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产权结构是市场运行的先决条件这一点，目前经济学界恐怕已没有多少不同意见了。但对民主机制也是现代市场先决条件之一这一点，大多数经济学人可能还没有认识到。随着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的发育，市场内部刚性的产权结构正在我国经济体系中自发地型构。这次“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再一次提议“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写入宪法，这本身就从一个视角反映出中国经济内部的刚性产权结构正在逐步成型。
通过修宪来加强对民营经济的保护，在目前来看似乎已是一件顺时应势、水到渠成的事。这对我国经济体系中最生机勃勃的民营力量的未来发展，以及对我国经济整体的未来增长，都将意义重大。然而，也许许多人还没认识到，我国经济体系内部中民主机制的建设，其意义和紧迫性，也许不亚于对民营经济产权的法律保护。
这里首先要指出，我们所说的市场运行的民主机制建设，是一个比各级政府行政领导的直接民主选举更为宽泛的概念。现在让我们稍展开说明这一认识。
在现代市场体系中，一国经济的运行，总是在各种经济力量和利益集团的相互冲突、制衡和牵制中进行的。因此，政府的任一经济政策的推出，总是会受到一定的经济力量或利益集团的支持，并常常会遭到另外一些经济力量和利益集团公开反对。也许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体系内部各种垄断力量的形成，会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但这却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体系内部民主机制建设的一个自然和必然结果。
这里所说的当代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各种经济力量和利益集团，是指林林种种的行业协会和组织。比如，工人有工会，老板有老板协会（如某某制造业协会），教师有教师协会，医生有医生协会，护士有护士协会，律师有律师协会，等等。这种种协会和组织，并不是像我国社会内部目前所有的由官方组织起来的“学习会”和“清谈会”，而是由各行各业的人士所自发组织起来的保护他们自己利益的团体。譬如，每当一项政府政策或措施出台，总会受到各种行会团体的品头论足。如果牵涉到自己群体的利益，他们就会利用各种媒体发表自己的反对意见，甚至通过罢工、罢课、罢业和游行示威来抵制这一政策或措施，并尽各种努力与政府讨价还价。前些年，当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消费税（GST）时，由于这项政策对低收入家庭不利，就遭到工会、教会和慈善团体、老年人协会和退伍军人协会等的各方面强烈的反对。而在西方社会中，如果政府在任何时候要增加任何营业税、批发税，又总是会受到老板协会的拼命反对。这些活动，是整个当代发达市场经济内部民主机制运行的一部分。在西方当代市场经济中，政府每推出一项政策措施，总是有人“说不”。对此，人们已习已为常，见惯而不怪。
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且利益冲突和相互牵制着的行会组织的存在，就迫使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不能任意专断行事。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措施，总是在受到各方面的品头论足、批评反对、并通过激烈辩论和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之后才能推出，这是一个现代市场经济成熟的主要标志。这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经济体制内部决策机制的民主化。
如果一个人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生活一段时间后，再回到当今中国社会中，就会感到反差巨大。为什么每当我国一项政府政策推出或在一个政府领导人的讲话发布后，各行各业就只有“学习”、“贯彻”和“执行”的份？为什么各行各业的人士就不能出于自己的利益对此品头论足？就只能私下议论，而不能通过各种媒体发表批评和反对意见？难道我们政府的所有政策措施都是正确万全的？都只会增加所有人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任一行业、任一群体的利益？如果有，难道受到某一政策措施出台所导致利益损失的社会群体就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这是我想起前一段时间“国有股减持”所导致的沪深股市持续跌落的事情来。作为一个外行的书生，笔者无力也不敢对此事妄加置啄。作为一个“海归派”学人，笔者甚至觉得，证监会意欲推出国有股减持方案，也许有其经济学上的理由，对我国股市和经济的长远稳健发展，也许在某些方面会有益处，且也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长远趋势。但这难道就需要在短期牺牲千千万万（特别是小）股民的利益？话说回来，没有这几年的千千万万股民的“买股”、“炒股”，我们的一些明亏暗损和负债累累的上市公司，又怎样才能熬过体制转型和产业结构转型交织在一起的过去几个艰难年头？没有迅速增长中的中国股市，焉能有中国这几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一些上市国有公司在中国股市前几年的成长中熬过了体制和产业结构的痛苦转型期之后，兔‘活”烹狗，谁个理？
于是，我想，如果中国能象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那样，证券业和股民们能自发成立真正代表和保护自己利益“证券业行会”和“股民协会”，情况就会是两样。如有此，中国的股市行情，当就不会再取决于某个政府领导人或影响政府决策的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和意向了。话说回来，能有民间力量对政府政策“说不”，只会改善我们政府的决策功能，也自然会改进我们政府的形象。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发展规划时，能容得和听取各种反对和批评意见，海纳百川，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和政治领导的稳定。
美联储会升息降息，格林斯潘也常常发表议论，这都会影响纽约和世界的股市行情。但这是当代金融市场体系运行的一种“自然机制”反应。靠政府某位领导人的主观判断和自己的个人意向，并经由此所孕生政策手段来人为“调控”中国的股市行情，这却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老招”。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在入世后的中国，再用计划经济的旧招式“指挥”和“调控”经济，短期也许会功勋显赫，但长期只会暗损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内力。
入世后的中国，在孕育着各种作为自发经济秩序（民营经济力量和民间行会团体）的型构，也在呼唤着市场经济运行内部的民主机制的建设。
2002年3月12日于复旦
本文摘要发表在《上海证券报》2002年3月14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