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于流行于大陆达六十年的说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需要认真加以辨析和澄清的．这种说法，似乎源于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所制定的最高纲领．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摆在先进分子面前的紧迫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救亡图存！要救中国，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与两者密切联系的官僚资本主义，实行民主主义．这种民主主义，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纲领中所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最低纲领中所阐述的新民主主义．就是说，要解决＂救中国＂的问题，不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或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而是建立民主主义国家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这就要通过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解决．而要完成这种革命，就必须把握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状况，包括它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应当说，在这方面，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创立和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首义者、发动者，而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则要比中国国民党高明些并有一定远见．毛泽东在三十年代后期正确地指出：必须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这种革命已不是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所以在民主革命时期最终选择了共产党而抛弃了国民党，并不是因为共产党信奉或实行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共产党坚决实行了民主主义，进行了土地革命，给农民以土地，努力使广大群众享有民主权利，并进行了英勇卓绝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国民党虽然在纲领上要求实行三民主义，但在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领导集团，背离了孙中山的遗训，抛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既不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又剥夺了广大群众的民主权利，而面对最危险的资本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则在西安事变之前长期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退让方针，以致在败逃台湾前的一段时间中，自己倒成了民主革命的对象．显然，这里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战胜民主主义、三民主义的问题，也不存在广大群众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抛弃了民主主义、三民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共产党在大陆之战胜了国民党，并不是社会主义战胜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流行于国民党营垒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道理就是，中国当时并不需要也不应当实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而需要并应当实行的是三民主义（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里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在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对此，毛泽东曾做过较为详细的说明．当然，国民党反动派喧嚣＂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一政治言说，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即使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也是企图通过＂限共＂、＂溶共＂，进而“灭共”。它曾以此政治言说，归劝、诱降被其逮捕、俘虏的共产党人．而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监狱中，都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来鼓舞自己，进行了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可歌可泣的斗争，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当前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本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包含着民主主义的内容的，甚至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则孕育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因素，难怪孙中山把做为三民主义（民主主义）内容之一的民生主义也叫做社会主义呢！毛泽东较为准确地阐述了这样一种关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５１页）共产党人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信仰共产主义，不但可以使之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而且可以运用更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而这又是同二十世纪的中国民主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背景，国内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的状况，有直接关系的．总之，＂救中国＂的问题，是要通过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来解决的，而不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来解决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起到消极作用，即有可能陷入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史表明，这种错误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
（二）在＂救中国＂问题，即＂救亡图存＂问题解决之后，中国向何处去，即如何“发展中国”的问题，便提上了日程．在１９４９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各民主党派的意愿，确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中国．该纲领没有提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这显然是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和最广大人民的意愿的．但在三年后的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急于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便不顾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谈论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张和三年前与建国政要们确定的《共同纲领》，提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经过多次讨论，在一年后的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最终形成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审定的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纲．值得指出的是，对此，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刘少奇就曾强调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认为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里去，“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但从尊重毛泽东，服从毛泽东出发，且因尚无经验很难自信正确，便放弃了自已的意见．此时的毛泽东，尚未完全陷入左倾错误泥潭，他将过渡时期确立为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任务是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通常所说的＂一化三改＂．但在实践中，他的＂加速＂思想不断强化，至１９５６年就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主流话语宣告，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说，这种急躁冒进的做法，甚至突破了原苏联的那种已经显得“超前”的做法，并以毛泽东那个先搞公有化后搞机械化的＂创新理论＂为根据．在这里，毛泽东的理论，同列宁那个本已显得偏左的理论相比，显得更为激进了．因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经过几年的“碰壁”，在1921年便谨慎地说：＂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列宁全集第３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２页）应当说，我国建国初期的＂迫切任务＂也是“民主主义的任务”，即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毛泽东否定了自己曾肯定过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张，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取而代之，并在实践中一再＂加速＂，造成了众所周知的恶果．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去世后，认真总结了教训，在１９８１年６月的中央全会决议和1987年10月的十三大决议中，明确地提出和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理论、路线．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显现出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使一些学者自然联想起建国初期的＂五种经济成分＂，并认定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体上相当于过去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认定是有道理的，并有助于深入总结历史教训，更好地展望未来，以使党在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少出偏差，少走弯路．当然，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远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初期那种样子了，这是在肯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理论、路线时，应予注意的．至于有学者提出民主主义无所谓新与旧，批评当年的新民主主义这种提法，则属于另一类问题，需要另做讨论．
（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述，突出了生产力，是与此前中国走过的弯路直接相关的，也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有关．也就是说，邓小平的论述，不但是对中国党所犯左倾错误的一次重大拨乱反正，而且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社会主义理解和解释上的一次重大修正．即以对中国来说，无此，便不能真正解决＂发展中国＂的问题．这里，迷恋于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是无意义的，历史还证明，这种迷恋，只能有害于＂发展中国＂．这就是说，在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解决了＂救中国＂的问题之后，就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来解决＂发展中国＂的问题．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来取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是以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解释为前提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一种科学理解和解释．应当指出的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和阐述者是一批人，包括一批专业理论家和学者，而以邓小平来命名，是与他之具有较科学的思想观点和较高的、强势的社会地位相关的，因此也是当之无愧的．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新论述提出之前，已有一些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具有创新性的论文，之后更有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论著问世．在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做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后，就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又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许多重要思想．这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创建，都是立于中国这块土地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它进一步表明，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是多种多样，各有特点的．它也表明，社会主义政权的领导者要鼓励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探索，善于容忍或吸纳一切有创新意识的见解，包括与主流话语有所不同的见解．例如对于我国著名学者谢韬发表在一家非主流刊物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就要进行具体分析，注意吸纳其中有价值的思想和意见，而不应当抓住其中某些不当提法和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观点便予以全盘否定，更不应当口诛笔伐，开展＂大批判＂．该文提出了这样一种与主流话语有所不同的观点：民主社会主义不是资产阶级思潮，而是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对于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该文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差别＂．＂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实行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这些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或基本正确的．当然，矫枉常常过正．该文说列宁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就欠公允，就象列宁主义者长期攻击社会民主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不够公允一样．列宁所处的俄国社会历史条件使他往往夸大暴力的作用，但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中，曾力争＂革命的和平发展＂，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四个年头，提出了对内的新经济政策和对外的和平共处原则，列宁并不认为＂暴力＂是解决一切重大社会问题的手段．至于该文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改正了暴力革命的观点，也与实际情况有些不符．的确，他们晚年多次强调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并未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就在被该文说成是＂最后遗言＂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写出后的第三天，即１８９５年３月８日，恩格斯就在一封信中批评了那种＂宣扬绝对放弃暴力＂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０１页）该文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同多年来主流话语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一样，都未比是恰当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一定要找出谁是正统，从而予以独尊和追随，是有害的．其实，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派，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并都有自己的社会功能，应当和可以互补．只是由于现时代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功能，在总体上超过了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功能，正象当年在以战争、革命、分化为主潮的时代，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功能曾经超过了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功能一样．当然，列宁主义在一些主要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基本原理在当代仍有一定功能，这是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战争与阶级斗争这种情况直接相关的，也与列宁主义本身所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科学性相关，说列宁主义更接近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或许更恰当些．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必要更多地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吸取教益，而不是更多地从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吸取教益，正如有必要从人类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吸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对当代的社会需要有直接功效的理论或学说，而不管它打的是什么＂主义＂的旗号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