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记得下载新版的课程大纲”，九月底，斯坦福开学第二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面对座无虚席的课堂说，“部分阅读材料有变，因为我下个星期要出差。”
福山没有告诉学生，他的这次”出差”，主要目的是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asala University)领取2015年度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Johan Skytte Prize of Political Science)，学界常常将其比作政治学的诺贝尔奖，不仅仅是因为两者都起源于瑞典，更是由于乌普萨拉大学评判委员会的甄选标准极为严苛——这一奖项仅授予为政治学发展“做出最有价值贡献”的学者。
不过对于此类活动，大题小做是福山一贯的风格。
今年四月末，他在邮件中跟我说，“刚从北京回来，谈了很多有趣的事。”直到之后我想起此事再次询问，才得知他的会谈对象是王岐山。
获悉得奖后，福山在推特上转发了消息，接受采访时谦逊地表达了欣喜之情——“非常荣幸，得以跻身历年诸位著名获奖者之列。”而回到课堂上，一语带过之余，他迅速进入了正题。
这门课的题目是“民主、发展和法治导论”，其名称来源于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玻哥利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下辖的民主、发展和法治研究中心。
2010年，福山接受邀请，来到斯坦福，成为了这一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也在此完成了《政治秩序的起源》及《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在这两本书，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政治发展的三要素理论：一个运作优良的国家必须实现国家能力、民主责任制和法治之间的平衡。约翰·斯凯特奖评委会的颁奖词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为阐述现代政治秩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洞见”。
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提起福山这个名字，映入脑海的依然是他在1989年仲夏发表的评论《历史的终结?》。
在这篇一万余字的长文里，福山大胆表示，自由民主体制可能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文章一经刊出即引发了广泛讨论，令其声名鹊起。
与此同时，对原文的误解和臆造也纷至沓来，26年来从未中断。
共产主义者所获得的收益，具有不断积累，自我强化的潜力。
很难揣测如今福山如何会看待公众对自身的评价——作为学者，他对名望似乎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淡薄感，不论是在授课和公共演讲中，还是私下同我谈话之时，一贯面带着冷静的笑容，从未流露出惊讶的神色。但福山的个人网站似乎流露了他的自我认知。
自然，他谈论政治秩序的两本新书展示在网页最醒目的位置;相较而言，《历史的终结?》一文仅仅占据了出版作品中的一行，在100多条期刊、文献、文章名中毫不起眼，若不仔细搜寻，甚至可能被忽视。
福山于1952年生于芝加哥的一个学术家庭，父亲福山由雄(Yoshio Fukuyama，音译)于芝加哥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在此邂逅了他将来的妻子川田敏子(Toshiko Kawata，音译)。
两人的儿子出生后不久，举家即迁往纽约，福山没有接受日式传统教育，而是在曼哈顿带有些许精英主义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
据2002年英国《卫报》的一篇深度报道记载，福山未曾习得日语，但却精通古希腊语、法语，以及其它几种欧洲语言，而在前往康奈尔大学就读本科前，“已然成为了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
在康奈尔，福山主修了研究希腊罗马文献的古典学。毕业后，他决定前往耶鲁攻读文学研究生学位，并赴巴黎短期学习了6个月。期间他试图积攒灵感，尝试着创作了一本未发表的小说，但在此过程中却愈发感到文学过于抽象，自己无法继续深入。
返回美国后，福山转至哈佛，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具体地缘政治问题上，开始研究苏联军事干预政策，并最终凭此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
福山曾在一篇写于1979年的论文中表示，“共产主义者所获得的收益，具有不断积累，自我强化的潜力”。很难想见仅仅在10年之后，他对苏联政治的见解就会180度大转弯，给苏维埃体制开出死亡预言。
如今回望福山的履历，他从小到大的种种背景和经历，随后都为其提供了学术和思想背景。而他的未来，似乎也注定将在具体的公共治理和抽象的政治理论之间摇摆振荡。
其实柏林墙倒塌的速度之快，我也吃了一惊。
1989年5月，《历史的终结?》发表时，福山正供职于美国国务院，从事核裁军工作。
文章所引发的轰动效应完全出乎其本人意料，几周内，刊载此文的1989年夏季号《国家利益》杂志迅速被抢购一空。最初甚至不乏揣测，文章实际上是布什政府的冷战胜利宣言，暗示了国务院将来的政策转向。
数月后，接受记者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采访时，“年纪轻轻、36岁的”福山试图清除这种误解——“这篇文章跟政策毫无关联，我只是想把自己这段时间思考的问题写下来。”在阿特拉斯笔下，意外成为公众焦点的福山语调“踌躇”，显然缺乏应对媒体的经验。
当年10月22日，《纽约时报杂志》刊载了阿特拉斯对福山的特写，其中“历史终结”的观点被描述为“纯属猜想，无法证实”。文章同时提及了批评者的种种措辞，从“哗众取宠”，到更为直接的“完全错误”和“没人会真的相信历史终结”。
然而，仅仅数周之内，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十几天后，柏林墙轰然倒塌。第二年，东欧26个共产主义国家和加盟国开始民主化。紧接着，1991年12月，苏联宣告解体。
出人意料的历史发展为这篇文章本身也赋予了历史意义。一时间，整个西方世界都沉浸于自由民主体制的胜利中，而在公众眼中，福山无异于是这一胜利福音的传播者。
这份机缘巧合造就的历史意义也无形中把福山推向了预言家的位置——在大众传媒的语汇里，冷战已经结束，历史已然终结，现在已是未来。
同其它任何严肃的政治学者一样，福山显然也并不认同这种定位。今年4月，我为《纽约时报》就他的新书进行采访时，他对这一点非常直截了当——“其实柏林墙倒塌的速度之快，我也吃了一惊。”
“我认为我们经历了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言的‘第三波民主化’，这一过程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其间我们见证了民主国家有35个激增至115个。柏林墙的倒塌仅仅是这一进程的中点，在此之前，拉丁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已经诞生了许多新兴民主政体。”
我收到的很多批评完全产生于对我论点的误解……这些人只要真正看过我的书就不会这么说了。
30多年来，福山在坚守学者身份的同时，也开始逐步适应自己作为公共人物的身份——比如，他如今完全习惯了同媒体打交道，频频出访各国，不论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和质疑，他的声音都不再踌躇，而是透着对其理论内在逻辑的自信。
然而，福山的学者身份却很少为公众所适应，尤其在美国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世界的各个角落开始经历民主衰退的背景之下，每隔一阵子，“历史终结论”就会成为报纸专栏的评判对象，而其中的理论细节则被抛到了一旁。
和自然科学家不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通常是人人都能抒发己见的内容，此中又以政治学为甚。因而对社会科学界之外的很多读者而言，政治学者的理论似乎只不过是其个人的政治观点而已。即使如福山在哈佛的教授亨廷顿这样的大方之家，也曾遭此波及。
亨廷顿于1986年和1987年两度落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原因是其它科学家认为其在《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提出的数学模型中，诸如社会沮丧度、政制化程度、政治稳定性等变量使用不当，无法精确定义。
身为院士的耶鲁大学数学家谢尔盖·朗(Serge Lang)公开质疑道，“亨廷顿如何测量社会沮丧度这种东西呢?难道他有个社会沮丧计吗?我反对给单纯的政治立场冠以科学之名。”
如此，社科界之外的人将政治理论的有效性完全寄托在能否准确预测未来世界发展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预测的内容越是不可思议，“预言实现”后这一理论就越夺人眼球，而一旦现实世界开始显示出复杂性，理论也就不再炫目。
1992年，苏东剧变尘埃落定后，福山将他的文章扩充成了一本书，去掉了原标题中的问号，题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2006年再版时，福山在跋文中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失望：“我收到的很多批评完全产生于对我论点的误解，比如有人认为我觉得世界将不再进展。我这里无意探讨此类评论——这些人只要真正看过我的书就不会这么说了。”
对国家长久的不信任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一大标志，它如今已使得美国陷入了政府失衡的状态中。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虽然提及了当时的某些时事，但总体来说，围绕着全书展开的是一场哲学讨论，其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对黑格尔著作做出的注解，而科耶夫恰恰是福山在康奈尔的教授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老师。
科耶夫指出，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人们对普遍而平等的“承认”(recognition)的追求。如同经济学中的市场自由竞争一般，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也终将接受“历史市场”的检验——历史无异于一场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竞争。当某种政体消除了根本矛盾，受到公众普遍满意时，这种特定的制度就赢得了竞争。
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由民主制即为历史市场的上的一个胜利者，这也是福山一以贯之的观点。但很多读者(当然还有非读者)无形中将政治哲学概念的自由民主同美国的政治体制画上了等号，因而也就自作主张地认为，福山的隐含意义是美国将成为历史终结者。
所以，福山在新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对美国体制的批判让很多书评人大感惊讶，纷纷开始怀疑福山的学术思想是否经历了巨大转折。
”对国家长久的不信任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一大标志，它如今已使得美国陷入了政府失衡的状态中，因而阻碍了发生必要集体行动的前景”，福山指出，当前的美国已然沦为了“否决制”的政体，责任制和法治严重缺乏国家能力的制衡。
当我询问福山这些年来他改变了哪些见解时，他想了想，然后提到自己“一开始没有给予国家能力足够的重视”。
因此，他决定用一整本书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和世界秩序》概括了福山对伊拉克战争的思考以及其之后的研究。
如今想来，福山称为“重大错误”的伊战是引导其重新思索政治理论和现实政策之间关系的开端——“(这场战争)反映了我们对国家构建的过程知之甚少，也折射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并不具备有助于在这些地区构建强大国家的手段”。
在我看来，自己同许多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一样，有时候会把国家能力当做理所当然之事……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扪心自问，如何发展国家能力。
自1989年成名以来，福山一直是新保守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该理论的捍卫者通常对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效力深感怀疑，因而提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坚决捍卫自由价值观，
为了弘扬民主，不惜动用武力，开展单边军事行动。
但随着福山对伊拉克的局势愈发沮丧，而之前意识形态上的同志却全然无视眼前的事实，福山决定同新保守主义一刀两断。
对于他的学术道路而言，此次转变的意义格外深远。战争的挫折使得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在了对伊拉克、阿富汗、中东和非洲的研究上——他发现，这些国家之所以长期陷入贫穷之中，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本身的力量过于薄弱，无法为其人们提供基本服务，满足其生活需求:
“在我看来，自己同许多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一样，有时候会把国家能力当做理所当然之事——嗯，对啊，反正国家能力就摆在那里，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其加以限制。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扪心自问，如何发展国家能力。”
福山2010年来到斯坦福的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前，已在华盛顿生活了20年之久。北加州一年四季阳光普照，恰如其时地为福山营造了一种与华府的政治中心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对《斯坦福国际关系期刊》说，“如今我的工作重点从政策转移到了学术层面，因此如今来到这里似乎非常合适。”
正如时任中心主任、民主制度的研究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言，福山当时从事的研究领域——民主、发展、法治，政治秩序的塑造——都与中心的研究主题完全契合。
之前，耶鲁大学出版社正准备重印《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30周年纪念版，作者亨廷顿请福山为其撰写一篇序言。福山将此视为一项“重大殊荣”，因此重新开始关注政治秩序这一问题。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自己迈入学界以来各个阶段的积累——在康奈尔研读的政治哲学、在哈佛学习的比较政治、在伊战后开始重视的发展经济学和国家构建理论，全部在一个焦点处汇集。
嗯对，我倒是很吃惊，她(赖斯)竟然这么耐心，听完了全程。
亨廷顿当初引入的数学公式最终使其最终无缘院士资格，但其实他只想阐述清楚一个问题：上世纪50年代，在“二战”结束后各个殖民地纷纷独立的背景下，各界普遍认为，对这些新生国家大幅援助，促进其经济发展，即可同时激发社会和政治发展。
亨廷顿指出，这种简单化的“现代化”理论并不准确。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并不会简单地共同攀升，如果政治发展无法适应社会力量动员产生的变化，就会招致“政治衰败”。
事实证明，亨廷顿是对的。
福山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指出，政治发展的理想形态应该是国家能力、法治和责任制政府相辅相成的理想制度。
《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这三种制度元素的最初的形成过程开始追溯，一直探讨到如今的世界形势。如果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提供了自由民主胜利的哲学模型，那这两册则真正阐释了这一模型的具体机制。
去年底，在斯坦福举办的福山新书发行会上，戴蒙德表示，这两本书可以同公共行政学创始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研究成果相媲美。
今年九月，随着斯坦福新学年的到来，福山从戴蒙德手中接过了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主任的职位，因而在教学和研究之外，也开始承担更多的行政职责——其中也包括与到访斯坦福的各国领导人探讨治理问题。
自然，这些年来福山从未中断过对切实政策问题的关注，而这个新任职位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平衡学术和现实世界的平台。
在北欧领取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并参访其它院校的旅程中，福山有些感冒，但这显然没有影响他的兴致。开学第四周的星期一上午10时30分，他准时出现在了讲堂上，声音略带沙哑，但依然像往常一样开始授课，接连讲了两个小时。
当天下午，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斯坦福校友苏珊·赖斯(Susan Rice)返回母校，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演说。她即兴提到，早些时候旁听了福山的课。我顿感诧异，在下次课开始前向他询问起这件事。
“嗯对，我倒是很吃惊，她竟然这么耐心，听完了全程。”
本文首发于端传媒(theinitium.com)，原标题为《被误解的福山：政治秩序及其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