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执政，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本届政府政治抱负远大,立志打造中国改革的升级版。本文试就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不利条件进行简单分析。
一、改革任务重;社会参与度不高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分析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规划了2020年前需要完成的60项重大任务。中国的改革逻辑是先易后难，难题都放在了后面。这60项任务，或是当初尝试解决但是难度太大搁置起来的，或是渐进式改革过程中自身形成的难题，涉及面广,难度大,都是硬骨头，要完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比如，城乡一体化建设、反腐败体系建设、司法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廉洁高效的权力运行体系建设、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等等。现在距离2020年只有6年的时间，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非常艰巨!
中国的改革由最高层设计、推动，实施过程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党、政各领域进行博弈，社会民众能够参与改革的渠道不多，制度化的参与路径缺乏。现在社会参与最多的就是反腐举报，和一些媒体对改革的呼吁，除此之外其他的方面较少，此种情况下，社会公众支持改革的力量很难在现有的体制下传递到上层。最近中央出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希望开启中国思想市场，这为民间智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当前深化改革社会参与度不足，官方决策者希望调动社会参与积极性，渴望开辟与民间智力互动的道路，以此汲取民智，使决策涵盖面更宽、更科学。
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官僚体系的惰性
改革是对既存利益格局的调整。作为当前利益格局的受益者，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目前的利益体系能够固定下来并长期化、制度化，反对变革。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分为三大群体：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团、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很显然这三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是相违背的，是被改革的对象。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虽然他们不能公开、堂而皇之的反对改革，但是他们私下里必然会想方设法敷衍、抵触、阻挠改革的进行，或者故意扭曲、变形执行改革政策，使改革措施发生变异，产生与改革本意相左的结果。
官僚体系有官僚主义和懈怠的天然倾向。官僚主义和懈怠的表现程度取决于官僚体系面临的压力大小，这种压力来源有两种：外界压力和上层压力。中国社会公众参与、监督渠道少，官僚体系的外在压力小;中国的党、政体系属于自上而下压力型体制，官僚体系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上层。上层压力的大小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和注意力。现在最高层采取了种种措施对整个党、政组织施加了高压，局面较之以前有了较大好转。如果当前的种种做法不能转入制度化轨道变成整个组织体系自身的内生压力，社会公众监督途径仍然不顺畅的话，局面可能会反弹到以前。在空前反腐高压的情况下，2014年中国官场的一大特点是官员“不作为”，“太平官”众多，一些改革的措施执行不力，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会有总理拍桌子、骂尸位素餐的情景出现。
三、经济进入“新常态”;民族分裂分子活动密集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经济正在进入深刻调整期。和过去相比，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增长速度、发展方式、结构和发展动力都在发生重大转变，在过去存在的很多隐性风险明显化，再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加大，这些说明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发展经济的难度增大，对政府宏观政策的科学性、精准性要求很高，也要求政府具备很强的防范和化解风险能力。这些都是对政府发展经济能力的严峻的挑战。
中国的民族分裂活动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和台湾，体现为“疆独”、“藏独”和“台独”活动。“台独”的历史情况特殊，这里不再分析。近些年来，中国的“疆独”、“藏独”活动密集，制造了不少震惊世界的暴力恐怖活动，如“乌鲁木齐7.5”事件、“拉萨3.14”事件、“10.28北京天安门冲撞金水桥”事件、“3.01昆明火车站砍杀” 等事件，这些事件造成很大人员伤亡，引起社会恐慌。“疆独”、“藏独”这些民族分裂活动的根源很复杂，历史和现实因素交织，涉及民族、宗教、文化、历史、经济和国际势力等很多方面。民族分裂活动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区表现突出，会对社会心理造成很大冲击，引起社会恐慌，政府必须全力应对，这会分散高层改革的注意力。
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与美国的国力差距不断缩小，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中国提倡建立的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尚未收到实效。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超强地位，对中国保持戒心，实行战略遏制。从2010年美国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海洋、领海方面的争端，施展巧实力，加剧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矛盾。从北到南，从东海到南海，从日本到越南，中国与周边临海国家的矛盾凸显，有些时候表现得还比较紧张。领海争端吸引着国内公众视线，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国内要求对外强硬的声音也逐渐突出。在对外争端中如何从战略上掌握强弱分寸，在不使周边关系紧张、激化的情况下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关系维持总体可控的和平状态，同时使国内公众态度保持温和、理性，不妨碍国内改革大局，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
以上四点国内、外不利条件，对改革有消极影响，处理不好，会影响全局，甚至导致改革大计的失败，需要慎重处理，这些都考验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的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