导向还是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改革，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存在争论的两种思路。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的通俗表达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和"白猫黑猫论"，其理论表达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有"左"、右两种，"左"的思路的理论表现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论，右的思路的理论表现则主要是全盘西化论、宪政论和普世价值论。正确认识这两种思路对于改革能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进程中，围绕着如何进行制度改革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而这些争论的背后暗含着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一个是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一个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所谓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就是把预先设计的或理想的某种制度模式作为改革的方向或目标，一切改革措施的选择都以是否实现这种模式为转移。所谓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则是把发现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制度改革的主要着力点，而把改革的方向定位为体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某些基本价值目标，而不是定位在性质上属于工具或手段的某种制度模式。到目前为止，这两种思路之争还在继续，原因在于它涉及的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反思这两种改革思路，比较分析其背后的理论根据，对于深化关于改革的认识，把握好改革的方向，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有着重要意义。
一、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
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是近代以来一场非常伟大也非常成功的改革。说它伟大是因为它涉及的广度、深度、难度和复杂程度都是空前的；说它成功是因为它取得的成就巨大且举世公认。这场改革到目前为止之所以比较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改革的领导者们基本上都是按照以问题为导向的思路进行制度变革的。这种思路最初的表达形式就是"黑猫白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论"。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曾经引起不少非议，也产生过一些误解。非议者主要是担心这会背离社会主义目标，误解者则是把要抓的"老鼠"简单地理解为GDP的增长。实际上，这句形象而通俗的话，既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也包含着以问题为导向的思路。之所以说它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是因为它正确地理解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极左思潮颠倒目的和手段关系的错误理论。这种"左"的理论把具体的制度模式作为目的，把广大人民的利益仅仅看作是无足轻重的手段。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这种理论的一个形象表现。它把过去理解的那套制度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为了实现这种制度理想，人们做出什么样的牺牲都可以在所不惜，是不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却不去考虑，即使事实证明存在很多弊端也得必须坚持。这种颠倒目的和手段关系的理论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意 ，而且在左的思潮盛行时期还带来了很多危害，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许多失误就与这一理论有关。"黑猫白猫论"理顺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强调了目的相对于手段的重要性。同时，它还蕴含着这样一种含义：制度和政策都是手段，解决人民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增进他们的利益才是目的；手段服务于目的而不是相反。把增进人民利益作为价值目标放在首位，把制度看作是实现价值目标的的手段，制度选择要以能否解决问题为转移，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看待制度模式，这是典型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
这种思路是邓小平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早在战争年代，邓小平的战友刘伯承就经常在打仗时说这句话。1962年7月2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邓小平就用这句话来说明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的主张。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再次强调"黑猫白猫论"，就是为了说明在制度改革问题上不要采取模式化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制度的好坏只能以能否解决现实问题、能否维护和增进人民的利益来评价。改革开放之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后来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看法以及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都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为突破制度问题上的教条主义而展开的理论讨论。
如果说"黑猫白猫论"主要涉及的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或价值和制度的关系，它凸显的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性，那么，"摸着石头过河论"则是进一步从过程的角度强调了改革应以问题为导向逐步推进的重要性。在这里，问题就是"石头"，摸准石头，就是找准问题；通过制度创新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就是踏着一个一个石头一步一步走向河对面。它强调的是渐进性，而不是一蹴而就；它要求区分问题的轻重缓急，逐一解决问题，而不是一揽子式的解决所有问题，试图毕其功于一役。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中，也蕴含了问题和目标之间的深刻而复杂的关系。在这里，目标就是达到对岸，但是河对岸的具体登岸点可能是比较模糊，或者不十分确定的。因为，我们无法事先确定达到对岸所凭借的石头会把我们引向哪个具体的登岸点，我们所能知道的只能是"对岸"这个比较抽象、笼统的目标。这个事实有点令人沮丧、甚至有点令人恐惧，但它形象地说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境况--对于人类的未来，我们只能有一个意欲达到的抽象目标，不可能知道它的具体状况。既如此，就应该把关注的重点转到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上来，积极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这就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
有人对这种思路总感到有点过于谨小慎微，不够雄才大略；认为对未来的具体境况或制度模式没有认识清楚是由于过去认识水平低或实践经验不够丰富所造成的，经过30年改革，我们对未来的制度模式应该很清楚了，因此，"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应该终结了。其实，对未来具体制度模式的不清楚，并不是我们依靠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就能够克服的一个理性缺憾，而是由未来事物性质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就像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波普针对未来的历史发展也曾说过，"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在他看来，如果我们预测了将来才有的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就不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了。这说明，我们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只能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作一般性的预测，并且这种预测的科学程度也需要实践检验；而对人类未来的具体状况则只能够进行猜想或期望，不可能像预测日食月食那样地进行科学预测。我们现在能够比较确切地知道的，就是现实存在很多问题，目前的具体制度中还有很多弊端，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逐一消除这些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就会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会不断完善。但，这又不是没有目标的眼光短浅的事务主义者；达到彼岸的理想或期望仍然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影响着我们的问题意识，参与着我们对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选择。只是我们知道，这个理想只能是一个大体的、相对抽象的目标，它只能用一些相对抽象的价值性语言去表述，而不能用一些具体的制度模式性的语言去表述，也因此，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并没有关于具体制度的论述。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就是这样的价值表述，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是这样的表述。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这里讲的一般目的，就是无产阶级斗争所要争取的基本价值目标 。这样的价值目标并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出于善良意愿的纯粹道德诉求，而是产生于现实社会矛盾并以此指引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价值理想。至于解决这些矛盾或问题的方法或制度手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过一些一般原则性的表述和预测，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对未来社会的蓝图制定得越详尽周密, 就越容易陷入纯粹的幻想。因此，恩格斯晚年在回答《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
由于我们很难预先确切地知道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具体制度模式是什么，而且用一种模式化的思路去指导社会主义运动会导致乌托邦的危险，所以马克思创始人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恩格斯也曾指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 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 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强调自己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质，就在于它不再把社会主义简单看作是应当确立的"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或制度模式, 并以此去裁剪现实, 而是从现实的矛盾也即社会问题出发, 寻找解决矛盾的条件和方法，并通过矛盾或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也不退缩。"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对现实的批判，不就是发现和揭示现实的问题（社会矛盾）之所在吗？
总起来看，无论是"白猫黑猫论"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论"，都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并且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以及邓小平从价值目标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就是这一思路的理论表现。它既为渐进的改革提供了保障，也为不断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能；它有效抵御了左右倾教条主义的干扰，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够顺利进行。
二、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
与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相反，改革开放以来还一直存在着一种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它不把重点放在解决现实的具体问题上，而是放在实现某种具体的制度模式上。所谓制度模式，就是具有一定程度稳定性和可复制性或可模仿性的制度体系。由于意识形态立场不同，人们理想的制度模式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大体上可以分为"左"、右两种模式。
"左"的模式以"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论"为代表。它把一套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看作社会主义本质，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改革、革命还是建设，都是为了实现这套模式；判断改革或政策成败的标准，就是这套制度模式的实现程度。这一思路的代表者批评改革开放背离了社会主义宗旨，是引进和发展了资本主义。在他们那里，一切改革措施都要问个姓社或姓资的问题，只要在他们看来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不管是否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好处，都要一概加以反对。这种"左"的思路主要流行于共产党内，
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反对"左"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成为党内思想斗争的重心。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时还强调，"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这样强调"左"的危害，是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内干扰改革的思潮会比社会上干扰改革的思潮有更大的影响力。
右的模式以"西化论"、"宪政论"和"普世价值论" 等为代表。它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建立的一些基本制度模式体现了现代性的基本要求，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制度，是否实现这些制度被看作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一个标准。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是向西方学习，实现这些制度模式。这种右的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主要流行于社会上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当他们看到中西发展水平差距如此之大的时候，就很自然地把西方的发达看作西方制度的结果，把非西方国家的落后看作是没有实行西方制度的结果，并想当然地认为，一旦实行了西方的制度，后发展国家就会很快赶上西方的发展水平。这种思路是近代以来一直流行的"西化论"的一个当代翻版。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右的以模式为导向的思路主要在解放思想、反对"左"的教条的话语框架下言说，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下，其影响并不很大。但是，自从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自由主义逐渐在中国浮出水面并在民间舆论中渐成强势。一些自称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认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只能是宪政体制，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宪政一直不能得到落实，因此，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必须在政治上进行宪政改革。虽然在什么是宪政的问题上学界分歧较大，但对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不是有了宪法就有了宪政，宪政是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为宗旨的一套制度，这套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一些人那里指的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议会制度等西方的制度模式。
这个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要不要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因为，中国的执政者也承认这样的提法，并且在改革实践中也在逐渐落实这样的理念。宪政论的要害在于把西方的制度模式（包括政府职能模式）看作是唯一合理的模式，认为实行西方的模式才算是宪政。但问题的关键是：第一，政府的权力应该限制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政府的职能范围到底应该有多大；第二，是否只有他们倡导的制度模式才能实现保护人权的目标。联系中国的现实和各国的政治实践分析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在当下的发展阶段中，中国政府应该承担的职能要远远大于保护人权 的职能，有利于保护人权的制度模式不一定有利于政府其他职能的实现，这其中的价值冲突并不是一个简单答案就可以解决的；另外，他们所理想的西方式的制度模式虽然在保护人权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它并非是唯一有利于保护人权的制度，而且即使在这样的制度下，侵犯人权的现象也仍然可能是严重的，比如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和美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左"、右两种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都在试图影响中国的改革进程和方向。其中，"左"的思路在前期影响较大，随着改革的成就日益明显，它的影响也在式微；不过，即使如此，由于改革的一些负面效用如贫富分化、腐败盛行等现象日益凸显，这种思路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右的思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影响逐大之势。这不仅因为近20年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较快的传播，反映自由主义思想的学术著作有了大量的译介；而且因为，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的难度也在增加，所涉及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政治体制问题也越来越棘手，人们对这些重大问题找不到多少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此背景下，从西方先发达国家那里寻找经验或答案，就成为一些人自然的选择。
这种右的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和"左"的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一样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都会对改革开放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构成干扰。由于这些模式不是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设计的，而是要么来自书斋里的构想，要么从国外照搬进来，所以它也就很难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由于它不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试错逐渐生长出来的，而是不顾具体的国情想一夜之间就从外边移植进来，所以，它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很可能会造成新的严重问题。这就是这种思路的危害。这种思路之所以至今仍有市场，说明有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些错误的理论还在不断地把人们的思想引向误区。鉴于右的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在当前的思想界影响更大，下边重点分析一下这种思路的理论根源及其误区。
三、模式导向改革思路的理论根源及其误区
一些人之坚持改革应该以西方的制度模式为导向，把西方的制度模式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模式（或像有人所说的是"普世价值"），其重要的思想理论根源就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普遍主义是西方文化传统的典型特征，也被西方学者称作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之一 。普遍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一种方法论。作为世界观，它相信万物背后有普遍的本原或本体，运动变化背后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作为价值观，它相信存在超越时空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体系或制度规范；作为方法论，它喜欢抽象地看问题，喜欢从某种超时空的抽象前提推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结论，并且把一般看成脱离个别而存在的东西，认为抽象的才是真实，普遍的才是有价值的。近年来中国学界流行的"普世价值"概念就是这种普遍主义的产物；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左、右教条主义的深刻根源就是这种普遍主义。
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模式虽如亨廷顿所言是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 ，但是它背后的主要理念和思维方式却是普遍主义的。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形成的自由民主模式，就是在普遍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它从所谓的普遍人性出发，推出普遍的人权原则和普适的宪政制度模式。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并没有形成一种单一的制度模式，但是，其普遍主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却根深蒂固；并且，西方的一些政治家也越来越有意识地把这种普遍主义用作"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它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然而，正如亨廷顿清楚地看到的，西方国家的这种普遍主义与帝国主义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会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他看来，"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亨廷顿的这些见解并没有引起一些自由主义者的重视，相反，由于自由主义的内在普遍主义性质，加上西方政客蓄意地推波助澜，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很容易接受这种普遍主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并进而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把自由主义的宪政模式视为普适模式。
普遍主义的根本误区是把适用于事实的范畴误用在了价值问题上，或者说是把科学研究的方法用在了非科学研究的对象上。什么是适用于事实的范畴呢？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来说，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对范畴，包括一般和个别、共相和殊相等范畴。科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或者目标就是从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从一个个具体的现象中寻找事物的普遍规律性。因此，科学的品格就是对普遍性的追求，越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其科学上的价值就越大。但是，价值问题不同于科学问题。价值的根本属性不在于普遍性和特殊性，而在于情景性和多样性。情景性意味着同样的主体对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情景下有着不同的价值关系；多样性意味着人们需要的价值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这些价值之间常常存在着冲突。这种差别决定了，价值研究不同于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主要是一种描述性和解释性 的研究，也即它是一种实然研究；而价值研究则主要是一种规范性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应然研究。科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真理性（或普遍性）知识；规范研究的目的则主要是为了实现合理的选择，也即从价值的情景性中追求适当性 ，从价值的多样性中追求整体的协调性。适当性就是一方面要求人们的选择要适应当下的情景，另一方面要求人们在选择中应注意兼顾长远利益、他人利益和整体利益。整体的协调性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相对于个人主体来说，或者说相对于一个生命整体来说，它要求协调他的各种相互冲突的需要，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二是相对一个社会整体来说，它要求协调社会自身或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冲突的价值诉求，使该共同体能够得以维系并得到全面发展。
然而，普遍主义者没有看到二者的差别。在他们看来，普遍性和特殊性这对范畴可以适用于任何事物，因此无论是事实还是价值，都可以用这一对范畴进行分析。与此相应，他们也认为，只有反映普遍性的知识才是科学的知识，而只有科学的知识才是唯一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有价值的知识。由于只有科学研究的方法才能获取普遍性的知识，所以，要想在价值问题上获得普遍性知识（如普世价值），就必须运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的思想就是人们所说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对科学的重视，而在于它超出了科学作用和科学方法的应有界限，把它放大到不适当的地步。其结果，它不仅侵入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领地，而且它在这个领域制造了一系列虚假的知识和不幸的观念。
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就看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他称之为精神科学）的区别：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说明自然，精神科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心灵的生活。后来，西方学界强调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别，以及价值问题不属于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研究要进行价值祛除等观念，反映的都是科学方法不能简单地运用于价值问题这一事实。只不过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过分强调事实与价值对立的同时，又认为价值问题或伦理问题不仅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根本就无法进行任何合理的研究。因为，价值判断是无意义的，而且也是无法合理地辩护或批判的；它"只不过是感情的表达，或改变他人的感情的尝试，因此完全是处于理性讨论的领域之外的" 。
事实与价值的绝对划分受到诟病 ，并不意味着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的区分毫无意义，更不意味着二者可以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去达到同样的目的。就像一个物体既有物理又有化学性质，人们在研究中总要有所侧重一样，事实与价值的缠结也不妨碍人们在研究时会侧重于其中的一方。侧重于实然的研究和侧重于应然的研究虽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对方而孤立地进行，但无论在研究的性质和目的上，还是在研究的方法上，二者还是有所不同的。这里的关键是，能否对价值问题或应然问题进行合理地研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当如何进行研究。主张价值祛除的人一般认为不能，这是因为他们把价值现象看得过于主观化了；而主张把价值当作和事实一样的对象去进行研究的普遍主义者或科学主义者，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把价值看得过于客观化了。其实，不仅右的模式导向改革思路的倡导者走入了这一思想陷阱，"左"的模式导向改革思路的倡导者也误入同一陷阱。他们都打着"科学"的旗号去言说，并都坚信自己的结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实都误解了价值的性质，并在价值问题（或规范问题）的研究中走入了误区。事实证明，价值问题上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都妨碍着对价值问题进行合理的研究，只有从主客体关系和主客观关系入手去理解价值，才有可能为这种研究开辟道路。关于这种研究，尽管学界还没有总结出像科学那样的系统的研究方法，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努力进行合理研究的理由，也不意味着无法对它进行合理的研究。
只要正确地认识价值的性质，就会找出合理研究价值问题的适当方法，并一定会走出普遍主义的误区，摆脱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的纠缠。
四、以问题为导向：改革和制度成长的内在要求
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之所以在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它符合了改革自身的内在要求。改革不同于革命。革命是翻天覆地的全面的社会变革，而改革则是一种渐进的社会变革过程。革命的前提条件是政治和经济制度根本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自身又不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迫使统治者实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改革的前提条件是统治者意识到了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弊端，并有意识地推动这些制度的变革。所以，革命一定是自下而上的，而改革则一定是自上而下的。
自下而上的全盘改造一定会对现存制度和秩序进行全盘否定，因而它客观上要求革命者提供一个全新的替代方案--新的制度模式，既作为召唤人们起来革命的愿景，又作为旧制度推翻后必须立即填补空白的替代物。所以，尽管革命成功后原先设想的制度模式很少能够完全付诸实施 ，但就其一般特性而言，革命大都是以模式为导向的。
改革既然是自上而下的，是国家的统治者为回应社会中的各种压力而自觉推动的社会变革，那么改革要想成功，就必须处理好现存制度和新生制度的关系。如果改革者一夜之间摧毁现存制度，他自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从而他也就无法进一步地推动改革；如果他固守原有的制度而反对任何变革，他就不是改革者，并有可能使现存制度进一步僵化，从而种下最终导致革命性变革的种子。所以，亨廷顿说："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革命者总是尽力积累分裂，而改革者却必须努力分散和消弭分裂。革命者力促政治的僵化，改革者却提倡灵活性和适应性，革命者必须能将各种社会势力一分为二，改革者则必须学会驾驭它们。因此，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 他特别强调改革的渐进性，指出"改革者的问题在于不可用一大堆要求来压倒某一个对手，使他感到吃不消，而是要用一个看起来目标极为有限的计划来使阻力缩小到最低限度。一个企图一下子得到一切的改革者到头来总是少有甚至毫无建树的" 。这说明，改革决不能像革命那样来个天翻地覆的全盘改造，它必须从具体问题着手，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一个一个去解决，而这必定是渐进式的。
或许有人会说，改革必须用渐进的方式去进行，但这不妨碍改革者头脑中应该事先有一个新制度的蓝图或模式，充其量出于策略的考虑不要把这套蓝图或模式公布出来。这种看法不可取。这是因为，除了前边我们讲到的未来事物的性质限制了人对未来具体制度的认识以外，还有两个制度自身成长的规律性事实决定了这种模式化思路的不可行。一是对别国有效的制度放到另一个国家去就未必有效；二是只有针对本国具体问题建构起来并经过不断试错证明有效的制度才有生命力。第一个事实表明，任何制度的建立和发挥作用都依赖于特定的环境，离开这个环境，要么没有建立的必要，要么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不仅因为环境不同，不同国家面临的问题会有不同，而且即使要解决相似的问题，同样的制度也会有不同的效果，因为这个制度赖以发挥作用的复杂的具体条件可能有较大的差异。第二个事实表明，有生命力的制度必须是针对本国的具体问题逐步建构起来的，这个建构过程不是一个遵循一些先验原则或简单照搬别国经验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适应现实需要和本土大众偏好的过程，一个不断试错和修正并在实践中证明为有效的过程，一个按轻重缓急的不同而循序渐进地过程，因此它本质上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当然，制度和环境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单向决定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即使如此，只要我们为解决具体问题而设计的具体制度足够合理（即能适应环境，解决问题），以及各种制度之间足够协调，那么这样生长出来的制度体系一定会有生命力。这种依靠不断地创新、试错、修正和积淀，并在本质上是生长出来的制度体系，即使会成为一种模式，那也是事后的结果，而不是事前就能够构想出来并一定会成功实现的蓝图。这一点是由制度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所决定的。那种喜好按事先想象的模式（不管它是依据抽象原则设计的，还是照搬成功国家模式的）去指导改革的做法，最终的结果都会把改革引向邪路，甚至引向灾难。因为，它们既然不是针对中国的实际问题而设计的，那么它也就难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同时，由于它在替代旧的制度时，把原来一些有效的制度也摧毁了，加上新制度水土不服，它很可能造成新的更严重的问题。
有人担心，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改革，会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从而不能保障改革顺利进行。这样的担心是误解了问题和改革的性质。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表示的是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而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或者是只从眼前的、局部的角度看问题，没有从长远的和全局的角度看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改革，本质上要求人们能够正确认识问题，即能够从问题的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并能够从长远的和全局的角度看待具体问题。这样做是不会造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结果的。另外，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改革，决不是通过一种权宜性的政策或措施临时性地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尝试性地永久解决问题。所以，改革一定是具体制度的改革，而不是临时性措施的改革。
其实，这种对"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担心，背后隐藏的还是对制度模式的偏爱，而这种偏爱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某种模式能够一揽子解决所有重要问题。这反映了他们既没有认识到人类制度的生长性质，又对问题与制度的复杂性以及人的理性的局限性认识不足，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内心还一直隐存着一个至善至美的乌托邦梦想，尽管这样的梦想曾经在现实中造成过无尽的灾难。
实际上，那些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的倡导者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意识，只是他们的问题意识是虚假的或脱离实际的。比如，右的模式的倡导者把先发达国家曾经出现的问题看作是普遍的问题，或者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问题视为真正的问题，所以其结论就是，在西方有效的做法，我们也应该仿效之，或者西方人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这种"问题"如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是"输入的问题"，而不是中国面临的真问题。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不同国家由于现代化起步的时序不同、发展过程所处的内外环境不同，其面临的问题肯定也不同；他们也无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即使后发展国家存在着西方国家在相似阶段中曾出现的相似问题，也仍然可能有一个问题的结构不同以及各种问题轻重缓急不同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些右的教条主义者只见本本，没有看见或者看透当下的事实。他们不仅照搬了西方的模式，而且也照搬了西方的问题和问题意识。
又比如，"左"的模式的倡导者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的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问题，视为中国现实所面临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能铲除资本主义弊病的制度模式就应该坚持。他们没有看到，十九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本质不同。虽然市场经济的一些通病在这两个时空背景下都有表现，但大的制度环境和时代背景已大不相同，解决问题的手段也有了新的经验、资源和思路；而且如上所述，这两个时空环境中的问题结构和轻重缓急的顺序也是不同的。"左"的教条主义者依据的本本和右的教条主义者虽有不同，但都属于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者。这种从本本出发，简单比照另外一个时空中的问题而不深入研究当下本土问题的做法，是很难形成真正的问题意识的。
以问题为导向，就要深入研究当下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是，要想找准问题，抓住真问题、关键问题，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等，决非易事。我们说，杰出的政治家之不同于常人的秉赋之一，在于他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回应人民呼声，认清国家利益，说的实际上就是他认识问题的能力。要想有清醒的问题意识，能够抓住时代的真问题，首先有一个立场问题，即你是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个人或集团利益的立场上。站在后一立场上，常常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被狭隘的私利所蒙蔽，从而看不见真正问题之所在；站在前一立场上，则能够高瞻远瞩，看清大局，分清利害。其次还有一个观点问题，即要有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能够认清社会发展方向，顺应时代潮流，明辨善恶与是非，这样才能够分清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哪些是轻问题，哪些是重问题。最后还有一个方法问题。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要想认识中国的真问题，除了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还要深入社会，了解实际，体察民情，关心民苦，尊重民意，从实际生活中发现和认识问题，而不仅仅是从本本上发现和认识问题。不过，个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个人觉察的问题和人民大众体认的问题可能存在差异，所以，一个更重要的方法是要建构起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使大众能够参与到问题表达和问题界定的政治过程中。只有发挥政治家和人民群众两个积极性，才能使改革过程中的问题表达更加准确，问题界定更加合理。
强调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改革，除了要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和正确界定问题以外，还必须要勇于面对问题，敢于并善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掩盖或推诿问题。在现实中，有些问题过于复杂，解决起来过于艰难，有些问题与个人私利过于密切，这些都妨碍着人们对问题的解决，也妨碍着改革的健康推进。真正的改革者和政治家一定是具备智慧和胆略的人民领袖。他们既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至高至上，也必有无比的勇气和信心。因此，他们既懂得策略的适时运用，又不会因问题的复杂艰巨而退缩；他们既有坚定的意志引领国家的航船奋勇向前，又有足够的细心和智慧指引航船躲过暗礁和险滩。有了这样的政治家，再加上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首创精神，国家的问题就能一个一个地得到解决，改革就会一步一步地不断深入，国家就能够健康地得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能够不断地得到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