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群众动员、民众暴动等社会运动跟民主挂钩，特别是新闻媒体、政策分析家以及部分学者。如2013年，《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在描述埃及革命时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暴动者”(Best Protesters)和“最差的民主”(Worst Democrats)等词，再如同期的《经济学人》封面用了“阿拉伯之春已经失败了吗?”作为标题等等。
媒体总是喜欢用颜色(橙色、绿色和玫瑰)和季节(春天和冬天)给民众暴动冠以不同的标签，这样事实上是在用简单粗暴的“目的论”来解释群众运动：如果群众暴动成功地产生了稳定的民主政体，那么运动就是成功的，反之，则失败。问题来了，群众运动的成功与否与是否产生民主有必然的联系吗?或者说群众运动与民主有关系吗?
近日，美国乔治城大学政府与法律学院Marc Morjé Howard教授和该院的博士生Meir R. Walters在《中东政策学刊》(Middle East Policy)上联合发表了《群众运动与民主偏见》(Mass Mobilization and The Democracy Bias)一文，重点讨论了群众运动与民主是否具有强相关性。
两位作者认为，媒体、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将群众运动和民主联系在一起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同时也会混淆作为群众运动的本身特征、参与者的目标及其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民主或者“威权政体的持久性”来分析群众运动，实际上也忽视了权力关系嬗变的重要性以及暴动后民众与国家的关系转变。文章以埃及和乌克兰发生的两次群众运动为例论证动员和民主之间的误解。
近几年，埃及和乌克兰均发生了两次戏剧性的民众抗议运动。埃及的第一次民众起义运动发生于2011年2月，导致了统治埃及长达30多年的穆巴拉克下台，第二次是发生在2013年夏天，最终以塞西领导的军方集团推翻穆尔西政府为结尾。乌克兰的第一民众暴动是发生在2004-05年期间，这次暴动是为了阻止亚努科维奇通过虚假的选举连任总统;当亚努科维奇2010年再次连任后，2013年乌克兰的民众暴动最终逼迫亚努科维奇下台。
埃及和乌克兰两次群众运动的结果证实了动员与民主并无多大的关联性。由此，也能看出动员与民主之间存在的四个误解。
误解一：群众起义经常会导致民主的产生
这一理论来自于：民主与群众抗议具有正相关性，具体来说就是民众抗议常常会发生在民主国家，较少发生在独裁国家。的确，由于民主国家的非官方政治参与的成本更低，所以相对于独裁政权，民主政权更加能够“包容”民众抗议。然而，这并不能证明群众运动可以导致民主的产生，更没有说明群众运动是如何导致的民主的产生。
历史证明，群众运动并不能带来民主，至少不是直接的。历史上，大多数群众运动在取得成功后，都会倾向于建立强人政府，以此来确保在政治斗争中拥有更大的政治筹码，而民主只是一种手段，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埃及。虽然有些群众运动后，统治者进行了一定的民主改革，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如乌克兰在2004-2005年发生民众游行后，进行了一定的民主改革，如公正的选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改革反而带来了另一场起义。
误解二：缺乏民主元素常常会阻碍群众动员
2004年以前，埃及和乌克兰的政治状况正符合上述观点，如外部势力支持现有政权，缺乏出色的反对派领导以及社会阶层的断裂。但是，从2004年后乌克兰和埃及发生的革命来看，不变的是两国同样是强人政府，同样受到外部支持，同样出现反对内部不和谐，严重的社会问题等。
例如，埃及第一次革命期间，奥巴马政府一直表示支持穆巴拉克政府，直至政权倒塌。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西方国家并没有积极地促进其进行民主改革。2014年乌克兰出现“亲欧盟示威运动”时，普京表示坚定地支持亚努科维奇政府。从反对派阵营来看，乌克兰境内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公民组织不是分裂就被政府“收买”;而埃及的正式反对派，一直就处于政府的打压之下;2011年新形成的草根反对派，没过多久不是被“收买”就是被打压。最后，两国的反对派各自组成的临时“声讨阵营”，因为内部成员的背景、意识形态等不同，实际上是一个“消极联盟”。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条件都有利于维持威权政权，不利于民主的产生。然而，两国的群众运动还是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误解三：群众起义是民主的体现
多数时事观察者常会持这样一个观点：反对独裁政权的群众运动就是为了寻求民主，即反对独裁=追求民主。因此，当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时，几乎所有观察家都认为这是一场历史性的群众运动，因为他们认为这将会促进民主在中东的“生长”。
2011年2月11日，当穆巴拉克政权倒塌之时，先前支持穆政权的奥巴马马上转变口风，宣称：“埃及的革命充分说明了没有什么东西比真正的民主更能给予民众力量”。随后西方媒体疯狂地报道此事，更是冠以“民主的春天”。
同样地，当2004-05年乌克兰群众走上街头，发生大规模民众暴乱时，西方媒体认为这是东欧解体后，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乌克兰民众。随即就用“橙色”一词来描述乌克兰的民众运动。当2013年乌克兰再次爆发暴乱之时，媒体更是将其称为“亲欧盟示威”运动。
的确，群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主，但是如果将群众运动等同于追求民主，就会忽视群众运动的真实动机。
乌克兰发生的两次群众起义似乎是内嵌了亲西方的民主原则。但是从起义队伍的组成来看，内部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就像Mark Beissinger教授在《美国政治评论》文章中称的那样，“橙色革命不仅仅展现了极弱的民主价值追求，而起义的队伍也是一个极为松散的组织”。据皮尤中心的调查，在2013-2014年的群众运动中，仅有不到20%的人是基于“政府违反了民主的原则”，而且只有不到一半的民众支持起义。
据2011年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调查显示，在埃及的群众运动中，大多数的民众都不是以民主作为其主要的诉求。而事实上，民众起义的原因极其复杂，民主可能就是“噱头”。
误解四：民主的缺失最好通过“威权持久性”来研究
群众运动与威权主义政治是近几年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样似乎是摈弃了之前“万事不离民主”的偏见，转而讨论威权政体下领袖的适应性问题。这种观点认为不应该直接研究一国的民主缺失，而应该从“威权持久性”的视角进行研究。
研究的方向似乎是远离了先前的民主偏见，但是“威权持久性”常常被当做民主缺失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事实上就成了民主偏见的加强版。
因此，这种通过“政体的棱镜”(或民主或威权持久性)看待群众运动，会混淆威权政体稳定的问题和威胁主义者存活性问题。因为群众运动后，可能会出现威胁主义者下台，如2011年，相继下台了两位领导，2014年乌克兰总统下台，但是政体有没有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