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13日，在“重庆市进城务工农民服务工作会议”上，重庆市长王鸿举发出了“征名启事”，号召市民们要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他说：“棒棒”的称呼也是对农民工的一种歧视。为了改变这种歧视，他希望能给“棒棒”另取一个名字，让他们既能体现对农民工的尊重，又能通俗地反映这种工种的特点。（《华西都市报》2005-9-15）无独有偶，2005年9月7日《新京报》发表社论，主张：“要纠正现实中的不公，先从改正称谓作起”，呼吁“废除‘农民工’、‘民工’等这一类带有歧视性的称呼”。最近，一些专家也开始用“性工作者”的新词汇来代替“妓女”的称谓。此举引起了社会的积极响应，认为这对于消除歧视“是很有意义的”，“是出于一种对人性的基本尊重”。（欧木华：《打造无歧视城市就应从‘棒棒’改名开始》，《中国经济时报》2005-9-16）总之，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公共治理层面，目前出现了一种乐观的声音，主张通过“改名”或“正名”来改变不合理、不公平的现状。
响应王市长的号召，按“征名启事”的要求（既能体现对农民工的尊重，又能通俗地反映这种工种的特点），我十分认真地想了想，觉得以下称谓也许符合王市长的期望：是否可以把“棒棒”称为“搬运工作者”或“搬运师”，把农民称为“地球修理师”，把妓女称为“精神抚慰师”（窃以为这比“性工作者”更有尊严），把东奔西突到处寻找工作的农民工统称为“行者”或“旅行工作者”，以此类推，等等。
可是，读着这些美仑美奂的名称，我的心情很不是滋味，很苦涩。我倒不是觉得这些备受歧视、备受欺压的底层普通劳动者不配享有这些称谓（我始终相信毛泽东的名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而是在我看来，如果妓女、农民工、棒棒们低下的经济地位不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社会食物链中所处的层级和环节始终居于底层和末端，那么仅仅是改变称谓，又有多大意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曾几何时，小姐是一个时尚而又高雅的尊称（记得9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在餐馆吃饭，叫服务员时，我很正规地称她“同志”，立刻遭到该服务员极为自豪的高声纠正：“叫我小姐！”），可是仅仅过去十几年，小姐就已经成了侮辱性的称呼，现在不得不改称服务员了。
因此，我对王市长“征名启事”的深远意义并不乐观。即使你把妓女叫做“贵妃”、“贵妇人”、“烈女”、“贤妻良母”，除了徒增笑料，又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恐怕就连那些美好的称谓也会跟着一块倒霉。我敢打赌，果真如此，要不了多久，“贤妻良母”也会落到今天小姐称呼的地步，让良家妇女们惟恐避之不及！
我不怀疑王市长的美好初衷，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不能改称谓，不是说改用文雅一点的称呼就不好，而是说，与其花那么多的精力在称谓上折腾，不如切实地做一些能提高普通劳动人民经济地位的事情。我始终认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都要靠经济地位来支撑。其实，人们的社会地位就如同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女人，离开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支撑，就注定会成为无家可归的娜拉，一旦离家出走，必然面临“娜拉走后怎么办”的困惑。正因为如此，与那些高喊公平正义的正人君子不同，马克思“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际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马克思清醒地看到，“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现象决不可能用公平和正义的观念来摧毁。这也正是马克思对空谈“公平”、“正义”始终不以为然的原因所在。
对于王斌余们来说，他们当然也需要美好的称谓，但他们更需要的是：提高哪怕是一丁点的最低工资，提供哪怕是最起码的生存希望，给予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物质保障。如果我们的市长们与王斌余们对换一下身份而不仅仅是称谓，想必对这样“形而下”的“需要”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如果我们的市长们能在“进城务工农民服务工作会议”上关注一下这些“形而下”的需要，我想，我们国家离消除歧视的希望，大概也就不会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