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社会有机体包含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内容，如经济、政治、文化等．在文明史前的社会，即人们普遍称谓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水平的极端低下，社会成员之间还没有可能分化出阶级来，但如果从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这一根本点出发，那时的社会成员就总的方面来说是不自由或自由度极低的，当时的氏族制度也未必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美妙的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１１页）．直到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出现，社会成员才开始了分化，出现了阶级．这种阶级分化，不但表现在经济领域中，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中，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思考，这样，用来认识阶级社会中的若干现象的阶级观点，就必然地进入了肯于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们的头脑中。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著作中，就有了＂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周代的《诗经·伐檀》中，就有了对清苦的“伐檀”、“伐辐”、“伐轮”者，同“不素食兮”的“君子”的划分。到了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就对当时社会的三个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进行了具体的刨析。而德国的大思想家黑格尔便明确地指出了：＂人必须成为某种人物，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他应隶属于某一特定阶级．＂（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１７页）马克思与恩格斯更提出了较为完备的阶级理论，即通过科学地分析，揭示出了这种社会现象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在一定意义上为社会分工所需要．而在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阶级这种现象将会消亡。阶级社会的历史表明，一部分社会成员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直接创造精神财富，唯此，社会才能发展和进步．由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较低，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较高，便显示出了社会的不平等，前者常被称为被剥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后者常被称为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但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有机体，这两种劳动均不可少，都对社会的发展做着各自的贡献．不能象流行多年的说法那样，所谓只有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众才是物质财富乃至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甚至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特别是被称为剥削阶级的人，则不是或反是．当年毛泽东从唯物史观出发，谈到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时，说它们起初都是＂生机勃勃＂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它们的消极性才逐渐显示出来，这话是有道理的．在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中，也会出现一些关注人的自由，关注人性善的人，即列宁说过的“文明的资本家”和毛泽东说过的“开明的地主”，特别是会出现一些具有人类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会对“分配不公”提出疑义，为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呼喊，甚至为正义事业而献身．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如此，在资本主义时代更是如此．到了阶级消亡的时代，即人人自由的共产主义时代，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存在，但与以往社会必有原则性的区别．可见，不应当从道德义愤出发，把阶级社会的出现视为人类社会历程中的＂离轨＂事件，把剥削阶级视为＂异类＂或＂怪物＂，而应当将它们的出现视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现象．不可否认，在任何阶级社会的任何阶级中都会出现一些反社会分子和道德败坏分子，这些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如在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中，就会出现一批游手好闲分子，专门在那里消耗、浪费社会财富，甚至损公肥私，横征暴敛，鱼肉百性，欺压乡里．在被统治阶级或被剥削阶级中，就会出现一批好吃懒作分子，常为一己之利而任意妄为，甚至偷盗抢夺，欺男霸女，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统治阶级或剥削阶阶来说，并非“天下乌鸦一般黑”，“黄世仁”并非地主阶级的代表，而只是少数恶贯满盈、毫无人性的地主的典型。“赵伯韬”也并非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只是少数巧取豪夺、荒淫无耻的资本家的典型。对于被统治阶级或被剥削阶级来说，也并非“天下穷人都一家”，“朱老巩”并非农民阶级的代表，而只是少数仗义执言、为民立命的优秀农民的典型。“李玉和”也并非工人阶级的代表，而只是少数先进的、革命的工人的典型。当然，剥削阶级营垒中的那些坏人，由于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在一定条件下会受到统治阶级权力机关的保护，特别是地方政权的保护．在该国家政权没落之时，这种现象又会增多起来，革命往往就在这时发生了．不过，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前，无论奴隶起义还是农民起义，其革命性都是有限的，有的甚至是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普列哈诺夫在谈到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时，说它即使胜利了，也无非是起义领袖人物自己成了奴隶主．斯大林在谈到十八世俄国普加乔夫起义时，说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希望有个好皇帝．难怪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成了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工具，只多不过是在新王朝的初期，对农民的压迫缓和一些而已．毛泽东曾批评《水浒》中描述的宋江农民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他却没有问一问：宋江即使反了皇帝，甚至是推翻了赵氏王朝，结果又会如何呢？顶多不过是换了一个新皇帝而已．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反贪官好还是反皇帝好，而在于是反了好皇帝还是反了坏皇帝，特别是在于是否反了某一种社会制度特别是某一种生产方式。如果是反了某种已经没落了的生产方式，那就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行动，但如果是反了正在进步的生产方式，那就另当别论。恩格斯讲过这样一个事实：＂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６２――１６３页）这一重要事实，对人们评价以“阶级”的面目出现的某一社会主体的活动，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二）中国当前社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是否存在着阶级呢？从主流话语到各种学派几乎一致承认，阶级存在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但在理解和解释这一事实时，许多人却经常陷入＂过去时＂和＂异国地＂，例如把敌对阶级说成是＂地富反坏残余＂和＂国外反动派＂．只是认为他们或力量有限，或敌对活动较少，因而不必看得过于严重而已．但这种理解和解释，忽略了经过三十余年国内外阶级状况的新变化，特别是忽视了中国的＂现代时＂．在一年多前发表在某主流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中，一家权威学术单位的负责人在长篇复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原话之后说：“今天我们中国﹍﹍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但他却避而不谈中国现实的阶级状况，甚至没有谈到那类或那些社会成员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那类或那些社会成员是他所说的“资产阶级”，这样不谈“实体”地来“论述”阶级状况与阶级关系，是令人感到奇怪和不解的。其实，中国当今社会的阶级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只不过早已不是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消灭了的“地富反坏及其残余”和“老资本家”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在主流话语中，多不提新的社会阶级，而只提新的社会阶层，从当前策略和历史教训上看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必须正视这样的基本事实：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一批雇佣众多工人的私营企业家，同被雇佣的广大工人并存，一批发财致富的私有者，同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穷人并存！这些企业家、富人同工人、穷人的关系，就是过去称谓的资本家同雇佣工人的关系，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关系．据《远东经济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４期报道，内地拥有资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资产）超过５千万元的有２．７万人，超过１亿元的有３千２百人．又据胡润研究院与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的《财富报告白皮书》，至２０１０年，全国拥有１千万元资产的约为９６万人，而其中拥有１亿元以上资产的约为６万人．尽人皆知，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近些年来在消除贫困人口，改善和提高低收入者生活条件，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上，做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明显成果，但问题仍没有重大改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反映中国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了联合国所定的0·40的警戒线。北京大学的一个调查中心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称，目前中国顶端百分之一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百分之二十五的家庭，占有全国百分之一的财产。还应指出的是，马克思虽然强调的是从经济上特别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来区分阶级（可对比列宁给阶级所下的那个有名定义），但马克思并未完全忽视从其它视角上来区分阶级，当年他就曾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生和官吏也形成两个阶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００页）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众多的官吏在事实上已在人民公仆的岗位上异化了，他们在占有权力资源的同时，经济收入（包括人们熟知的＂灰色收入＂）也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据２００６年４月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的调查显示：在一些城市中，党政干部的年均收入大体上是那里其他人的年均收入的８－２５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２５倍以上．这种情况，是与人们随处可见的那些＂说了算＂的党政干部乐于并善于同那些富翁＂交朋友＂、＂共赴宴＂、＂同娱乐＂、＂共荣辱＂，以便＂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更是与大规模的行贿受贿，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直接相关的．一些国际组织在对比社会主义中国党政干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吏的廉洁自律状况时，指明前者在总体上不如后者，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主流话语却对此闪烁其辭，而不去认真研究其中的深层原因．当然，今天没有必要，也不应当搞什么定阶级、划成分一类蠢事，更不能象左倾错误泛滥年代那样，大张旗鼓地把毛泽东那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错误提法拿来，到处挥舞．但是坚持阶级观点，善于对当前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正确地理解和解释属于阶级现象的诸多社会现象，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只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阶级与阶级关系的论述照搬过来，却不问当代世界和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阶级状况并进行具体分析，更不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做为变革型的科学社会思想理论所必然带来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局限性，找出那些“经典结论”仍有较高的科学性，应予坚持，并结合现时代的实际加以发展，那些原理在表述上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缺陷，需要认真修正，并结合后来的经验加以补充，那些论点在当时就是错误的，需要进行原则性地纠正，并指出其根源和其中蕴含的合理因素，而只是在那里从抽象到抽象，空谈当代世界和中国存在着阶级，是不可能得出具有实践意义的科学结论的。（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二十八、三十一）
（三）但是，对于阶级观点，不能任意夸大和滥用。从世界发展总趋势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界限已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既不是在相对贫困化，更不是在绝对贫困化，那里在恩格尔系数普遍降低的同时，基尼系数也降低起来，甚至普遍低于当前的社会主义中国。而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程度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众多握有股票的职员和体脑并用的劳动者，很难说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阶级现象是阶级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现象吗？未必！无论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都有些社会现象不属于阶级现象，以致比阶级现象更为重要，或在一定条件下更为重要．以民族问题来说，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世界各地陆续地、纷纷地建立起国家政权和民族政权，管辖着一定的地域和人口．这就出现了国家或民族之间，特别是相邻的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或民族之间，既存在着共同利益，又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既有在交往中的互惠，从而建立了友善、亲密的关系，又有在交往中的冲突，甚至出现了仇恨、掠夺的关系．当然，随着一国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这一趋势的出现和加强，从总的方面看，
各个国家或民族的共同利益愈来愈凸显出来，直至未来的某一历史时代全世界各民族融为一体为止．而在此前，由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使之常常制约着其它问题．在古代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常常掩盖着或减弱着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现代史上，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阶级矛盾多会降至缓和的境地，这也正是一些政治家常常利用加剧对外矛盾来转移国内视线的原因所在．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景：在当代一些国家发生领土、领海或边界纠纷时，大体说来，本国的各种政治派别乃至不同的阶级，多为支持或要求本国政府维护本国的利益，按本国的＂理解＂，来划定疆界．可见，民族问题的实质，并非“说到底”就是阶级问题。同样，宗教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显示出了复杂性，它常常是同整个民族的精神和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而非只同某一阶级的观念相联系．教徒们常常为宗教信仰而狂热地进行殊死搏杀，而不顾自己所属的阶级地位和其它．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尤其是现代，几乎是所有社会成员最为关注的，常常比对自己做为特定阶级的地位更为关心，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归根结底是对自己有利的，而象美国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各个阶级来说，却都是一场灾难．以政治关系来说，也未必都与阶级关系相联．例如美国两大政党在总统竞选期间所展开的辩论，几乎是全民都关注的政治活动，但是无论是布什当了总统，还是奥巴马当了总统，都不能用＂阶级观点＂来解释．虽然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用阶级观点观察一些社会现象是必要的，但不能将此夸大和绝对化．连反复强调阶级观点的重要性的列宁都说过：＂假如一切问题都从阶级观点来解释，那么他们（指群众――引者）很难了解我们的立场．＂（列宁全集第２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３３页）现时代，没有那位严肃的中国政治家在谈论国内的重要社会现象时，都用“阶级观点”来进行“阶级分析”，也没有那位郑重的外国政治家动辄谈论某位政治家属于那个阶级，代表那个阶级说话，为那个阶级办事．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勃兰特总理，在１９７０年到波兰去，跪在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坟墓前做祈祷，代表德意志民族而不是代表某一阶级表示忏悔，而他本人当年也遭到过纳粹分子的迫害！夸大阶级观点并把阶级观点绝对化，特别是夸大“过去时”并予以僵化，滥贴阶级标签并把“敌情”扩大化，是一些共产党人屡屡陷入左倾错误泥潭的重要的认识论根源，也是一些新、老左派中的一些人士在面临中国当前社会问题时不能正确认识各种社会力量及其关系的重要的认识论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