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思想文化界来说，伯林思想的新颖性和震撼力表现在他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区分的论述中。
一
伯林的思想有一个特点：他最出彩、最深刻的见解不是在自己的专著中阐述，而是在思想史的讲演中，借助于说明、分析其他思想家的理论，阐明某些思潮的影响和意义时“顺带地”涌现出来。《浪漫主义的根源》就是一例，这是他于1965年春季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梅隆讲座上做的一系列讲演，以后在尽量保留现场感的前提下整理出来的讲演稿。现在读这个讲演稿让人惊讶不已，难以想象伯林怎么能够在讲演中谈那么深奥、复杂的问题，难以想象他的思绪像山洪暴发似的一发不可收拾，浪花运载着令人目不暇接的思想史料，瀑布映射着华美多彩的语言光辉。
浪漫主义是伯林思考和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它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引起最深刻和持久的变化，其影响力比起公认的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以及俄国的社会、经济革命一点不差，当代的许多现象，比如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个人崇拜、集权体制、民主主义等等，都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它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生关联，与我们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
伯林指出，浪漫主义兴起于1760至1830年的德国，它攻击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在欧洲占据主流地位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西方的启蒙和理性主义传统基于三个预设，它们是：一、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无法解答的不是真问题；二、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可以通过学与教得到答案；三、所有的答案必须是兼容的，正确的答案之间不会发生矛盾。德国当时比起英国、法国来是落后的，邦国林立，没有大艺术家思想家，整个民族的心理是自卑屈辱。在这种环境下，虔敬派运动流行于全国，它主张认真研习《圣经》，强调精神生活，蔑视知识，它成了浪漫主义的真正根源。
在伯林看来，第一个公开、激烈、全面向启蒙主义宣战，启动浪漫主义进程的人是在虔敬派环境中长大的约翰·乔治·哈曼，他对赫尔德、歌德、克尔恺郭尔产生过巨大影响。他认为，用科学的一般概念、理性和分析的方法来认识自然和社会，就等于是扼杀艺术和生命；应该用活生生的个体经验、情感和信仰来把握生活之流，在自由的天空翱翔。就像歌德那个著名的比喻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像生物学家对待蝴蝶那样对待美的事物，用大头钉把它固定起来，直到它鲜艳的颜色褪尽。
有人认为卢梭是浪漫主义之父，而伯林凭他敏锐的嗅觉和细腻的分析否定了这个看法。他认为，卢梭的观点固然对浪漫主义有很大影响，但他的语言是理性主义的，他的见解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相差无几。在伯林看来，真正的浪漫主义之父是德国的赫尔德和康德。
赫尔德的三个观点对浪漫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一、表白主义，即人要说话，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在充分地表白自己的本性；二、每个人都归属于某一个群体，人的行动方式、交流方式、思考方式脱离不了生活环境，民族是有根的，世界主义是不正确的；三、不同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理想彼此之间往往是不相容的，甚至是不能够调和的。赫尔德遗传给浪漫主义的个性有：抵制整齐划一、抵制和谐、抵制理想的相容性。
说康德是浪漫主义之父显得太突兀，因为康德的显著特点是崇尚科学，思维清晰、精确，生活像时钟一样刻板，讨厌一切神秘、奔放、幻想的东西。但伯林坚持说康德是浪漫主义之父，他是专指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主张，人是自由的，人有自由意志进行选择，这是人区别于自然界中其他事物的根本标志，这些东西受制于因果律，而人能够在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进行选择。据此，他反对人与人之间任何形式的支配、剥削，因为人只能把其他人当目的，而不能当工具对待。
伯林把康德说成是浪漫主义之父显然很难服人。崇尚意志自由固然令人起敬，但这并不是浪漫主义的主要标准，伯林在讲演的一开始就声明他回避给浪漫主义下定义，但他在讲演过程中对形形色色浪漫主义的刻画并不包含意志自由这个特征。用意志自由来界定浪漫主义显然失之过于宽泛和模糊。当然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伯林把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当成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认为存在主义是浪漫主义在当代的真正继承者。
如果说康德代表的是拘谨的浪漫主义，那么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奔放浪漫主义的爆发。伯林引证和阐发了浪漫主义者施莱格尔的观点：费希特的知识学、法国大革命、歌德的著名小说《威廉·迈斯特》是影响和促进浪漫主义美学、道德和政治的三大重要因素。
伯林说，从历史上看，浪漫主义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在那些堪称革命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激进国家，浪漫派是保守的，他们要求回归到某种中世纪的黑暗之中；在像1812年后的普鲁士那样的反动国家，浪漫派是进步的，因为他们把普鲁士国王视为令人窒息的、人为的、阻碍人们的进取力的。法西斯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继承者，因为它相信一切都无法预言；而另一方面，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和宽容，因为它强调人类理想不可兼容，终将使人们明白，企图毁灭他人，也会遭到他人毁灭，从而早晚要学会妥协。可以看出，伯林对于浪漫主义与截然相反的两种政治立场之间关系的断言，是过分简单、逻辑上跳跃的，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吹它的种族主义理想必然胜利，而宽容、妥协并不是人类理想不可兼容的必然结论。
伯林在考虑这本书的标题时，还想用《浪漫主义思想来源》、《浪漫主义的兴起》、《浪漫主义的影响》等等。其实，就内容而论，可能《浪漫主义的兴起》更恰当，因为这本书并不专注地分析浪漫主义的根源。
二
伯林在论述浪漫主义时多次接触到多元论这个话题，比如他说，浪漫主义遗留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坚决否认对于人类事务存在统一答案，在艺术和生活中存在的只是多重价值和多元性。
伯林被视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但据一些人的理解和解释，对他来说，多元论比自由主义更重要、更基本，自由主义可以从多元论中推导出来。伯林认为人类的价值观和文化是多元的，这指的是，它们各自都有存在的理由，但它们彼此是冲突的，而且我们不可能把它们统合为一个综合的体系，也不可能对它们比较高下，加以排序，列出最优者加以推广，它们是没有公共尺度可以衡量的。关于多元论是否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在哲学家和伯林思想的研究者中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对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多元论在伯林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论述马基雅维里、维柯和反启蒙思潮时都论及于此。而且，在文化多元论越来越为人们重视和支持的当代，他的学说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对中国思想文化界来说，伯林思想的新颖性和震撼力表现在他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区分的论述中。他在著名论文“自由的两种概念”中作出这区分，前者指不受强制，后者指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两种自由观初看起来差别不大，但在历史中被哲学家往不同的方向发展，最后演变成直接的冲突，产生严重的后果。一般认为，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是主张消极自由，而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因为这种观点会导致这样的主张：有人比一般人更了解人的本性和真实需要，这种人实施的强制是帮助人实现自我，而不是奴役和压迫。
伯林在思想史研究中引入了一种意象性对比：有些思想家像刺猬，他们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力图创造包罗万象的理论，所有的观点都是从一个具有普遍性、指导性的原则推导出来的；有些思想家像狐狸，他们东走走、西嗅嗅，零敲碎打、就事论事，他们的兴趣和目的多种多样，没有关联，甚至相互矛盾。柏拉图和黑格尔是刺猬型思想家的典型，也是一元论哲学的代表。这个比喻在西方和中国都引起了人们莫大的兴趣，显然，伯林是赞成多元反对一元的，他的说法促成人们的思维方式摈弃一元、崇尚多元。
伯林1909年出生于拉托维亚的里加，1921年随父母移居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古典课程，学业完成后长期在牛津大学工作，从事研究和著述。他的学术生涯一帆风顺，在二十三岁时就成为名流云集的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成员，并在四十八岁时被册封为爵士。伯林1945年得到机会出差莫斯科，他在列宁格勒与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相见，成为他终生难忘的事件。他们彻夜交谈，饱受苦难、与世隔绝的诗人把伯林当成西方文化的代表，把与他的交谈当成与巴黎、伦敦、罗马重新建立联系；而对伯林来说，阿赫玛托娃的信任和交心带给他的高兴，超过了在西方世界诸如维吉尼亚·沃尔芙、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凯恩斯对他的看重。
在思想家当中，伯林因为他的世俗性而显得突出。他喜欢交际、善于处世，一直过着养尊处优、舒服快乐的生活。他喜欢与社会名流打交道，曾把布罗茨基约到伦敦一个贵族化的高级俱乐部见面，弄得流亡诗人手脚无措、满心困惑。他曾坦率地对人承认，他活得快活，是因为他总是生活在表层上。他有自知之明，从不自欺欺人，他的幸福笼罩着内疚的阴影，在回答他一生中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时，他说，那就是，在经历二十世纪那么多可怕的事件之后，自己竟然还能如此平安、如此幸福地生活。
中国人与伯林的相识可以用相见恨晚来形容。他于1975年离开自己亲自募款筹建、担任院长的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十年之后，我去英国留学，成为该学院的成员，遗憾地无缘与他见面。当伯林于1997年去世时，中国大陆知识界毫不知情。一位台湾学者把消息传过来，并认为如果我们不表示对这位当代重要思想家的关注和了解，对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有些说不过去，但他写的纪念文章被北京一家以思想文化性著称的书评杂志一再拒绝。最后，还是南方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组专文。
进入新世纪后，伯林的著作被翻译为中文，像雨后春笋不断出现。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一窥伯林思想全貌，并通过他对西方思想、历史的诠释加深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
延伸阅读
● 《自由论》
[英]以赛亚·伯林著，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 《俄国思想家》
[英]以赛亚·伯林著，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 《启蒙的时代》
[英]以赛亚·伯林著，孙尚扬、杨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 《自由及其背叛》
[英]以赛亚·伯林著，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