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趣文共欣赏
这两天我很辛苦，跑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图书馆泡着，找几篇有趣的文章。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有点收获。我有三组文章要请诸位欣赏[1]，每组两篇，尽量摘要得简短，不敢浪费看官时间。好在文章都文情并茂，词彩斐然，读之让人壮烈；而且由于对比而产生的幽默效果，是原作者都未必料到的，这要感谢时间这个幽默大师。
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
……
一、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
八、在结束党治的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
……
十一、党派平等合法的必须办法：
甲、释放政治犯。
乙、保证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
丙、取消特务。[2]
台湾的主张
我们在此郑重重申：中国要统一，但必须统一在既照顾全体中国人利益，又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之下，而不应统一在经过实践证明失败的共产制度或所谓的“一国两制”之下。
……
我们进一步主张：
……
第二、中国的再统一应该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不设时间表，视大陆地区的民主化与两岸关系的发展，决定“和平统一”的进程。
……[3]
“和平”和“民主”是这两篇文章的主题词。如果时间老人同情中国人，把这两篇文章之间相隔的50多年时间一笔勾销，则国共两党可以卿卿我我、搂搂抱抱、勾肩搭背去度蜜月，因为它们所要的东西是一样的：李登辉说，“不要共产主义”，毛泽东说，“仁兄所言，正合润芝之意，在下要在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李登辉说，“小弟主张，中国要统一，要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新中国”，毛泽东一拍巴掌，“然也！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正是不才一生之追求”；李登辉暂时忘记自己以前日本皇民身份，兴奋起来：“登辉有一不情之求，不对兄弟动武行吗？”毛泽东哈哈大笑：“吾兄说哪里话来，润芝以为，中国要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于是，二人举杯相庆，相酌甚欢。
遗憾的是，这番谈话并不存在，中间隔着血雨腥风50年，隔着是是非非的今天和昨天。从主张上看，今天的国民党，好像是昨天的共产党；而昨天的国民党，俨然是今天的共产党。国共两党的这种逆动和易位，我们如何解读？
二、小台、大台与冰山
容易想得到的一种解读方式是“谎言欺世论”。持此论者认为中共从来没有说过真话，对国民党的谴责是捏造的，对自由民主的要求是骗人的。重庆谈判是做秀，实行三民主义更是无稽之谈。这意思是说，不存在共产党由“好”变坏的问题，它一直就“坏”；也不存在国民党由“坏”变“好”的问题，它一直就“好”。国民党官方舆论接近这种看法，李登辉先生在谴责****屠杀行为时还说：“中共虽然以暴力和谎言窃夺了大陆……”
这种解读方式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也不能否认国民党在统治大陆期间确实干过不少它今天谴责别人的事，否则就不能解释它怎么丢掉了大陆政权；它允诺人民的宪政也迟迟不搞，一直到带着“军政”“训政”跑到台湾。这种解读方式还不能解释：共产党在上台前不仅说民主，也确实搞了点民主，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青年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往延安跑。
即使按照国民党的观点看，国民党虽然比较好，但它在大陆时不如后来在台湾好；共产党即便坏，但它夺取全国政权前并没有国民党那样坏。
于是就有了第二种解读方式：“台上台下论”。在台下想夺权的政党，总是把好话说尽，一上台，大权在握的家伙们，总要把坏事做绝，尤其在最高权力不存在制约与和平竞争的地方是这样。支持这种理论的著名论点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我有保留地赞同这种观点。唯一的保留是，在毛泽东发表上面三篇文章时，并非在台下；而跑到台湾的国民党也没有完全在台下。
毛泽东发表《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时，他的军队至少占据着陕甘宁边区、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和山西的大部分地区，所以他在这份意见中，要求在这六省区由中共推选人员出任省主席。而被逼到台湾的国民党，半个世纪来一直治理着台湾省。台湾即使作为一个国家，就人口而论，也不能算太小的国家，但与大陆相比，当然是小国寡民了。
由此看来，导致国共两党发生逆变的并非台上台下之别，而是“小台大台”之别。国民党的台湾是“小台”，共产党的大陆是“大台”。小台大台的差别，就在于统治的面积，或幅员，也就是我所说的权威距离。小台的权威距离小，大台的权威距离大。
共产党的统治由小台走到大台，从小集权走向更大的集权，这种权威化过程，我们在“权威化假说”里研究过了；国民党从大台走到小台，从专制逐步走向民主，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在既定的权威落差下，权威距离突然缩小，权威落差也有缩小的倾向。这就是“自由化假说”。
如果我们把自由和民主思想的传播比作阳光，把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比作春水，把集权比作冰山，则权威距离小的小冰山，比权威距离大的大冰山容易融化。道理很简单，小冰山接触阳光和春水的相对面积比大冰山大。如果把一座大冰山破碎为几座小冰山，破碎面就是新增加的面积。
不仅接触面增加，从边缘到冰山中心的距离也缩短了，温暖更容易渗透到寒冷的核心地带。在春水的批评下，在阳光的劝说下，冰山一点不融化是不可能的。小冰山融化所需要的时间，也比大冰山少。一个春季加一个夏天，足可以让一座小冰山融入大海，融入世界范围的民主体制。但如果冰山大到一定程度，比如象中国和俄罗斯，春夏两季融化不掉，那就有麻烦，冬天来了它又重新结冰，靠近它的海水又变成冰坡。近代以来，中国人许多次欢呼过解放，许多次狂喜于解冻，结果还在希望解放，渴求解冻。文学也“朦胧”过了，“伤痕”过了，“解冻”过了，“启蒙”过了，下一回是什么还不知道。
从俄国身上碎裂出十几座小冰山之后，它才在一个特别温暖的春季融化，虽然仍有许多冰块随时准备聚集。这个现象启发了不少人，希望中国赶快自由化的人，甚至希望中国分裂；希望中国分裂的人，巴不得中国赶快自由化。在谈论分而治之的人，未必都想祸中国；在渴望中国自由化的人，未必都想福中国。关键看他起什么心。我就看见几个台湾人兴致勃勃翻译的一个日本狂人写的书：《中国大分裂》。他在书中还弄出一张异想天开的地图，把中国的大好河山涂得一团漆黑，支离破碎。不知道他这样做时，是否心里很惬意。不过这种惬意只是纸上的。
凡是想从我的自由化假说和其他理论里，推导出中国必须分裂才能民主化的结论的人，都要准备失望。中国要民主，也要统一；中国不要极权，也不要分裂。
用“自由—权威曲线”来表示“解冻原理”，如下图：
图一 ：解冻原理：自由化
图一说明，当权威距离从A点缩小到B点时，权威落差就有从A”下降到B”的趋势，自由则有从A’上升到B’的趋势。而权威B”和自由B’都接近于平衡点O。这就是说，一个权威落差大的专制大国，当它的面积缩小时，其政治体制就有一种向自由——权威平衡点接近的趋势。接近的速度与程度，要看该国的自由化动力的大小。
三，自由化动力（上）：资源产出压力
我有一个亲戚年轻时曾在北京的一个国营棉织厂工作，那时城市改革还没有开始，工资是固定的，和他的工作状况没有关系。你玩命，干得好，顶多年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发点奖品，比如脸盆、茶缸、毛巾什么的。如果发一床床单，那就很稀罕了。据说，有一次有人动议当年奖品发收音机，报告送上去几个月终于批下来了，但不是收音机，是批判会。说这是奖金挂帅，努力工作不是为革命，是为收音机。
于是，工人们就有了新的发明：让血压和体温快速上升的办法。目的是开病假条，所谓泡病号。我的亲戚有一次上班前猛喝盐水，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今天不想干活，要去开病假条。猛喝盐水之后，一量血压，保证超过180。我问还有没有其他妙着。他说：“多着啦，带个打火机，量血压时，突然憋不住尿，上厕所，在厕所里用打火机一烧温度计，水银柱蹿得倍儿快，一下就顶到40度。”
这不是道德问题，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自由问题。当工人不能追求更多收入时，他就会追求更多闲暇。追求闲暇有多种形式，至少有现场追求和非现场追求两种。泡病号是逃离劳动现场，是非现场追求；现场追求，用过去的批判术语说是“磨洋工”，或者叫“出勤不出力”。为了磨洋工合理化，我的亲戚的办法是让机器出故障，工人们叫做让机器“住院”。反正不是人“病”，就是机器“病”。机器一“住院”，就让它多住几天，人好歇着。
这种状况一普遍化，国民经济就“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东时代想用资源动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号召要“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是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生产就是没促上去。邓小平看出了问题的症结：靠动员解决不了资源产出问题。他认可并发动了从农村开始，向城市蔓延的经济改革。在农村叫做“包产到户”，在城市，从“承包”到股份化。经济管理权下放，各省各地方各企业都有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权。这就是在资源压力下开始的经济自由化运动。
如果我们把国家在资源动员偏好诱导下开始的权威化运动，尤其是汲取财政的搜刮或剥夺政策，叫做“杀鸡取卵”的话，那么，国家在资源产出压力下开始的经济自由化运动，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就可以叫做“养鸡下蛋”。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就在这互相对立的张力作用下作往返运动，一直到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达到自由与权威的动态平衡点之前，这种往返运动一般都容易采取极端甚至是暴烈的形式。
秦朝是个杀鸡取卵的王朝，而且自己往而不返，只杀鸡不养鸡，把天下所有的“鸡”都杀了之后，自己也被杀了。经过秦楚和楚汉之战，汉朝初期实行“与民休息”的生养政策，开始养鸡下蛋。通过改朝换代的战争才解决了资源产出问题。这还是好的。如果一个民族连改朝换代来物极而返都做不到，那等待它的只有灭亡之一途了。比如古埃及民族，不能负担无穷无尽的金字塔浩大工程，最终当了法老的殉葬品，和它那把死亡看得比生活重要的统治者同归于尽。
一个体制良好的国家，也就是自由与权威达到动态平衡的民主国家，能自动容纳并消解两方面张力，使对资源的动员和产出达到平衡。没有这种机制的国家，就要诉诸于统治者的明智了。不明智的毛泽东准备把中国引进精力衰竭而死的灭亡之路，比较明智的邓、胡、赵把中国从资源动员体制转向资源产出体制，引入了自由市场机制。
如果一个民族既没有良好的体制，又没有明智的统治者，要在“养鸡”和“杀鸡”之间保持平衡，就只有靠人民的英勇和成熟了。中国人民是英勇的，所以不断地改朝换代，干掉挥霍腐败的王朝，让新王朝和自己休养生息，让自己和文明存续了下来；英国人民是成熟的，通过制度创新，使自由经济和资源产出有了制度保障，用自由民主制度阻止王室的刀无限制地伸向人民的“鸡窝”，遏制了统治者对税收的无限饥渴。
如果一个民族既没有良好的体制，又没有明智的统治者，还没有勇敢、成熟的人民，这个民族如果不早早地成了考古对象，比如古埃及；就必定成了活化石，苟延残喘，为殖民主义者保留地理大发现的兴奋，像印加帝国。
资源动员是把个人谷仓里的粮食收缴国有，要有权威强制实行；资源产出是播种耕耘，要使人们有劳动的热情和积极性，就要给他们耕种的自由和享有剩余产品的权力，纯粹的强制劳动可能颗粒无收。所以，资源动员偏好是权威化动力，资源产出压力就是自由化动力。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这两股推动力。如果一个国家权威不足，民富国穷，资源动员偏好就会把国家推向权威化，政府的作用就会加大；如果一个国家自由不足，资源动员过度，民生凋敝，国库空虚，国弱民穷，感受到这种资源产出压力的国家领导人就会主动改革，实行经济自由化，像中国的邓小平；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或拒绝自由化的国家领导人就会被命不该绝的人民废除，或让其下野，像前苏联；或让其坐牢，像前东德；或让其暴尸街头，像罗马尼亚。
那些领导人顽固，人民又懦弱的国家就悲惨了，人民只好逃亡，或像古巴人那样，淹死在佛罗里达海里，现在闹哄哄的埃连事件，就是一个暴政不放过一个幸存小孩的结果；或像北朝鲜人那样，
九死一生逃到中国，还有可能被送回去受死。
四，自由化动力（下）：被奴役极小化
1、分裂动因：绝对主权论
我们上面讨论的是自由化的国家动力，这一节我们要看看自由化的个人动力和民族动力是什么。我们曾经提到过“政治人假设”：政治人追求的是权威极大化，被奴役极小化。作为分享或独揽权威的“政治人”，他追求的是权威极大化，这是权威化的个人动力；作为专制或极权统治下的个人，他追求的是被奴役极小化，这是自由化的个人动力。
同样，作为一个统治别人的民族，比如当年的罗马人，后来的满州人，今天的汉人，他们追求的是权威极大化，这是权威化的民族动力；作为一个被统治的民族，比如当年（罗马教廷统治时期）的英国人，元、清两代的汉人，今天的藏人，追求的是被奴役极小化，这是自由化的民族动力。
两种政治人都有理论，理论的核心，无非是主权论和人权论。凡超级大国，比如当年的苏联，和从战后到今天的美国，一般都主张主权相对论，或有限主权论。它们已经强大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觊觎它们的主权，只有它们去压缩别人的主权。所以，就国际关系而言，这种主权相对论，主要是指它自己以外的别的国家的主权，并非是指它自己的主权，在前苏联尤其如此。东德、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和蒙古的主权，对苏联人来说，都是相对的。
相对到什么程度？相对到一个政治笑话说的，捷克斯洛伐克宣传部长早上上班，走过阳光灿烂的布拉格广场，奇怪的是他打着一把伞，有人问他：“又不下雨，打伞干嘛？”他惊讶地说：“你居然没有听广播？今天上午莫斯科有中到大雨呵！”相对到苏联人可以处死捷克国家领导人，可以推翻匈牙利国家首脑；相对到苏联坦克可以开进这些国家的首都，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他们的坦克射程之内跳舞。
这还不算太尴尬。更尴尬的是中国：一方面没有强大到自己的主权不被别人觊觎，所有要坚决主张绝对主权论。另一方面，中国又不像德国或波兰那样，民族统一性高，其他民族所占人口比例不到10%，而且散居各处。实际情况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些民族在局部地区还是多数民族，比如西藏，可能还有新疆。结果，对外主张绝对主权，对内反对民族自决。不反对民族自决，中国的国家主权则要么分裂，要么相对。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逻辑困难：主权概念产生于民族国家，赞成绝对主权，意味着赞成民族自决。赞成前者，反对后者，就是自相矛盾：对外主张的，正是对内反对的。这在政治上很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主张主权绝对论，就是拒绝其他民族分享国家主权，逼着他们在要么享有100%的主权，前提是从中国分裂出去，独立起来；要么让自己的主权等于零，就是留在这个国家里面。这在实际上酿造了分裂国家的动因。
作为一个国家里的被统治民族，被奴役极小化的自由化动力推动它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积极的选择，叫分享主权，这是一种以民族为规模的政治参与，是手的选择。另一种是消极选择，你不让我和你平等地分享主权，我就走人，从这个国家分裂出去，从零主权到100%的主权，这是一种以民族为规模的逃亡，是在原地的出埃及记。这是脚的选择。达赖喇嘛选择的是真正的出埃及，他带着他的政府离家出走，版图带不走，他带走了流亡的主权。
所以，对一个多民族大国来说，自由化动力可能推动多民族的政治参与，也可能导致它的分裂，关键是看主权者是否愿意开放主权。
2、政治参与
要说中国从来没有开放过主权，我还真有些犹疑。
1989年2月，接待我们中国青年干部访日团的，是一位田中先生，他说祖上是江苏人，他本人60年代多次来北京，是日本的红卫兵。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让中国人，尤其是让年轻人狂热，为之狂热的还有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许多反主流文化的青年。
就政治参与来说，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让人民参与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的程度。老实说，文革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痛苦的记忆，因为我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天上人间的感觉。十年文革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轮流来过的狂欢节，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蹂躏。这就是为什么对文革难以彻底否定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是民间的神，但却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心头的痛的原因。
文革是千古以来罕见的当权者号召人民造反的政治和宗教狂欢运动。在文革中，迫害者是老百姓，牺牲品是“三有”的人：即有权力的人，有文化的人，政治上有污点的人，也就是过去有文化有权力有财富的人。没有一种是中国老百姓喜欢的人，因为他们一没有权力，二没有文化，三没有财富。敬爱的毛主席说，“造反有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也就是说，你们要参与政治。政治在文革中，是让全国人民发狂的精神鸦片。老百姓真正体会到了自己是国家主人翁的快感，只要你愿意，你明天就可以参加造反派组织，去砸烂你痛恨的政权机关，去夺你想要的权。
但要说这就是政治参与，我也有些犹疑。与其说这是政治参与，不如说它是罪行参与。犯罪是快乐的，如果不受制裁则更快乐。文革中，人人都是罪犯，权力成了被人们哄抢的财富，唯一不能抢的是毛泽东屁股下的宝座。如果说中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以有权者和文化人为犹太人的纳粹运动，可能有某种恰当之处。
但这也是对政治人追求的一种解决方式，它似乎一次实现了政治人的两种追求：权威极大化和被奴役极小化。所有人（除了那些被踏在脚底下的）都在分享革命的最高权威，似乎没有人在奴役他们。至于伟大领袖毛泽东，那是他们的解放者，不是压迫者。
但这只是某种错觉。在文革中，个人受奴役的程度之深，是罕见的。那是一种什么奴役？那是群体对个人的奴役。你只有参与集体犯罪的义务，没有退出犯罪的权力。大家都去迎接“最新最高指示”，你不去？大家都去参加批斗会，你不参加？大家都在跳“忠字舞”，你不跳？大家都在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你不背？只有经过文革的人才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文革”其实宣布了人民主权论的破产。毛泽东可能是人民主权论的真正信仰者，人民要行使主权，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必须搞群众运动，就必须像文革那样，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起来造反。如同西方每四年左右举行一次大选，毛泽东主张每过七到八年，就搞一次类似文革的运动，也就是让人民行使一次主权。
反对文革，就必须反对人民主权高于人权。刘少奇先生遭迫害时，向毛泽东要求做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其实是在要求人权。无论按照中国还是中共的传统观点，他这个要求都是一种奢望。记得楚王让使者賫重金聘庄子做楚相，庄子对使者说，官不可谓不大，礼不可谓不重，但我还是不能从命。你看见过披红挂绿走向祭坛的猪吗，虽然高贵，那时想做一只普通的猪也不可得呵！你刘先生已经披红挂绿地走向祭坛了，怎么还可能再去做一头普通的猪呢？按照中共理论，你所提倡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贯不要人权，你的人权有谁来保障呢？
个人和民族一样，追求被奴役最小化，也有“手”和“脚”的两种选择。手的选择就是政治参与，要求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并且通过政党政治参与竞争；脚的选择就是政治疏离。疏离有距离上的和态度上的。态度上的疏离表现为政治冷漠。凡是堵塞了政治参与之门的地方，政治疏离就会发生。
3、自由距离：天高皇帝远
这一小节我们着重讨论空间距离上的政治疏离，你将会发现，这个讨论十分有趣。
主权权威到达国境线的平均距离，我们称为权威距离；与此相反，个人到达主权权威的距离，我们称为“自由距离”。主权者的权威与权威距离成正比，个人的自由与自由距离也成正比。对这个自由定律最直观的解释，就是一句老话：“天高皇帝远”。离皇帝越远，天越高，自由度越大。
于是就有移民。移民的动机无非是两个：一是寻找新的资源，二是远离权威中心。我在1988年初步研究过个人所有权成长的历史，发现移民社会对人类的贡献极大。在《萌芽与移栽：个人所有权成长的历史道路》[4]一文里，我有一种见解，认为个人所有权和自由制度的种子是在小型移民社会萌芽，然后移栽到比较大一点的社会里去的。西方最早最著名的移民社会是爱奥尼亚，它是希腊移民建立的海外小城邦。当雅典还在王政时期时，爱奥尼亚就发展起了工商业，有个人所有权的概念，并开始和母邦进行商业活动。
相对于希腊，爱奥尼亚是苗圃，希腊是林场。自由的种子被移栽到希腊之后，有了更大的成长空间，但并没有长成参天大树，相对于自由制度所需要的更大空间来说，希腊也只是一个苗圃，需要第二次移栽，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林场，自由夭折1000多年。
薪尽火传。小内海爱琴海边的自由火种，到了公元1000多年后，被历史的巨风吹到了更大的内海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邦：热那亚、米兰、威尼斯、弗罗伦萨等等。这些城邦也是移民社会，其居民，大多是从意大利内地为逃避战火和暴政而迁徙来的。个人所有权和自由制度再一次萌芽，这一次自由比较幸运，它找到了尼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格兰等更大的“林场”。自由的种子像蒲公英的小伞一样，粘在往返于意大利沿海城邦和尼德兰、英格兰之间的羊毛商人的马背上，被带进了这些国家，长成大树，接着移栽到整个欧洲。
第三次更大的移栽是横跨大西洋的旅行。最早的北美洲英国移民主要是在国内受迫害的清教徒，被奴役极小化追求，使他们无限扩大与英国权威的自由距离，远涉重洋来到新大陆。遥远的权威和广阔的空间使自由制度茁壮成长，最后终于脱离母体，美国成了自由制度最稳固的地方。我去年和朋友在旧金山红杉树公园游览，那些巨大的红杉树让我惊叹。我知道，在这片土地上，和它们一样高耸入云、难以合抱的巨树还有那看不见的自由之树。
屡次移栽自由制度失败的亚洲，在二战以后迎来了机缘。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对台湾和韩国的保护，英国对香港的租借，使自由越过大洋在太平洋东岸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批城邦，自由在这片权威毒素最深的土地上成活了，并且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韩国和台湾都成功地实现了民主。
它们相对于东方大国中国大陆来说，又只是苗圃，自由需要第四次移栽。恰在此时，苦难深重的中国人用他们最新的一次大苦难，换来了当代极权僭主政体的松动，沿海建立了十四个开发区，最重要的是深圳，于是开始了国内远离权威的移民运动。人们潮水般地涌向深圳，创造了世界上不多见的城市成长速度：20年内，一个数万人口的边陲小镇，变成了一个拥有400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这是一个国内的移民社会，是从香港移栽自由经济制度的国内苗圃，现在，幼苗已经移栽到了上海，一个更大的老移民城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自由制度是移民创造、培育和移栽的。这不奇怪，所有的移民，都是母国或母体社区里自由偏好最强的人。而且移民社会相对的小型，也便于自由制度成长，便于个人政治参与，按照解冻原理。
最后要提到的是，体制上的政治疏离。远离权力体制，也是一种自由距离。从体制内向体制外运动，是对自由的追求。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下海狂潮，就是体制内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一次集体逃亡，扩大了体制上的自由距离。
五，自由空间：危险的三部曲
没有小的苗圃，自由的种子不能发芽，因为大型专制帝国必须木桶一个，任何让自由发芽的裂缝都足以让其瓦解；没有大的“林场”供移栽，自由的幼苗就会因相互拥挤、争夺不到足够的阳光和空气窒息而死。
这就是说，自由的成长，需要足够的空间。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自由活动的空间越大，他或它的自由就越充分。所以，自由与自由空间成正比。读者可要小心了，这是一条危险的定理。我发现了它，但无法取消它。
自由的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我称之为危险的三部曲：
第一阶段，是疏离阶段，它表现为民族分裂或集体移民。当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越来越严酷的虐待时，上帝给了他们一个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了让法老放行，上帝显示圣迹。但法老不听。上帝于是降灾，降水变血之灾，降蛙灾，降虱灾，降蝇灾，降畜疫之灾，降疮灾，降雹灾，降蝗灾，降黑暗之灾，直到上帝向埃及人降长子死亡之灾，法老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法老变心，率兵追击以色列人。上帝让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过去，用海水埋葬了法老和他的军队。
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开始放肆，开始败坏，纵欲，狂欢，拜偶像。上帝震怒，颁下十诫，并让他们自相残杀。渎神者被杀之后，
才最终把他们引到流着奶与蜜的迦南之地。
这既是一个美丽的寓言故事，也是一个警世的预言故事。它告诉我们，自由的产儿是血腥的。他伴随着灾难、战乱和死亡，伴随着分裂和反分裂，伴随着自由后的放纵和狂乱。如果没有戒律，自由就等于自取灭亡。
自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更危险的扩张阶段。自由化动力在推动人们疏离奴役者之后，还会推动他们扩大自由空间，其手段，往往也是血腥的。这个阶段，就是霍布斯所描绘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当内部个人对个人的战争通过所谓的契约签定“停战协定”后，他们往往会联合起来向外进行扩大自由空间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历史上称之为“殖民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这个阶段一般是半自由化阶段，有比较充分的经济自由，但基本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政治自由，主权封闭，自由动力不能把他们导向政治参与，只能引导他们向往扩张自由空间；有了经济自由，市场动力逼使自由资本家扩张产品市场，并开拓新的原材料产地，开发更加廉价的劳动力。
正是这个永不枯竭的动力，开始了从15世纪到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瓜分世界的殖民主义，开始了20世纪东西方后起强国要求对世界的重新瓜分。
自由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阶段，是开放主权和市场阶段，也就是市场全球化，政治地缘化阶段。20世纪对所谓“生存空间”的追求，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德国被肢解，日本被约束，意大利被民主化，殖民时代和共产主义革命时代的世界格局被固定下来，既得利益者是英国、美国和苏联。地理空间被限定的德、日、意发奋图强，经济上迅速崛起，把领土扩张变成了市场扩张。美国更是大发战争利事，在得到领土失去自由的苏俄江河日下之时，迅速成为世界经济霸主。
世界经济舞台变成了一场拳击赛，苏联解体后，美国没有了重量级对手。为了弥补这个真空，也为了平衡日本的竞争，西欧不得不走向联合，彼此开始开放主权，把征服变成主权的部分转让，一个强大的欧洲联邦共和国在分娩之中。
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破除所有市场壁垒，加速经济全球化；而竞争压力迫使退居二流经济强国地位的相邻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超级经济强国的竞争。当今的世界，小国的生存更加困难；开放市场的落后国家面临经济强国的竞争优势和“市场暴力”，在技术上处于受奴役地位。
我曾经介绍过一位“裁缝德先生”（民主先生），说他在整的地方“裁”，在零的地方“缝”。“裁”，就是自由的第一阶段，“缝”，就是自由的第三阶段。在过去，他裁了不列颠，缝了美利坚；在当今，他裁了东欧，缝了西欧，但被裁了的东欧和俄国会有可怕的第二个自由发展阶段吗？反正我现在已经听到俄国当选总统普京在咬牙切齿地要强大俄罗斯，但愿他是指俄国的经济，而不是指“生存空间”。
六，一个案例分析：英国教会独立
伟大的德语作家茨威格写过一本有趣的书，书名好像是《人类星空璀璨时》。这本书写了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和伟大事件的决定性时刻，这个时刻可能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可能是伟人的美丽昙花怒放的那一刹那。
其中有一篇叫《决定世界命运的三十分钟》，写的是滑铁卢之战。在黎明时刻，英军增援部队出现了，可是作为后备队的拿破仑的一个元帅没有率部提前投入战斗，因为拿破仑在战前部署他于天亮时参战。如果他的智慧稍微多一点，多一点机变；或者拿破仑委派另一位更英明的元帅担当此项任务，战役可能就有另一种结局，世界历史也会改写。
我们也可以假设，假如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多铎王朝的亨利八世（1509—1547年）国王的妻子是一个美丽温柔的女人，或者她给他生出一大群王子，英国的历史也会改写，英国的子孙也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占据着世界上每个美丽的地方。
幸运的是，王后凯瑟琳的尊容使国王丧失性欲，更幸运的是他们所生的儿子都在婴孩时期夭折，命运只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多病的女儿玛利。没有健康的孩子继承王位让亨利很不开心。但是，比幸运还要幸运的是，王宫里有一位美丽的黑眼睛宫女安妮，让国王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她后来和国王所生的女儿伊丽莎白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英国女王。
于是，亨利决定休妻，要立黑眼睛安妮为王后。他于1527年向教皇克莱门特七世请求，要求宣布他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天主教的法律不准许离婚，但如果能提供证据，证明举行婚礼时的情况是非法的，教会的法律可以宣告婚姻无效。又极幸运的是，凯瑟琳曾经和亨利的长兄结过婚，婚后几个月她的丈夫就去世了。亨利的律师们援引这件事，从圣经《利未记》中找到一段话，说明凡是男人和他死去的哥哥的妻子结婚，他就要受到诅咒，不能有后嗣。
教皇颇为为难。如果拒绝，英国可能放弃天主教信仰；如果宣告婚姻无效，他就会激怒凯瑟琳的侄子查理五世皇帝，查理正在入侵意大利，威胁着教皇的世俗权力。于是，教皇大发神功，施展“拖”字诀，说要在英格兰解决此事，于是派特使到英国调查。一查查了两三年，而教皇特使又回到罗马。亨利忍无可忍，于1531年召集各教区教士会议，要他们承认他是英国教会领袖。然后他又说服国会通过法律，终止向教皇交纳一切岁贡，宣布英国国教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单位，只听从国王的权威。当然，凯瑟琳成了弃妇，安妮成了王后。
无论怎样估价这一事件对英国成长的重要性都不会过高。
对英国历史进行不同方式的解读，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我有时真奇怪，一个在中世纪后期黑死病之后只剩下不到300万人口的岛国，其后裔怎么可能布满这个世界各大洲所有最富庶的地方，其语言几乎成了世界各民族的通用语言，以它的语言为母语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和土地面积，至少占有全人类的四分之一以上。光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南非，就可以看出它后代子孙的兴旺。
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来自英国最早发育的资本主义精神？这是对的。马克斯﹒韦伯首先发现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但是，严格地讲，英国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新教国家，英国的国教介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
是不是来自英国最早在政治上体现出来的自由价值？这也是对的。但为什么是在英国不是在别的地方最早产生这种价值？
是不是来自英国在别人还弱小的时候就强大起来，有条件向全世界释放它的扩张能量？这还是对的。但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它占尽了发展的先机呢？
历史是一根绳子，很难说是哪一根纤维对它的粗壮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如果一定要说出一根来，我最愿意说的是英国国教精神。如同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追溯到新教伦理，我将英国的自由精神和强大的源头追溯到英国国教。
欧洲的年历翻到公元1517年，西欧出现了对罗马教皇的离心倾向和疏离运动。有些国家脱离了罗马教会，比如日耳曼的某些地区，丹麦、挪威、瑞典和瑞士，当然还有英国；有些国家没有，比如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拒绝承认罗马教皇权威的民族中，只有英国教会是在国王领导下实现独立的，其它民族，特别是日耳曼民族，是在不断的民间起义的激烈革命中推进脱离运动的。
这一点至关重要。没有脱离天主教的国家，仍然在一个庞大的宗教权威体系支配之下，国民的自由精神难以发育，因为罗马教廷的宗教权威距离大，对宗教权威落差有强烈的渴求，宗教控制总是不愿放松。做出反弹的民族，就有更剧烈的反应，比如法国大革命，其实是有点补宗教革命的课的意思。托克维尔就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5]
而被摁住了的民族，比如西班牙、葡萄牙，自由精神就很萎缩。同样是殖民地，英裔的北美13个殖民地，在1787年就建成了联邦制的民主国家，而西班牙裔的拉丁美洲各国，还有葡萄牙的巴西，一直到20世纪还在军事独裁政权的泥潭里挣扎。至于母国，葡萄牙到1974年靠军人政变才蹒跚地步上民主之路，而西班牙的佛郎哥独裁政权，更是20世纪的一大祸害。
虽然没有解释原因，塞缪尔﹒亨廷顿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在《第三波》一书中说：“一项研究表明，在99个国家中，‘新教徒的人口比例越大，民主的程度也就越高。’相比之下，天主教却与缺少民主或有限和后发的民主联系在一起。李普塞已经注意到，‘天主教似乎在第二次大战前的欧洲和拉丁美洲是反民主的。’”[6]
现在回过头来说新教。新教革命成功的国家，由于采取了教士造反和人民起义的激烈方式，在有些地方造成了严酷的政教合一的独裁政治，比如日内瓦；在另外一些地方造成了无穷的宗教纷争，使民族迟迟难以统一，丧失了强大起来的机遇，比如日耳曼。
唯有在英国，在国王的领导下完成宗教改革，使英国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脱离罗马教廷，让英国国教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单位。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性：
第一，就宗教权威而言，权威距离缩短了，落差也下降，国王成为独立国教的“最高统治者”，但他无权宣扬神语和举行圣礼，公民的宗教自由增加了，从而也为政治自由作了精神准备；
第二，自由增加了，权威并没有丧失，恰恰相反，国王一身兼有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权威反而增强了，没有发生社会失范现象；
第三，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国民和教民并没有发生严重分裂，英国国教宽容地容纳不同的教派，如英国国教的“高派教会”，他们和罗马教友的唯一不同是他们拒绝承认教皇的至高权力，还有英国国教的“低派教会”，他们的新教和路德派同样激进；
第四，脱离罗马教会，使国王失去了君权神授的基础，不得不向民授寻找合法性，加速了权威本位的转换，从神权转向人权。《世界文明史》的两个美国作者注意到，英国教会独立时的两个统治者亨利八世（1509—1547年）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的权力是通过巧妙地维持一种类似的民治政府取得的。
英国之所以在宗教改革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要归功于它的地理位置，它与罗马之间的自由距离比其他的国家大，脱离更容易；它孤悬海上，与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和法国隔着大海和海峡，要不是这个有利条件，英国宗教改革不仅会夭折，国家还可能被法国或西班牙瓜分。
亨利八世宣布教会独立后，教皇就开始了颠覆英国国王的计划。亨利逝世后，他多病的女儿玛利继位，短暂地恢复了天主教，好在她在位时间不长。她的同父异母妹妹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又改宗国教。教皇和天主教国家就想用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来代替她的英王王位。1559年，玛利亚和她的丈夫从教皇那里接受了英格兰国王封号。
这苏格兰女王何许人也？她被英国人视为荡妇，是法国介斯家族的女儿，是西班牙人的情人。苏格兰在16世纪处于分裂状态，成为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并吞的对象。英国靠地利先占领了苏格兰。玛利亚继位后，勾结法国人于1551年把英军赶出了苏格兰。
1560年，伊丽莎白一世收回苏格兰，在和约上载明玛利亚必须放弃英格兰王位，但在法国的玛利亚拒绝和约。1567年，在伊丽莎白的支持下，苏格兰加尔文教派起义，抓住了玛利亚，她被迫让位给她年幼的儿子詹姆斯六世。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下令，解除伊丽莎白政权，把她作为异教徒革除教会，免除其臣民对她宣誓效忠的义务，并禁止服从她。
1586年9月，玛利亚被下狱；1587年，因在狱中与谋起义，被处死。教皇号召天主教徒向英国宣战。天主教国家西班牙装备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无敌舰队”进攻英国。1588年7月26日英西两军开战，这场决定两国命运的决战，以英军的胜利而告终。
自由保卫住了。从此英国就开始了自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向全世界扩张。
注释：
[1] 考虑到本文电子版的发表环境，此处删去了前两组对比文章，只留下第三组，请读者鉴谅，但不必同情，挥刀自宫的不只我一个人，可见吾道不孤。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李登辉：《台湾的主张》，第157-159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版。
[4]原载《走向未来》杂志，第3卷，第3期，总第7期，1988年9月。
[5]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文版，第50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6]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文版，第85—86页，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