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念
2002年11月13日，在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他带着人们熟悉的那种谦和的微笑端坐在主席台上。
此时此刻，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在猜测：
他能坐得稳吗？
他将如何开始自己的执政生涯？
他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带着这三大悬念，胡锦涛和全世界一同进入了2003年。
一年过去了，这些悬念有答案了吗？
锦涛挺得住！
中国政治历来充满不确定性，而权力交接环节更是悬念丛生。毛泽东时代，刘少奇、林彪中途落马，华国锋总算接到了班，但是好景不长。邓小平时代，胡耀邦、赵紫阳相继夭折，江泽民受命于危难之际，经过八年努力终成正果。江泽民时代，一以贯之，胡锦涛终于顺利接班了。但是，两个中心并存的格局不禁使人心生悬念，人们合理地担心这个接班过程能否“善始善终”。
上台伊始，胡锦涛即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场未知的瘟疫始于广东，肆虐全球。中国政府被千夫所指。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迅速演化为政治危机。在全民几近绝望之际，新政府毅然撤去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同时对外界公开疫情，胡锦涛、温家宝亲临第一线。在广州疫情最严重之时，胡锦涛亲赴广东视察，没有事先安排，突现在广州闹市，令市民激动不已，令全中国为之一振。此时第一个转机出现了——人们接受了新政府。互联网上出现一个帖子，内容只有标题的一句话：“锦涛一定要挺住”。随后，“锦涛挺住”成为了一句百姓的口头语。这使不少人想到那句著名的“小平你好”。“锦涛挺住”的含义并不简单，它意味着新一代领导人得到了民众的认可，民众由衷地希望由他们来领导这个国家。在这个以“资本主义全球化”著称的时代，这对于一个共产党领袖来说，的的确确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殊荣。而抗击“非典”的胜利，特别是这种胜利来得是那么迅速、那么彻底、甚至是出乎预料，使人们不再怀疑他们的谋略与能力。人们不但期待“锦涛挺住”，而且人们也相信“锦涛能挺住”。
从3月政府换届到6月战胜“非典”，胡锦涛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魄力和风范，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确立了难以动摇的核心地位，从而消除了人们的第一个悬念。原以为要用三五年时间才能看清答案的问题，实际上只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就明朗化了。在此过程中，人们高兴地看到，第三代展现了“前无古人的风度”，而第四代则展现了“前无古人的实力”。这真是中国的幸运！
新政
如今“新政”成了中国民间和国际舆论在评论中共新领导人时不约而同用到的一个词汇。
那么，“新政”新在哪里？
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文指出，通过近一年的调研，中国的党政领导干部把这一年的变化概括为八个字：“亲民”、“务实”、“科学”、“法治”。《瞭望东方周刊》指出，这一届政府的特征，可以用“为民、务实、清廉”来概括。它把执政的基础建立在民众内心的评判中；它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务虚名、不图虚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它把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视为政治道德的底线。而《中国改革》则把新政府称之为“平民政府”。
《南风窗》和《瞭望东方周刊》总结了新政的主要内容：一，开始把十六大确立的指针施行在治理国家的具体实践中；二，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掌控艰险复杂局面的新经验；三，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四，结束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模式，进入到突破体制性障碍的纵深阶段；五，为政治文明建设注入新的实际内容；六，改革了呆板的宣传报道模式，强调“三贴近”；七，用新的思路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八，开创港澳台工作的新思维，创造性地化解香港危机，有力地打击了台独势力；九，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十，全方位外交开创了新局面，较好地应对了美伊战争、朝核危机、人民币升值压力，改善了大国关系；十一，以改革的精神推进中共自身建设，尤其是强调“党的建设必须从中央政治局自身抓起”。
“新政”的确存在，而且具有丰富的内涵，覆盖了政策、行为模式、政治理念三个层次。上述对“新政”的描述和概括大多着眼于政策层面。这些政策，有的是新的，有的只是过去的简单延续，有的看起来新但实际上是应对新危机的旧办法，真正新的东西并不多。事实上，这一年来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新举措，基本上都能在十六大报告里找到源头。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更是对十六大报告有关表述的进一步具体化。
在政府的行为模式层面确有新变化，即推行问责机制。首先，对民间社会的呼声能够及时地做出恰当地反应。例如，孙志刚案得到及时处理，而且三个月后，实行了四十余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对香港大游行的反应也是如此。其次，提高透明度，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难得到及时曝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追究失职和渎职官员的责任。“非典”期间张文康、孟学农被撤职就是很好的例证。追究责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严惩腐败，程维高、田凤山相继落马。与此同时，胡锦涛强调廉政要从政治局自身抓起。我们可以把这种问责机制概括为：倾听群众呼声，响应群众愿望，接受群众监督，并对实际结果负责。
“新政”之“新”在于它所显示的政治理念——“公正”。新政府提出的“新发展观”极为引人注目。它意味着，最高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要巩固和发展当前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就必须牢固确立和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而新发展观的灵魂是“公正”。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控制广泛存在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持续扩大的不平等，使社会中的各个群体都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实质也就是要建立代际之间的公平，拒绝“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发展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诉求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也体现在行动中。公正的本质是关怀弱势群体。新政府实践这一政治理念的切入点就是关注弱势群体。第四代领导人知道，最需要得到他们关怀的是弱势群体，而农民和城市穷人就是中国的弱势群体。
于是，我们看到，在新政府迎来的第一个春节，温家宝在地下七百米深的矿井中和矿工一道度过了除夕之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入了“应保尽保”阶段，“两个确保”和“三条线”得到进一步落实。在继续实施农村开发扶贫的同时，农村税费改革开始全面推开，废除强制性的收容遣送制度，彻底改革歧视农民的户籍管理体制，各级政府大张旗鼓地帮助农民工催讨工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出台，而新的《工伤保险条例》则向“血汗工厂”宣战。继“西部大开发”之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出台。在第二个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温家宝向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农妇熊德明承诺要帮助她向县政府讨回工钱。他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紧接着全国掀起了为农民工追讨工资的浪潮。这是2003年中国政治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新政府的这些举动已经或将要给弱势群体带来巨大的实惠。例如，2003年1月至11月，城市“低保”累计支出134亿，受益人口达到2202万人。据统计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数额高达1000亿，如果“清欠”工作获得成功，那么农民的收入将增加1000亿。农村税费改革也将大大减轻农民的负担。据统计，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我国乡镇财政部门要从农民的手里收取300亿的农业税，600亿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1200亿元，甚至还要更多。税费改革就是要把收取的300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500亿元，把其他的乡统筹、村提留的600亿元和乱收费一律减掉，而乡镇财政的损失将由中央财政补偿。
新政的现实背景
新政不是空穴来风，相反，它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
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增加了7.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3%。市场化改革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的实际生活。可以说，25年前，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预见到自己今天的生活状况。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不平等也在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0.25上升到目前的0.45左右。而且这种不平等反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呈缩小趋势，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扩大。2002年，城镇家庭实际收入是农村家庭的3.1倍。这一比值在1997年至2002年之间平均每年扩大4.4%。地区差别同样令人瞩目。2002年，最富裕的省级行政区（上海）的人均GDP是最穷的省份（贵州）的12.9倍。即使剔除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2002年，最富裕的广东省的人均GDP也是贵州的4.8倍。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地区差距逐步缩小，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地区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介于0.16至0.18之间，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则介于0.21至0.31之间。但是，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农村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估算，2001年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33，比1978年提高了1倍。根据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数据估测，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与1978年相比大致翻了一番。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不平等程度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1978年以来，尽管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但是贫困人口数量、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在大幅度下降，而且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的贫困状况在持续恶化，而且进一步缓解农村贫困也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即使是按照中国自己制定的非常之低的贫困线来衡量，目前城乡绝对贫困人口的总量也在1亿人上下，如果按联合国制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衡量，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总量就将达到2.5亿人的规模。由此可见，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缓解贫困，使每个人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保障全体人民特别是贫困群体的基本权利，是21世纪的中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经济机制、自然地理以及历史和现实的人为因素造成了上述不平等格局。改革确立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而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一种“马太效应”，这种效应使得城乡、地区和阶层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中国大陆东临太平洋，西部深入欧亚大陆腹地，而对外开放使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天然优势，这是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时期仍然得到维持，它使得历史遗留的城乡不平等，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扩大。改革之初，政府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具有强烈“锦上添花”色彩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但是，在这些自然、经济和政策因素背后，更有力的影响因素是阶级力量对比格局和现实主义的政治逻辑。市场化改革导致了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原来的“领导阶级”及其“同盟军”跌落到社会底层，而原来处于底层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上层，成为当今社会中最有势力的两大新兴精英集团。政府需要经济成功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性，而经济成功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崛起。面对阶级结构的巨变，政府及时调整了阶级联盟策略——抛弃大众、与精英结盟。这是一种能够有效地维护政治稳定的统治策略。通过掠夺弱者、满足强者，政府获得了精英的支持。这种寡头政治的必然结果，就是极端的不公正以及随之而来的持续扩大的不平等和日益严重的贫困，当然还有来自大众的日益激烈的反抗。
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仅有经济增长已经不足以支持进一步的发展、改革与稳定，而且如果没有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高速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在这是一个需要巨变的时刻。幸运的是，这个巨变发生了。
重建合法性战略的重大转变
所谓“政府合法性”是指一个政府获得公民自愿支持的能力。尽管政府的存在离不开暴力，但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是完全靠暴力维持的，古往今来，任何政府都需要而且积极追求自身的合法性。
自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政府面对的最深刻的危机始终是合法性危机。马克思主义为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制度提供了合法性论说。
但是邓以后中国政府失去了这一合法性根基。在整个80年代，政府注重于“政绩合法性”，也就是说，它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换取人民对自己的支持。我把这种合法性重建战略称之为“GDP挂帅”。
邓小平比任何人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经济发展对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意义。早在1982年他就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1990年，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还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其实，“GDP挂帅”战略，既符合执政者的利益，又符合经济精英的利益，也符合知识精英的利益。经济增长使政府获得广泛的支持。经济增长给经济精英带来暴利。那些直接进入市场的知识精英会得到市场的承认，而留在市场之外的知识精英，特别是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知识分子，也从90年代后期的财政扩张中获益匪浅。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当然愿意为现行政治秩序提供支持。可以说，“经济增长”和“精英联盟”是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中国政治稳定的两大基石。
但是，邓小平时代对“平均主义”的批判过了头，口头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实际上是“只讲效率，不顾公平”。随着分配不平等的扩大，分割财富蛋糕的游戏越来越不利于大众。90年代中期以来，精英几乎攫取了经济发展的全部成果，大众的处境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还要承担巨大的变革成本。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大众、精英共同获益的“双赢时代”，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则是精英独吞改革成果的“赢家通吃时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90年代中期以后，来自底层的反抗与日俱增。
日益增长的大众的反抗意味着政府正在失去他们的政治支持，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合法性基础正在被侵蚀。这种局面还会带来另一种不利于执政者的结果，即大众反抗将使执政者更加依赖精英的政治支持，这就有可能使执政者成为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俘虏，从而丧失凌驾于它们之上的优越地位。聪明的统治者懂得，只有对各个群体分而治之，恩威并用，才能各个击破，进而使自己凌驾于各方之上，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所以，此时力倡“公正”，在财富分配中适当地向大众阶层倾斜，一方面可以赢得大众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可以缓解对精英的依赖，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可以说，此时此刻，把“社会公正”纳入“政绩”范畴，不但符合政府的利益，也符合大众的利益，而且也没有损害精英的利益。这是一个“三赢方案”。
于是，持续25年的“GDP挂帅”时代结束了！面对社会形势的历史性转变，新政府及时做出反应，扩大“政绩”的内涵，希望以“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来应对合法性面临的新挑战。套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公正也是硬道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接受“朱门酒肉臭”，但决不容忍“路有冻死骨”。这也意味着，正如资本主义经由一个“进步时代”由“野蛮阶段”进入“文明阶段”一样，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正在步入一个“进步时代”，从这里开始，中国坚定而明确地拒绝“强盗社会”，并致力于建设“人道社会”。
这就是新政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预示的未来前景。
重温西柏坡讲话
一年来，胡锦涛最引人注目的活动之一，就是他就任总书记20天后的西柏坡之行及其发表的讲话。从这篇匠心独运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窥探胡锦涛的政治理念，可以猜测他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在西柏坡，胡锦涛重提毛泽东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胡锦涛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非常重要，特别是其中的两个重要思想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一是，在伟大的成就面前，党内一部分同志可能会骄傲起来，贪图享乐的思想可能滋长，不愿意再做艰苦的工作，如果不坚决防范和克服这种情绪，党的事业就不能继续向前发展，甚至会失败。二是，不论我们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必须长期艰苦奋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和宗旨，不断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他要求全党“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他重申 “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首先是高级干部要率先垂范。”
从西柏坡讲话中，人们感觉到胡锦涛要“回到毛泽东”，中国政治正在“回归理想”。这是正确的判断。但是，胡锦涛仅仅要回到毛泽东吗？实际上，他走得更远，他要回到孔夫子。中国政治要回归什么样的理想？胡锦涛不去外求，而是重返中国的过去，在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答案。胡锦涛的新政也就是孔夫子的“仁政”。何谓“仁政”？“仁政”就是“仁者行政”。何谓“仁者”？孔子曰“仁者爱人”。何谓“爱”？“爱”的最低境界也是最根本的含义就是执政者常怀恻隐之心。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断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进一步断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就政府形态而言，现代“仁政”就是一个仁慈的、开明的、权威主义政府。新政向我们显示出，中国政府正在走向“现代仁政”的苗头、倾向或趋势。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在时代潮流中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民族寻求新的价值和理想，为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生活原则提供合法性依据。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就一直努力从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前进的目标。他们为中国人民描绘的理想蓝图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共产主义”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小康社会”。其实，从孔子的“民本主义”，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再到胡锦涛的“两个务必”和“新三民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回归传统”不是为了抱残守缺，而是为了“回归理想”。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理想和追求理想的勇气。
“1949年3月23日上午，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此时此刻，胡锦涛重述毛泽东的这段话又何尝不是意味深长呢？“今天是这场考试的继续。”是的，这既是中共的考试，更是他自己的考试。他自信地表示要“在这场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站在西柏坡，遥望北京城，胡锦涛似乎对自己和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借用毛泽东当年的话豪迈地宣告“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我们衷心地祝愿胡锦涛“交出优异的答卷”，祝愿中国在他的带领下迎来那“更值得骄傲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