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曾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清末革命家梁启超先生曾经使用最美丽的语言赞美民族主义，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当中的一个，就是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曾经是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政权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然而，1949年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主义”这个词汇从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几乎完全消失了。在我30岁以前，我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当然也不会有任何这个词的概念，所以决想不到日后我竟然会成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旗手”。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诞生，最早也不会早过1980年代末。它的诞生，原本和外国人没有太大关系。它在诞生之初，完全是出于对于中国知识界中我后来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潮的质疑。我今天在这里无法详述“逆向种族主义”的各种现象。我只是简单地告诉你们：1980年代的中国是各种新思想大量涌现的时代，这里有很多新思想是非常好的，它们推动中国获得了今天的进步，但也有一些思想非常荒唐，其中最荒唐，却影响非常大，至今仍旧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乃至传媒界具有极大影响的一种思想就是，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的劣等民族，从他们的原始祖先开始，中国人就是一个劣等民族。这样的一种想法，我想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理论没有太大的区别。当今的西方人当中，也许有一些人在心里还会对其抱同情态度，但恐怕很少有人敢公开作这样的宣称，并把它说成是“科学”。然而，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就是公开的宣扬这样一种种族主义理论，他们与希特勒不同的地方，只是把这种理论用来反对自己的种族，所以，我创造了一个名词，“逆向种族主义”，来给这种理论命名。我把它的英文翻译成“reverse racism”。我曾问过一个美国人，这样的翻译对不对，他说很对。我今天在这里，在英文的故乡，还想请教你们一下，这样的翻译对不对，有没有更好的翻译？
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理解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想法，因为他们，还有中国的整个精英集团，刚刚从“文革”的灾难中走出来。他们在“文革”中遭受了骇人的苦难，对于自己的民族抱有这样的怨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种族主义论调无疑是不正确的。所谓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发端，就是源于对于这样一种种族主义论调的质疑。我是中国知识界最早的质疑者之一，我至今为此感到自豪。
我们当时并没有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汇——如前所述，我们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汇。这个词汇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和传媒界强加给我们的。大约从1990年代初开始，一些西方人对于我们的思想开始不愉快了（这些西方人应该给我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对于我们质疑种族主义感到不快，他们不是声称反对种族主义吗？他们这样的使用双重标准，难道不是说明民族主义确实有道理吗？），大量的攻击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新闻报道、学术论文和书籍首先是在西方出现了。中国的知识界主流自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是紧跟西方的，所以，在中国知识界也掀起了批判“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浪潮。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这些思想叫“民族主义”。有些人曾经告诫过我，“民族主义”这个词二次大战之后在西方因为与纳粹有关，所以是个贬义词，西方人是在用这个词骂你们，所以最好不要承认自己是“民族主义者”。我说，这个我知道，但西方人掌握着话语霸权，你去与他辩论说你的思想不是“民族主义”，可他非说你是，你怎么办呢？所以不必去管它，说我们是，我们就是吧，反正重要的是内容，至于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我们是这样成为“民族主义者”的。
西方学术界往往说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政府鼓励的，是因为政府考虑到需要一个替代已经衰落了的共产主义的新的意识形态。再没有比这种说法距离事实更远的了。不可否认，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多少少在其内心会有一些民族主义，然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都坚持用原有的意识形态教育党员和群众，所以根本谈不上要用民族主义来替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且，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政府致力于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即使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同情民族主义的某些目标，也不愿意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民间，把这些目标公开喊出来。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找不到发出声音的渠道——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渠道都仍旧是非常狭窄的：在漫长的十六、七年中，民族主义者出版的书籍不过两三本，就是这两三本书，出版也非常不容易，而且往往要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做很多删改。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发表文章的渠道并不多，而且往往是通过特别的私人关系才能发表。我注意到，直到几个星期以前的2005年1月19日，才有一家由《人民日报》主管的报纸《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由《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林治波撰写的题为《不要妖魔化民族主义》的文章，有保留地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价值。这确实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因为《环球时报》虽然没有《人民日报》的政治地位，但毕竟是一家有一定重要性的报纸；而在此之前的这么多年中，中国的报纸，除了少数极为商业性的报纸，稍微重要一点的，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一片讨伐声（奇怪的是它们从来不讨伐美国或日本的民族主义，在我看来，美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要比中国强烈得多，它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如布什总统和小泉首相，目前都在执政）。但我决不把这个单一事件看成什么“新的政治动向”：我宁可把这件事看成是和我的经验一样，林治波先生通过特别的私人关系发表了这篇文章。
在这样的封锁下面，中国的民族主义本来很可能会永远沉默，永远无法得到传播的渠道、交流的场所。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文本，可能永远只有我和其他很少几个人通过特殊的私人关系发表的那很少几篇文章。然而，到了1990年代的后半期，一个意想不到的非常强有力的盟友突然出现了，这个盟友是一项西方人发明的新技术——互联网。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的重要性可以从被称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之父”，已故的李慎之先生的一段评论得到印证。他曾经在笔者参加的一次会上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他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很坏的发明。我当时就反驳了他，我说：李慎之先生，这就是言论自由啊，言论自由的结果不一定都是你喜欢的啊！后来，李慎之先生意识到了这样的评论不符合他自己的自由主义理念，他的一个友人向我转达了他的这个认识，并说李慎之先生虽然不一定同意我的观点，却喜欢我的文章观点鲜明，不躲躲藏藏的风格。李慎之先生已经故去了，我仍然铭记着他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虽然李慎之先生的这个评论与他自己的理念相矛盾，但他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渠道的认识却是十分准确的。只有互联网这项新技术，只有人类向信息社会的发展，才给了中国民间自发的思想成长壮大的自由空间。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完全民间自发的思想。官方的意识形态当然不能说是自发的；中国的自由主义也不能说是完全自发的，因为它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体制性赞助；中国的新左派也不能说是完全自发的，因为它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内虽然不占主流，但仍旧握有一定权力，至少还有一定影响的官员的支持；所以他们都有一部分自己所控制的传统媒体，只是多少不同；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却没有任何自己的传统媒体，只能在互联网上发出声音。恰恰由于它完全是民间自发的，恰恰由于它没有得到任何体制性赞助，却能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说明了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社会中是有着深厚的基础的。请各位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成为了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可以自由出书、办报纸，甚至办电视台，那时，中国民族主义的声音会强还是会弱呢？
我在前面说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作为对逆向种族主义的一种反弹诞生的，然而，它当然不会永远停留在仅仅是一个反弹上面。它自然会提出自己对于内政和外交的一系列见解，特别是互联网给了它传播和交流的阵地之后，它不仅赢得了发出声音的渠道，而且赢得了发展自己的思想内容的良好空间。
在当代中国，是否应该实行民主制度是关于内政问题的辩论的永恒焦点。中国所谓的“自由派”人士（我从来不认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真正的自由派，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言论自由，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多元化，他们往往只是要用自己的专制取代别人的专制，在他们掌握权力的一些地方，他们压制不同意见比谁都严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制度问题，没有一个好的制度，谁掌握了权力都会压制别人，但他们的行为至少让我感觉到他们的不真诚），为了妖魔化中国的民族主义，他们从西方搬来了一些理论，自己也创造了一些理论，坚持说民族主义是和专制分不开的，是专制的帮凶。这是否是事实呢？显然不是。首先，至少我这个在一些场合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旗手”的人，从来没有反对过民主制度。我不但不反对民主制度，而且是民主制度的坚定的支持者。我真诚的认为，要使中国最终成为世界强国，要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一个自由人，成为一个主人而不是奴仆，中国一定要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对于我来说，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目标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我们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我最多是不希望中国目前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被社会动乱所打破。其次，我也看过一些西方人关于民族主义的其它意见，至少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恰恰是伴随民主制度而诞生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王权制度下，人们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不可能产生民族主义思想；恰恰是法国革命等使欧洲转向民主制度的重大政治变革，使得人们感受到自己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才诞生了民族国家，才产生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从我这个中国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的切身感受来看，这后一种观点才是正确的。
各位女士们和先生们，英国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发祥地，由我这个中国人在这里告诉你们一般情况下民主制度的好处显然是不必要的。我在这里只想说说，除了那些适用于一般情况的好处，民主制度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我认为有两点，第一，民主制度是这个世界上不可阻挡的潮流，要让国际社会把中国作为一个在道义上平等，够格的大国来接纳，中国就必须成为民主国家。我在一次讨论“大国战略”的会议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真正关键性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太多的亏。为了不让别人以不是‘民主国家’为借口凝聚国际社会折腾我们，我们有必要挤入‘民主国家’的行列”（我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曾经应《中国社会科学》的邀请，写成一篇题为《敢于使用力量才是和平崛起的基本保障》的文章，准备发表，但后来他们又改变了主意，说是只能发表英文版全文，中文版只能发摘要，最后是这个期刊什么都没有发表，却有人把这篇文章贴到了互联网上）。其次，我痛感到我的祖国为了民主这个问题而分裂：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因为中国没有实行民主制度而怨恨自己的国家，因为这种怨恨，使得每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矛盾时，他们都站在其他国家一边，我对此痛心不已。我认为，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爱自己的国家，为了让他们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矛盾时站在自己的国家一边，我们也有必要实行民主制度。
我不是今天才来说这个话的：从1999年开始，我写了大量的文章，来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为什么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制度，其中有一些是在公开的印刷媒体上发表的。不可否认，由于所谓的“自由派”人士以及西方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长期的妖魔化，使得中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产生了愤懑情绪，他们因而反对民主制度。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主张回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制度上去，因为“那才是中国的”。但我始终坚持认为，不能让我们的思想为这些愤懑情绪或仅仅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所左右。我们的目标是中国的富强，是中国人过更好的生活，有更多的权利。即然民主制度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就不能因为那些骂我们的人支持这种制度而反对它，我们更不能因为它碰巧是由西方人发明的而拒绝它。
在中国应不应该实行民主制度这个问题上，我们与中国的“自由派”原本没有分歧。我们与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在现实的国际秩序下，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是否仅仅限于意识形态，是否仅仅限于专制与民主，
有没有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我们认为这后者是现实存在的，而且是相当重要的。是的，美国的总统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很好，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自己的国家也这样做；但我们同时也不应忘记，美国的总统是由美国人民投票选举的，我们中国人并没有权力参加投票，所以美国总统只会考虑美国人的利益，不会考虑我们中国人的利益。我们的这个认识也是中国大多数人的认识：中国人中的大多数支持民主制度，但又有强烈的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意识（我有这样说的根据，因为我的职业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民意调查）。所以，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在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往往是无条件的站在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一边的做法，严重的影响了他们自己在中国人当中的信誉（除此之外，他们往往是无条件地站在富人一边的做法，又严重的损害了他们在中国穷人乃至中产阶级当中的信誉，但这是另外一个主题了），因而也损害了“民主”、“自由”这些词汇在中国人当中的信誉。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我认为这颗行星正在见证一个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这个变化是和平的，这就是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这二十几年中，无数的中国农民走进了城市（仅从1990年至2001年的11年间，就有1亿以上的中国农民进入了城市，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城市化速度都要快，在今后的几十年里，这个过程还会进一步加速，中国的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过程将不仅影响到中国，还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在这二十几年中，无数的高楼在中国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在这二十几年中，中国生产出了无数的廉价产品供应这个世界上的消费者，使他们几乎忘记了什么叫做通货膨胀；在这二十几年中，跨国公司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如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中国工厂的产量只占其全球产量的14%，而利润却占到其全球利润的80%），而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我们不必，也没有时间列举枯燥的数字。我只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些感受来说明这个巨大的变化。我在这里想引用中国的一位企业家武克刚先生的一段话。这段话来自他的一篇鼓吹中国的工商阶层应该致力于打破官僚阶层对于权力的垄断的《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文，这篇文章显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动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应当会对此很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无法展开讨论。我在这里只引用他对于中国今天的发展的感受，他说：“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出国，我们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的社会，我被新加坡的那种人文文明、那种科技进步、那种城市的繁荣、那种灯红酒绿的整个的现代文明所震撼了。当时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们在酒店里讨论，我们说：‘我们的国家五十年以后会有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吗？’我们当时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说五十年后我们也很难达到当时的新加坡的建设水平，更何况新加坡还要进步。历史证明我们保守了、我们错误了，仅仅二十五年，我去年又去了一趟新加坡，我对新加坡今天的看法，它在一些方面还比不上我们的深圳、大连、上海和北京。”
是的，仅仅是在不久以前，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也不敢梦想中国会有今天的的发展。中国的大多数人，包括很多民族主义者，都很明白，这一发展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离不开自由的国际贸易，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再次提醒大家，我的职业是民意调查，所以我说这些话是有根据的）。中国是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所以并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我们要挑战国际秩序，不对，我们要维护国际秩序，我们希望现在这个允许中国人以其和平、诚实的劳动换取自然资源的国际环境能够维持得比较长久。
也许很多人会感到奇怪，既然如此，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为什么不能像中国的“自由派”所主张的那样，把国家和民族都看成过时的东西，我们只要作为个人融入全球化就可以了？那我就来告诉你们：我们与这种观点的分歧在于我们不像他们那样相信美国人是天使，所以，我们对于由美国一个国家来维护这个国际秩序很不放心。所以，我们也要积聚实力，准备积极参与维护这个国际秩序。
各位女士们和先生们，你们生活在英国这个现代民主制度的发祥地，对于我在下面将讲到的政治学原理肯定不会陌生。在国内政治中，我们把单一个人或组织对于权力的垄断叫做什么？叫做“专制”，而专制会剥夺我们的权利这一点恐怕不用我来对你们多说了。那么，这同样的一种政治结构放在国际关系中就没有问题了吗？不错，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那是它国内的事情。当今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现实，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国际秩序是一个专制的政治结构。我没有把美国人当今对于世界的统治看得太坏——我刚才已经说了，中国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美国的帝国主义在现阶段可以说是一种开明专制。但是我们不放心，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可能变化，世界的形势有可能变化，世界的资源状况有可能变化，若我们这样一个有将近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对此却无力防范，我们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即使美国人真的是天使，我们也不放心，恰恰是西方人的政治智慧告诉我们，“宁愿三个魔鬼打架，不要一个天使执政”。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参与到维护这个国际秩序中来，我们要致力于国际政治结构的民主化。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实力还不够，这却是我们明天的目标。
中国最优秀的政治家恐怕都会这么考虑问题。已故的邓小平先生主张“韬光养晦”（这恐怕也是民族主义的言论在中国不为官方所支持的原因之一），主张中国的国防建设暂时先为经济发展让路，在他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中，中国的经济暂时是向国际分工的低技术一端而不是高技术一端移动，因而对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有一些暂时的负面影响，因此，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以及新左派对于他的政策有一些批评。然而，最近披露出来的刚刚故去的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于2004年7月与友人的谈话中，赵紫阳先生是这样回忆的：“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是富国强兵。他多次说，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就有钱壮大军事力量，我们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他希望中国强大。”所以，中国那些最优秀的政治家在国际关系这个问题上，也许会在具体的策略上有分歧，但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是富国强兵，成为世界强国。这个目标是自1840年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几代杰出人物，不分党派和信仰，所共同持有的。只是到了“文革”之后，如前所述，由于中国的精英集团在那期间所遭受的骇人的苦难，才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分裂。然而，有充分的根据表明，新的一代没有遭受那些骇人的苦难的中国人，并没有上一代精英那么强烈的对于自己民族的怨恨。他们会再次回到这个目标上来。
有一些中国人可能很不愿意听到我讲“富国强兵”这样的话。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并不见得反对这个目标，只是担心这种话会给“中国威胁论”增加了口实。我想说的是，在这样一个信息充分交流的时代，这样的担心并不必要。比如我刚刚提到的赵紫阳先生的这段回忆，一个关心这类问题的外国汉学家应该不难从网上查到。我认为，“中国威胁论”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对于世界资源的需求增加得这么快，外国人感到威胁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跟我们声称自己是小绵羊还是大老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然而，中国的发展对于其他国家既是“威胁”，也是机会：难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给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带来好处吗？难道中国人生产的产品没有给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带来好处吗？如何把“威胁”变成机会？这要靠中国人的努力，也要靠外国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努力。
五.中国在全球化道路上所面临的问题与争论
各位女士们和先生们，坦率地说，在我的第一个讲稿中，并没有以下这些内容。这是因为我感觉到很可能没有时间讲这些内容。然而，当我把第一稿拿给一些朋友们看，征求意见的时候，有朋友提出来，我似乎讲的是一片光明，没有讲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问题。我认识到这的确是我的第一稿的一个缺陷。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可能不警惕全球化有可能给中国带来的问题。我不讲这些问题是不全面的，甚至好像是在隐瞒什么。所以，我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最主要的威胁就在于我前面说到的中国工业向国际分工的低技术一端迁移，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受制于人，使得我们的科技发展受制于人，使得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关于这方面的辩论自改革开放之初一直持续到现在。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至少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这根本就是杞人忧天，我们只要发挥比较优势就行了，在市场上什么赚钱我们就干什么。这是中国的“自由派”们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我们应该高度信任美国人，不要担心美国人控制我们。除了他们之外，美国人也是这样劝说我们的。我曾经碰上过一个美国外交官，他极力向我兜售“土豆片和芯片都是chip，只要能赚钱就没有任何区别”这套理论。我说：这不一样，如果我们不卖给你们土豆片，你们可以立即自己生产，但如果你们不卖给我们芯片，我们却不能立即自己生产。他说：“你以为美国政府能够命令Intel不卖给你们芯片吗？放心吧，美国政府控制不了他们。”然而，我一直到今天也不相信他的话：如果他的话是真的，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还要审查中国的Lenovo收购IBM的PC部门一案呢？第二种观点我认为更合理一些，这种观点认为：并不是我们盲目的信任美国人，而是现在实在没有其他选择，中国再也负担不起使用国家力量而不是市场力量向高技术一端做超常规行进了，中国必须暂时先忍耐下来，在低技术领域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等有了钱再向高技术一端前进。我认为，邓小平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第二种观点虽然与第一种观点的前提不一样，但落实到现阶段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经济政策层面上，二者是一样的。第三种观点则是中国现在就必须使用国家力量向高技术一端做超常规前进，否则，中国就会被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所控制，今后也失去向高技术一端前进的可能性。十几年前，我本人曾经是第三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众所周知，最后是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占了上风，成为了中国这十几年以来的经济政策。我本人因为站在了失败者的一边，基本上退出了有关经济政策的辩论，个人的职业生涯受到很大影响。直到现在我也认为，第一种观点不值一驳，而第二种观点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很大的赌博，就是在赌我们究竟是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被美国人控制住，沦为美国的一个附庸，还是我们最终“利用”了外资，获得了更快的进步。回顾这十几年的历程，我认为，不能说中国已经赢得了这场赌博，但赢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中国的工业现在已经出现了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向高技术一端移动的迹象。如果中国最终能够赢得这场赌博，我会很高兴，因为我当时的观点虽然输了，但我的民族赢了。如果中国最终没有能够赢，那么人们可以赶紧去翻我十几年以前写的那些文章，我已经非常有远见的替他们准备好了药方——中国已经不大可能输得精光，有了这些药方还是有可能翻本的。
中国在目前的这条道路上行进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消耗。我们自己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存，当然我们要尽一切可能保护环境，节约自然资源。然而，对于一些外国人和一些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我前面提到的“逆向种族主义者”对于中国破坏环境的指责，我却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我常常听到一些外国人及一些中国人说：这颗行星不可能再容纳一个13亿人口的美国，如果中国人也要以美国人的方式生活，地球就会如何如何。是的，一个美国人从出生到死，他所消耗的自然资源是一个中国人的几十倍到上百倍。如果中国人也像美国人那样消耗这个地球的资源，这个地球很有可能如何如何。然而，我想问的是，是谁规定的只有美国人才有权利消耗这么多的资源？是上帝吗？美国的《独立宣言》不是说“人生而平等”吗？看来上帝没有这么规定过。那么，我们根据什么来分配这颗行星的资源呢？是靠市场竞争还是靠武力占有？靠哪一个我们中国人都愿意面对挑战。如果说，对于这些说法说“不公平”的只是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还有13亿人虽然对此不置一词，却以自己沉默、艰辛的劳动在说：“不，我们不接受这样一个安排，我们就是要过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即使我不能够，
也要我的儿子，我的孙子能够。”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劝他们不要追求这样的生活，搬出了西方现代的思想家，搬出了佛陀，也搬出了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甚至毛泽东。但没有人能劝得住他们。我以为，与其用这些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说词去劝说他们不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不如多在科学上想想办法，想办法让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其他更多的人过上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却保持地球不如何如何。科技发达的国家应该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价格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保技术，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在拯救发展中国家，也是在拯救他们自己。金钱和科学技术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我在郊区的住宅旁有一条河，这条河曾经是一条臭河，但2002年仅仅经过一年的治理就不臭了。因为北京有了钱，所以能以非常快的速度治理这条河流的污染，但中国的其他很多地方还没有这么多钱。如果这些技术上的努力还是不足以解决问题，那么，这个国际社会就有必要商讨一个全新的控制环境污染和分配自然资源的体制，它必须是让绝大多数人感到公平的，否则，我们这个世界就难以维持长久的安宁。
中国在目前的这条道路上前进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人们常说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中国的左派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有更多的研究，他们来讲这个问题可能比我更合适。我在这里只是简单的说，目前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的最大的潜在障碍，是内政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一定程度的保障，每一个人都有更充分的自由，每一个人都能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的社会；使得我们的社会能够真正长治久安，使得中国人更认同我们自己的国家。至于怎样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社会，我自己的观点已经在前面讲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时讲了。在中国当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这就是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去。但就目前而言，因为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这种选择就只会停留在少数弱势群体和知识分子的嘴上：即使是收入很低的农民，也会很现实地选择进城打工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虽然这很艰苦，却比等待一个新的毛泽东更为现实。然而，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则事情是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的朋友提醒我的，说届时很可能会有一些第三世界的听众，而一些第三世界的人士已经在指责中国参与了发达国家对于第三世界的掠夺，我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我想很真诚的告诉第三世界的穷兄弟们，中国人确实已经忘记你们很久了。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虽然实际上比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还要少，但中国现在确实行进在经济全球化的快车道上，所以，在中国不可能聚集起像拉丁美洲那样大的反全球化队伍，它甚至不能聚集起像欧洲和美国那样大的反全球化队伍。中国人现在确实觉得他们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有点不一样了：虽然中国人现在的收入可能更低些，但中国人却觉得他们很可能不用再去发出对于目前的这个世界秩序不满的吼声，只要按现在这个样子继续任劳任怨干下去，就能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缺乏对于第三世界问题的共同感受。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自己还没有富到应该拿出钱来帮助第三世界的程度。“让比我们更富裕的西方国家去管他们的事情吧”会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然而，我想即使如此，中国的发展也是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有利而不是不利。首先，从眼前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与产品的需求和价格。其次，如果中国真正强大了，第三世界国家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如果美国不能善待你，你可以来寻求中国的帮助；同样，如果中国不能善待你，你可以去美国寻求帮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力量的平衡，有利于国际政治结构的民主化。从长远看，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应该致力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日子能够过得更好的国际秩序。我曾经常说，现在这些都是美国的事情，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中国也有足够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来管这些事情。
六.结语
各位女士们和先生们：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无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知道得一点都不少，所以我也常常对中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等到我对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讲时，我会主要谈中国所存在的问题）。然而，即使存在这些问题，我认为中国前进的脚步还是挡不住的，在经济上是这样，在政治上是这样，在国防上也是这样（我认为，欧洲卖不卖给中国武器对于中国的国防建设并不具有太大的实质性意义，只不过是表明欧洲对于中国是否友好而已。正如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旦中国把资源投入到这个方向，它的进步很可能比所有专家所预测的都要快）。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诚实劳动来换取世界上的大量自然资源，如果这个进程受到阻碍，就意味着中国的生存受到了挑战。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要努力研究世界如何容纳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的迅速发展在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有些问题可能已经迫在眉睫了，比如说中国的石油进口，如中国的一些环保主义者那样，要求中国单方面的限制需求，就像我前面说得那样，既不公平（为什么只有美国人才有权利消费这么多石油呢？为什么我们用自己的诚实劳动来换取石油就不可以呢？），也不现实（有谁能够说服这13亿人口，要他们停止发展？）。无疑的，在这样的问题上中国需要发达国家的帮助，而发达国家在帮助中国的时候也是在帮助自己。
也许，人类恰恰是在应对如此巨大的挑战时，才会发明出比现在更好的国际秩序。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