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一些政治学者或主流媒体，动即暗含或明确地把有无建立西式民主政治制度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成功的标志。例如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去世的时候，世界热评李光耀和热议新加坡，其中围绕“新加坡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有一些人和西方媒体就认为，当代新加坡虽然物质文明发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依法依纪治国，国家机器运转效率高，但新加坡还不是一个成功的国家，或顶多是一个“部分成功的国家”。其主要理由是新加坡至今还没有建立起西式民主政治制度和运行体制，“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专权执政几十年，李光耀在新加坡实行的是个人“威权政治”，“美国之音”称他是一位“温和的独裁者”等。
把有无建立起西式民主政治制度作为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意味着这个地球上有不少国家，起码从现阶段来说还不是一个成功的国家。除了新加坡，还有首当其冲的中国及其它继续走社会主主义发展道路的东、西方的一些国家，中东一些石油经济发达的阿拉伯国家等。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全世界表达，中国决不搞“三权分立”，决不搞西方政党政治和资本主义代议制政治。看来中国是永远成不了“成功的现代国家”了。
按照“标志论”的逻辑，凡是已建立起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都可以称作是“成功的现代国家”。那么，至今仍很贫穷的菲律宾，“红衫军”与“黄衫军”轮着到曼谷搞街垒政治的泰国，都是些老资格的民主政治国家，难道早已是成功的现代国家?又例如，通过外部战争手段硬是把西式民主政治制度这一“标志”强加给伊拉克、利比亚等国，这些国家难道也成了成功的现代国家?还有，通过“颜色革命”使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剧变成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突尼斯、乌克兰等难道也成了成功的现代国家?因此，鼓吹西式民主政治是现代成功国家主要标志的“标志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由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的传统政治文化、当时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及基本的国情决定的。关于这一点，西方人崇敬的，在东方也很有影响的政治学大师享廷顿就认为：民主的价值观、模式、内涵只有一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其它的文化传统，如儒家和伊斯兰文化是不支持民主制度的。
一个国家选择适合本国国情，能够延续其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有利社会长期和谐与稳定，并有效推进这个国家全面进步的政治制度就最好的制度。不过，有了这样的制度仅表明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运行体制建设是成功的，还不能全面代表整个国家是一个成功的国家。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一个综合实力和全面发展指标和水平的概念。它还包括成功的经济发展体制与机制和经济实力、军队与国防实力、科技教育发展水平、国民素质、法制建设水平、社会和谐稳定指数及环境保护等。
一个国家在外力的作用下，即使有了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标志”或“标签”，但在这一制度下，社会动乱不已，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苦，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成功的国家。
把是否建立西式民主政治制度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成功的“标志”，对于那些发展到至今还没有这一“标志”的国家，无论这些国家位置于世界何方，无论这些国家有什样的国情、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宗教信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肯定是要“关心”的。关心的手段一般有三种：一是“润物细雨声”的和平演变，二是指手脚的干涉内政，三是直接的武装干涉。这一事实上存在的“标志论”，实际上已成了我们这个世界或局部地区常出现不稳定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有人讥讽西式民主已成了北非地区、中东地区、前苏联一些地区和东亚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乱民民主”或“乱国民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警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