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尽人皆知。如果没有民主思想作为支撑，一个人的民主作风可能是被迫的，或是伪装出来的，一旦权力增加了、稳固了，就会打回原形，暴露出专制、独裁的真面目。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其例。但是，胡耀邦的民主作风的确是缘于他一以贯之的民主思想。他平易近人，没有官僚架子；平等待人，欢迎别人讲话，喜欢与人讨论问题，甚至能与晚辈促膝谈心。1979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时候，就曾在自己家中与民刊《北京之春》的青年人一起探讨时局。当惯了奴才的人说他“到处乱跑，随便乱讲，不像个领袖”，佩服他的人称他为新型的“平民政治家”，并且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胡耀邦认为，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就要蜕化变质，由相信社会主义到蜕化为法西斯主义，“从人民的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变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他说，这种事“历史上是有的嘛。意大利那个墨索里尼，开始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以后却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头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因为“党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转到了执政党的地位这个根本的变化。”胡耀邦探讨根源说，“执政以前，形势迫使我们党要有一个好的作风，搞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权，就会被敌人打垮、消灭。而且环境本身就很艰苦，没有多少特权可以搞，也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搞那么严重的官僚主义，一个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里，敌人来了，打不打，走不走？考虑考虑吧，研究研究吧，画画圈吧，那样几个小时后，你不是被俘就是呜呼哀哉。”所以到了执政以后的今天，党控制着一切资源，也就控制着人民群众的生命线，官员们就以为可以用强迫命令来迫使人民群众就范、服从，而无须用说服、教育来吸引人民群众，社会上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执政党的行为。因此就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脱离实际，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茁壮成长”起来，变成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现今社会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很多社会矛盾，正是验证和说明了这一点。
好学善思，是耀邦同志的一种生活乐趣。据回忆，他读书的范围很宽，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从中外古今名著到伯恩斯坦、希特勒、苏加诺以至尼赫鲁的书，到一些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册子，都在他的阅读之列。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通读过两遍。他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吸取营养的。当年，马克思所设想的现代社会不是由特权来统治的社会，“而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活动场所”的公民社会，法治社会。马克思说过：“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以便“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这个“革命专政”只是“临时性”的，不是指整个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临时性”有确定的时限。最后期限马克思也指出来了，就是新的阶级关系已趋稳定，能够制定和通过宪法的时候。宪法的颁布，标志着革命狂飙时代的结束。如果要“继续革命”，就意味着停止宪法保证，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平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今天，被中国媒体所鼓吹和夸大的“太平盛世”的现实矛盾告诉我们，马克思认为最好的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得到；我们倾尽全力所得到的，却是马克思叫我们必须防范的东西：即权力集中在某个或几个职业政治家手中，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政治家专政。
比胡耀邦老一辈的领导人，就没有像他那样充沛的精力来学习和思考了，因此在执政理念上就落后于像胡耀邦、习仲勋这样的晚辈。一位老人家曾以讥讽的口吻说，“近些年来，耀邦，也包括仲勋同志大讲特讲民主和自由”。他在胡耀邦下台后，也曾肯定过胡的历史功绩和没有私心，但认为胡的缺点就是对自由化重视不够，有点右。一句话，好像胡耀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如他似的，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人，斗不过那些“不读书，不看报”、只知道以势压人的人是常有的事。
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共产主义就是人类什么条件下才能获得自由解放的学说，也可以说自由才是人的终极目的，又何罪之有？只有封建农奴主才把它当作不祥之物。胡耀邦是领导人中讲民主和自由最多的人。在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胡耀邦曾经很激动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眼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本应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在党内高层，只有一两个人大讲特讲自由民主，而且讲过之后命运都不佳，这的确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1979年10月，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胡耀邦就文化艺术工作讲过一些话。他不但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首次提出执政党应该尊重创作自由的主张。他提出：党非但不应该干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反而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及其精神劳动的独特性，保证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他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问题，一定要经过商量、讨论，逐步求得一致，加以解决，不能采取随便下指示的办法。”在实践中贯彻得如何，就要看宣传理论干部是否有良好素质，所以他提议：“从宣传部长起，都来一次开卷考试，考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不得请秘书代劳。”这个意见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因为一些从来不读马列的长官，除喜欢自称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外，还最喜欢叫别人学习马列。
在胡耀邦主持下，1980年代的一些中共中央文件中都写进了民主化的目标。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中写道：“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这些观念，又同它们有原则的区别。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民主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社会主义在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为充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把民主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开辟了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把民主和自由视为全人类的精神遗产，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并将其写入执政党的正式文件，这是胡耀邦对于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大贡献。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前的几年中，胡耀邦曾一再表达过这一思想。1984年，他的大公子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特派员在湖北省工作期间，积极支持一批思想敏锐的青年学者创办了《青年论坛》，胡德平本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为自由鸣炮》的文章，为自由正名，强调自由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应当说是代表了胡耀邦思想的。
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他说：“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人们至今还在津津乐道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窑洞中和黄炎培的谈话，认为执政党可以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王朝兴衰周期率，永葆美妙之青春。但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并不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毛泽东在建国后始终高举批评的武器，有时还动用武器的批评，国家却越治越乱。因为他只“批评”别人，不许别人批评他，自己也从不作“自我批评”，即使做做样子，也是言不由衷。据粗略统计，经毛泽东批示发动的全民性运动就有52起，从镇反、肃反到四清，从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到批判《海瑞罢官》，平均每年就有三起全国总动员，一些影响深远，牵连广泛的“部门性”运动，如批判李立三工团主义，刘伯承军事教条主义尚未计算在内，结果是敌人越打越多，自己的队伍越打越小，毛泽东还认为“不解决问题”，就来了一场更加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直到把国家推到毁灭的边缘。
现代化进程是工业革命引起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及人们心态剧烈变动的过程，必须建立一种体制，适时适度适应变动，进行自我调整，有效地公平地整合各类利益，从而实现政治稳定。这种体制，只能是民主宪政体制。采用战争动员方法，显然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毛泽东似乎始终停留在革命战争年代，国家已经制定了宪法，他却又提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使宪法形同虚设，民主和法治也全部落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践结果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人民内部问题都当作敌我问题处理。毛泽东认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就是说，敌我性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人规定的。这个理论为剥夺人民自由提供了武器，“矛盾主要方面”可以任意宣布任何它不满意的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的提出，是执政者要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只有叫老百姓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社会才能稳定。谁若违犯禁令，矛盾性质就变了，就要改变身份，变成敌我矛盾。这种理论成了一块遮羞布，可以给自己做的一切坏事找到一个正当理由，而所有罪恶都可以归结到是“矛盾次要方面”造成的。
在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理论界似乎没有发生过争论。但在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民主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分歧。有人说，在民主政治制度选择的问题上，我们只能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辩证法。这话当然不错。但选择是择优不是择劣，尊重历史不是复制历史，不是踩着前人的脚印走，似乎也合辩证法。历史上我们没有成功的民主实践，是不是也证明历史太不尊重我们？历史上没有过普选，恐怕不能得出以后也不搞普选的结论。历史上只有党政合一，一元化领导，并不意味着三权分立就没有普遍价值，因为政治职能的分化，是法制社会的前提，就连马克思也承认：分权是立宪必须遵守的原则。如此等等，为何固步自封，不许超越前人呢？如果没人跨出第一步，也就没有什么历史可言。
胡适在《自由主义》中说：“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时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都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
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已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
1985年7月，在邓小平支持下，根据胡耀邦的提议，由思想解放的原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接任中宣部长。一年后，朱厚泽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对不同意见和看法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者要宽厚一点；要努力使空气和环境宽松一点。显然，“三宽”政策是征得了胡耀邦的同意的，也是反映了胡耀邦思想的，同时也是符合胡适所说的自由主义的。
胡耀邦说：“民主应当成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人民总是从他们的领导者那里学习政治——从残暴者学到残暴，从宽容者学到宽容，迫害必然导致反抗，屠杀肯定招来复仇。你用他不希望的方式对待他，有一天，他也会用你不希望的方式对待你。你希望将来别人对你好一点，你现在就应对别人好一些。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紧张状态，主要是由于各利益群体之间产生摩擦，问题只有在妥善平衡各方面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解决，所以，讨价还价，退让妥协，就成为求得共识的必要手段。企图用压服的办法，或让利益受损者单方面做出牺牲的办法来平息事态，那就像抓住头发想叫自己离开地球一样徒劳。恩格斯曾说：“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胡耀邦不仅主张宽容地对待知识界，还主张宽容地对待“八六学潮”。甚至对上街游行，和外国人挂钩的人，也不赞成随便把他们抓起来。可以说从他下台前到下台后，宽容是他一贯的政治态度。用他的说法，就是“不要使自己负激化矛盾的责任”。因为“采取激化的办法，就往往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主张，“当着人民内部矛盾被错误地处理，走向激化时，我们千万要冷静，不要跟着起哄，需要忍耐一下，有意识地‘钝化’一下，实行‘冷处理’。”有些地方官员出于卑鄙自私的目的，无视这些忠告，往往谎报军情，遇到突发事件，不思息事宁人，反而火上浇油，以残暴手段来处置，把群众一切的正当诉求都作为“不安定因素”，“立刻消灭在萌芽状态”，好向上峰邀功请赏。他们连旧王朝官僚“保境安民”那点观念都没有，不把问题闹得不可收拾不罢手。眼下看来，这些刁官正是和谐社会的拦路虎。
反对胡耀邦的人把“容忍”称为“纵容”，批评他“对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积极分子，一贯采取纵容保护政策”。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我们的理论宣传队伍，在这两年中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支队伍在战斗中前进，进步是很大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应当看到，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种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一批优秀闯将的出现，增强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力量，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我们要认真地培养、提高他们，使他们在理论宣传战线发挥更大的作用。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坚定地实行理论工作的群众路线，彻底地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的流毒，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园地百花盛开。不管怎么样，有三条一定要坚持。一是不要随便抓人；二是不要随便点名批判；三是不要乱打棍子。这就是所谓“纵容保护”的一个证据吧。
《经济学周报》是于光远、冯兰瑞创办并得到胡耀邦、朱厚泽支持的一份理论报纸，对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做过有益的贡献。1988年改版，又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新闻自由。因为新闻自由是是实行宪政民主的首要措施。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期间，还没有完全摆脱毛泽东新闻观的框框。但是他关于“切实保证人民有进行文艺创造和文艺批评的自由”的讲话和对新闻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已经为左派人士所不满了。尤其他发现自己做错了事，就实事求是地改正。冯兰瑞在周报讲过一件事：1981年，耀邦批评南京一位作者，后来发现批评错了，就打电话给江苏省委，请省委转告这位作者，要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并在1981年8月思想战线座谈会上公开了这件事。虽然胡适认为，弱势、少数的一方也应当有容忍和妥协的精神，但妥协作为一种美德，主要应该体现在有权势者的身上。无权势者向有权势者妥协，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于被迫，是一种屈辱。像胡耀邦这样敢于向下级承认错误的，并不多见。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人，为了维护自己不可动摇的神圣形象，往往明知有错偏不认错。人民对他无可奈何。等到哀乐一响，便骂声四起。胡耀邦在下台以后，对自己曾经放弃原则，向有权势者妥协、委曲求全的做法表示后悔。而哀乐响过之后，人们却都为他受到不公正对待感到愤愤不平。
胡耀邦是反对“舆论一律”的。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胡耀邦就抵制过汪东兴对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的兴师问罪，抵制过“凡是派”及其追随者（包括后来的“左帅”）对《人民日报》的指责。后来，他又与国务院总理联手抵制了“左帅”和“左王”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曾说：“为什么我们一些很受尊敬的领导人也常常吃饱了饭没事干要节外生枝？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世界上本来没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像真有鬼了。其实，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难道中国真的形成‘舆论一律’才叫社会主义？我看不见得。”
1988年冬，《经济学周报》编辑在长沙遇到正在疗养的胡耀邦，便请他给周报提意见，也想请他给报纸写些短文。耀邦说，他没有做学术研究的条件，而且报纸太多，几千种，也看不过来。还说，很多报纸面孔差不多，没有个性。回到北京后，周报副总编辑罗点点又给他送去合订本。不久，耀邦夫人李昭代他写信给周报，4月23日的《经济学周报》在首版刊出了胡耀邦委托李昭所表达的三点主要意思：首先，谢谢对他的关怀和信任。第二。他认为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第三，他仍在疗养过程，也不具备研究的条件，他祝愿周报能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这封信是1989年3月28日发出，半个月后，耀邦就与世长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