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本不好读的好书
穿过一条桐花怒放的街道，就到了我女儿的幼儿园同学豆豆家。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我们应邀去做客。一进门，豆豆的外公从书房里走出来迎接我们，手了捧着一本书，书名是《中国民权哲学》。
我拿过书来，先看作者，是夏勇，听说过，从《大国》杂志的主编高全喜那儿。我当时向他请教，国内在政治哲学研究方面有哪些造诣深厚的人物，在他提供的名单里，夏勇列在头几位。
我接着浏览了一下目录，又翻翻了序言，觉得学术性颇强。豆豆的外公并非专家教授，也不是政策研究人员，他只是个外贸系统的退休干部，平时虽然关心政治，但最爱读的大多是时论和传记，怎么今天看起政治哲学专著来了？我于是问他：
“这本书好读吗？”
“不太好读，但是一本好书。我读得很慢，一天只读几页，”他不好意思地笑笑，“不过，值得，从这本书里，我知道中国古代就有民本思想，今天提倡的人权和民权，可不都是从西方来的。”
一本哲学专著，不仅能让一位非专业的退休人士掏腰包购买，还让他每天仔细阅读，读后还很有心得，确实难得。作为同行，我对这本书的作者既嫉妒，又羡慕。在这两种情绪的推动下，我请豆豆的外公带我去他买这本书的小店，买下了它。
二，权利、民主与文化：两重鱼水关系
一本书，特别是思想性的书，如果你不能最后把它读薄到两个字，原因只有两个：不是你没有把书读透，就是作者自己没有把事情想透。夏勇这本书，洋洋30余万言，其实也只说了两个字：“权利”。
也许有人会说，权利有什么稀奇？用google引擎搜寻，在中文“权利”条目下有371万条，在英文“rights”下有1.3亿条。不过，夏勇这本书的稀奇之处在于：第一，把权利放在结构中说；第二，说出了一个新概念；第三，用中国话说。
要理解夏勇的权利思想结构，首先要理解鱼塘。鱼塘里有两样东西，鱼和水；在夏勇的权利思想里有两口鱼塘，每口塘里也有两样东西。在一号塘里，有权利与民主，民主是鱼，权利是水；在二号塘里，有权利与文化，权利是鱼，文化是水。
作者在本书的序言和第三章里提纲挈领地写道：“若没有权利观念作为支撑，便不能理解民主、主张民主，更遑论实行民主了。”（第138页）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一直想要一条民主的大鱼，但最终发现，这条鱼似乎只能在别人的池塘里畅游，到了咱们的塘里，很容易就变成了专制主义的鳄鱼。
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咱们的塘里缺少人权观念的水，民主的鱼在其中难以存活。在作者看来，“人权之于民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民主提供动力和基础，还在于保证民主不出偏差，如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或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第139页）这就是说，假如缺少了权利观念，一个社会追求民主的动力如果不是不足，就是过头，在前一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屈服于少数人或个人专制；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会泛滥成“暴民专制”。
值得玩味的是，权利在夏勇的书里是个多角色演员，既扮演水，也扮演鱼。相对民主来说，它是水；但相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来说，它是鱼。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民主要想存活，需要权利之水；权利要想存活，需要文化之水。在第一、第三和第四章里，作者特别强调了本国传统文化土壤对于培育权利观念的重要性。
经过对中国传统的仔细分析，作者发现，中国传统与人权话语既没有根本冲突，但又不完全相容。按照作者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人道精神”和“大同精神”与人权的内在精神有一致的地方，但缺少的是“法制精神”和个体观念（第一章和第四章）。
因此，在看待中国民主、人权和权利文化问题上，作者既反对政治浪漫主义，这个主义的信奉者认为，民主可以在没有人权之水的鱼塘里畅游；也反对文化怀疑主义，它的信奉者坚持，中国的鱼塘里根本养不活民主之鱼，因为西方的权利话语之水与中国的土壤不能相容。作者既不是一个浪漫的乐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忧郁的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老练的“渔民”，他要做的工作是，先修鱼塘，再引好水。如果水都有了，还愁养不活鱼么？
三，引水养鱼：“德性权利”和“新民本说”
由于中国当代缺乏权利话语，作者要想引来权利实践和权利文化之水，至少面临三个难题：第一，如何将西方的权利语言“翻译”成中国话；第二，如何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自然法思想的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第三，如何创造出一个核心概念，将这两种语言（西方话语与古代话语）凝聚成一种语言：当代中国话？
哈耶克在其名著《自由秩序原理》导论的开头写道：“旧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对人之心智的支配，就必须根据当下的语言和概念予以重述。”而且这种重述并非简单的翻译，而是要创造性地开发新的概念。
可以这样说，在当代中国学者中，能翻译西方和古代思想者多，能像本书作者那样，用自己的概念加以重述者少。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集中体现在用英文写成的“权利与德性”一文中，翻译成中文后作为第二章收录在本书中。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并分析了“德性权利”概念。
根据作者的陈述，所谓“德性权利”，是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这样一种政治参与权利，人们参与政治不是基于自利或任何功利考虑，而是基于德性（第63页）。这种德性可以用一句非常通俗的古语来表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这种政治参与，从天下的角度看，是一种义务或者责任；对有德性的人来说，则是一种权利。由此一来，德性权利具有同时给两口鱼塘放水的潜力：给第一口鱼塘放权利之水，只要将德性权利发展成有效的个人权利；给第二口鱼塘放文化之水，因为这股水的真正源头便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除了德性权利的概念之外，作者还在第一章里提出了“新民本说”，目的在于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加以重述，打通人权与民主，将其发展为当代民权理论，直接为民主政治奠基。不过，从理论结构上看，尚有改进的余地。比如，作者说：“民以为本者，人身、财产、自由也；人身、财产、自由以为本者，权利也；权利以为本者，人性也；人性以为本者，尊严与自由也；尊严与自由以为本者，制度也；制度以为本者，社会也。”（第54页）
根据这番叙述，我们可以绘制一棵“民本树”如下：
如果我们要问，社会以为本者，又是什么呢？我想，除了“民”，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成了一个循环论证。但是，瑕不掩瑜，《中国民权哲学》一书仍然是一本当前难得一见的政治哲学方面的好书，它具有原创价值、根源意义、天下情怀和中国话语。
载《了望东方》杂志，2005年第43期，有删节，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