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2004年初中国社科院立项了一个“批评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科研课题，受到社会的关注，随即展开了对改革的回顾与反思，开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改革问题的第三次大争论。在此之前，争论已经有了两次。第一次是从1982年5月经济改革理论大型研讨会到1984年10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当时有些人竟然要把“商品经济”、“指导性计划”等正确观点当作“精神污染”来清除；第二次是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有些人曾经把改革开放污蔑为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与前两次争论相比，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大争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前两次争论时，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健在。他老人家一讲话就算作了结论，争论到此为止。这一次不一样。有些人虽然口口声声拥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但胡锦涛同志讲话了，温家宝同志讲话了，《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钟理轩”的署名文章，都强调要坚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但那些人并没有听进去，他们照样在今年的7月召开230人参加的座谈会，对我国近三十年来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批判的声势有增无减。
在为时已有两年多的第三次大争论中，一些人主要是利用互联网，也利用各种会议发表了很多言论，使工作繁忙的上班族无法卒读。笔者只是在网上随意搜索，阅读量有限，看到他们对改革方向产生质疑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焦点问题，
第一，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还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第二，我国贫富差距是否已经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
第三，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否就意味着私有化？
第四，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怎么看？
第五，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怎么看？
第六，对我国住房制度改革怎么看？
客观地讲，上边所引证的这些观点，也不完全都是错的。有一些如贫富差距问题，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的问题等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的情绪、坊间的议论。对这些问题应该怎样理性、科学地去认识呢？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同志2006年4月5日在《经济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和改革攻坚的过程中，因为利益调整的层次较深、力度较大、涉及面广，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实际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具体分析。有的是认识不到位、措施不配套造成的；有的是经验不足、具体设计不周密造成的；有的是操作过程不规范造成的；还有的是改革和发展在一定阶段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总体上看，这些都不是改革方向出了问题。恰恰相反，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完善造成的，也只有依靠继续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才能够解决。”这样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是很有说服力的。大家看到，上面所引证的某些观点就属于另一种类型。比如他们说，我们近三十年的改革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走资本主义道路，把中国带入危机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都会有一个过程，不要轻易给人戴上“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帽子。但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些人竟然要对我国改革开放做出一个从总体上否定的结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如实地揭示问题的本质，严正指出目前确实出现了一股来势不小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逆流，那不就成了不顾事实、装聋作哑、揣着明白当糊涂、不负责任了吗？
在第三次大争论中打着“坚持改革社会主义方向”的旗号、实质上是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呢？我们从互联网上知道，从年龄上看，有一部分是离退休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也有少数的中青年学者即人们所说的“新左派”。从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态度看，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对改革开放持明确的反对立场。比如有这样一位老同志，从改革初期的“包产到户”开始，一路下来他都是一位旗帜鲜明的反对派。他最近在年届九十岁高龄、大病一场以后，又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一文，其中写到：包产到户“实质上是从根本上推翻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这个历史性的方向性的错误，严重挫伤了农民、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造成了农村经济的极大破坏，使我国农村倒退了几十年。”还有一位老同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某地任省委常务书记。在全国许多地方放宽农村政策搞“包产到户”试点的时候，他却在那里搞什么由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的“升级”！另外有一些人在改革初期以至改革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积极推进改革、支持改革、宣传改革的，但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上他们离开了改革者的队伍投向否定改革的营垒。如有人说他拥护1979-1984年六年的改革而反对以后的改革。有人说他反对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而对以前的改革没有意见。还有些老领导同志，他们在职时或者是出于政治纪律的约束或者是出于真诚积极支持改革，但在退出领导岗位以后或者是出于不愿意再受纪律的约束或者是感情上的失落而开始否定。如上海一位老干部在批判刘吉的文章中说到，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像我这样无权无势的老人，除了徒唤奈何之外，只能借这篇小文作长叹息了！这反映了不少老同志退下来以后的落寞心态。就大多数对我国改革持否定和反对态度的同志而言，主要原因还是思想认识问题。他们对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认识还停格在很原始、很传统的水平上。他们建国之初从《联共布党史教程》、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教科书中学到的一点被扭曲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知识，早已深入骨髓，融入血液，锻造出一种情不自禁的思维定式。他们就是用这些自以为是的陈旧的观念作为标尺，来衡量一切，褒贬一切。他们那样热情高涨地、拼上老命也要讲出自己对改革的看法，直率地说，半是真诚，半是偏执。至于少数年轻的新左派，大半看重的是当“左”派也可以成为提高知名度的捷径，越“左”越能吸引社会的关注。这完全是一种投机的心理。北京有那么一位青年教师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了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马恩原著体系批判》，该文前言第一段就说：“必须承认，第一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败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和越南变色，古巴和北朝鲜国土狭小，资源贫乏，面临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形势危若累卵。任何一个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如果连这个事实都看不到，奢谈什么在国际共运低潮中挺立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我们就没有讨论问题的共同出发点。”请看这样的论调是何等离谱啊！他为什么硬要这么说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在仔细观察了争论双方的阵容以后，人们会惊奇的发现，双方脑库的核心人物，竟然都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博士。一方脑库的核心人物是从前苏联留学归来的博士，他们接受了俄罗斯文化的深刻影响，外加一点斯大林时期的流行语。另一方脑库的核心人物则是从西方主要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博士，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从深层次讲，这是两拨从国外回来的博士、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的大过招。他们之间的过招大体要经过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比试阶段，各自展示自己的知识和才干。新中国建立以后60多年，前30年主要是从前苏联回来的博士展示才华，我国各政府部门、学术单位，除了革命的老前辈，都有留苏学生的身影，当时他们好风光啊！后30年留美博士主持的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部门慢慢多了起来。这主要是因为留苏学生年事已高，逐渐退出了工作第一线。年龄不饶人，有什么办法呢？各领风骚三十年！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出国留学、没有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作为局外人看了他们的过招以后似乎也看出了一点门道。他们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留苏博士擅长管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有利于国民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留美博士对于研究发展生产力比较有办法，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他们于国于民都是大宝贝。祖国一定要十分珍惜这些得之不易的宝贵资源。第二个阶段叫碰撞和冲突阶段，也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激烈交锋的过程。第三个阶段叫交汇融合阶段。第四个阶段叫互相吸纳互相补充的阶段。第五个阶段叫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营养的阶段。如果引导得法，这种不同的外来文化在我国国土上的博弈，将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巨大的推动力。双方搏弈更深刻的意义，人们还要多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看得更加清楚。白居易有两句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材须待七年期”。更细致地研究这场争论，是一项很值得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巡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这次争论中，有人却明确提出：主流经济学家鼓吹改革要“去意识形态化”，不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实际上是要借此以售其奸，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使资本主义改革顺理成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实际上反映了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以后陈旧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又一次的大回潮。现在中国改革进入更深层次，比较容易改革的问题前二十多年基本上解决了，剩下来的都是非常难肯的硬骨头，加之社会利益多元化，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都可能引发严重的意见分歧。在改革遭遇困难、社会议论纷纷的情况下，一些人做起了“回到五十年代去”的“怀旧梦”和“复归梦”。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回头路能走得通吗？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全国人民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引导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老百姓喜欢的社会主义。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是造成短缺经济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经济现代化的步伐相比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充分显示其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现在一些人企图通过挑起争论，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回到前苏联、五十年代的中国所奉行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人民群众能答应吗？
在现代政治的运行中，很需要建立必要的“权力规范”。也就是说，在实行现代社会政治的国家，经过法定程序获得行政职位的人就同时获的了相应的“公共权力”。其他任何人包括曾经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老一代一旦离开了公共职务，都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干预公共权力的资格。“左”同志（为叙述简便，请原谅这样来称呼诸多老领导、老师长、老朋友）无视现任领导的公权力，在关系党和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不依不饶地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意志办事，不然就说你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搞了私有化，好像若大的中国非要他们掌舵不行。他们名义上攻击的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批评的却不是某位专家某本书、某篇文章的错误观点，而是近三十年中国改革的实践。谁都明白，在改革的进程中，专家学者只不过是改革方案的起草者、建议者、宣传者，改革的决策者、推行者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历届领导集体，是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班子。“左”同志批评我国三十年的改革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走上了私有化的道路。他们的矛头所向决不仅仅是若干被指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书生。
“左”同志在争论中提出的意见也包含着不少合理成分，如贫富差距问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与生活困难问题，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与新问题等等。如果他们通过人大、政协提案等正常的民主渠道提出意见，一定能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使问题获得妥善解决。而他们是把这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比较敏感的问题拿到网上去进行炒作。这到底是有利于解决矛盾还是会激化矛盾？很值得深思。“左”同志在大争论中提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道路问题就更加具有严重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党代会、中央全会，全国人大的历次会议在讲到改革开放时做出的决议都是说，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现在他们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已经走上了私有化的斜路即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的问题太大了！已经大到人们不敢陪他们继续讨论下去的程度。
争论中意见分歧比较大的焦点问题之一是两极分化。这里先不评论今天中国到底是否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因为争论双方提出的论据中都没有权威性的统计数字，
有的只是零星的个别案例，那不能说明问题的全貌和本质。只是想说，有些同志的比较方法有问题。比如讲富翁一年的收入多少、穷人一年的收入多少。这好比吗？所谓穷人即工薪阶层的收入几乎全部属于消费资金。而富翁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他们的收入极少数用于消费资金，主要是转化为企业资金，其中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购买土地、厂房、设备。现在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能够占20%就很不错了。须知在今天，维持非国有企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转，已经不是少数企业家个人利益的问题，而是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实力还非常薄弱，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尽管这样，它们已经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就业负担。如果以富翁的收入过高为理由不适当地从非国有企业提取太多，造成企业缺血、周转不灵，以至大面积破产倒闭，那就不仅会造成新的更多的银行不良资产，还会造成新的大量失业，加剧社会矛盾，后果会很严重。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说过，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现在的一些富翁，当然比“傻子瓜子”的资产规模大多了，有些人更加不舒服。是否已经到了该动一动他们的时候了？这可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需要从全局上来仔细掂量。
争论双方意见分歧比较大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国企改革”是否已经导致了私有化。这里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公有制经济”内涵要有新的理解。按照传统观念，公有制经济只有两种形式：一是全民所有制后来改称国有制的经济形式；二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形式。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提出了“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概念，为我们发展公有制经济开辟了新的空间。那就是说，公有制经济再不是只有“公老大”——国有经济和“公老二”——集体经济，又有了“公老三”——国有控股的股份制经济。国有控股经济比纯粹的国有经济更有利于集中各方面的资金，使国家资金带动更多的资金，从而壮大国有经济的力量，扩大国有经济的影响。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会出现“公老四”、“公老五”等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可见，国企改革不仅不会促使公有制经济的瓦解，还会推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左”同志只用“公老大”和“公老二”之和来计算公有制经济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进而判定我国已经走上了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违背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这一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了吗？
“左”同志在争论中提出的总命题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其实，问题的本质并不是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而是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同时并存着三种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一种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欧洲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前苏联、改革前的中国和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都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据建国初期曾担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的钱俊瑞老人讲，进城以后，广大干部包括他们这些高级干部都不知道该怎么工作？政府机构怎么设置？社会怎么管理？干部茫然无知。一次开会大家请教毛主席该怎么工作？毛主席爽朗地回答：这个好办！我们现在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还要搞社会主义。不是有一个苏联老大哥吗？前面乌龟爬开路，后面乌龟跟着爬。大家跟着老大哥使劲地爬就是了！可见，最初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那里学来的。以后毛主席提出“论十大关系”，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做过一些局部性的调整，但从总体上说并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现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了，我们改革了，仍然固守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为之寥寥。
欧洲社会党坚持的是另外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本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他们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直接受嘱人。后来列宁与欧洲社会党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发生分歧，不同意欧洲社会党领导人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主张走议会道路、回避暴力革命，斥责他们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假社会主义等等。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照着列宁说，甚至批判的调门更高；我们也照着列宁说。但是欧洲社会党的后继者仍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亲儿子，在实践中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有的社会党还数度上台掌权，瑞典等国家的社会党则长期掌握国家政权，赢得全社会的广泛支持。2001年我国驻法国大使馆给中央写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兴与衰的启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批示印发政治局和军委领导同志。这份报告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该报告说：法国社会党力主建立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与蓝领工人和“被排斥者”结成新联盟，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表现出较强的包容性。他们把承认市场效益、减少不平等现象、保证社会和执政地位的稳定为行动纲领，顺应了时代潮流，获得了选民的拥护。列宁曾经痛斥过革命中的欧洲社会党搞的是假社会主义，但他没有见过执政中的欧洲社会党搞的社会主义到底是真还是假。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好像也没有批评过欧洲社会党的执政路线。现在领导欧洲社会党的已经是伯恩斯坦、考茨基几辈子以后的后人了。他们在数度执政中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既然前世伟人都没有做过历史结论，他们坚持的方向道路也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了。在我看来，欧洲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发展模式。我们之所以肯定欧洲社会党搞的是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本身具备了社会主义取向的基本要素。其一，信仰马克思主义；其二，奉行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反对运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其三，注重社会公平，兼顾社会各阶层的权益。这些从我国驻法使馆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做出了艰巨的努力。从大的趋向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渐行渐远，与欧洲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越走越近。它既继承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好的传统，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又借鉴了欧洲社会党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基础相结合，坚持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掌握高科技的知识分子、具有现代管理经验组织能力经营手段的企业家和高层管理人员即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与工人、农民结成牢固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打击黑社会和恐怖势力的社会政策等，使我国走上了富民强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以中间收入阶层为主体。这是时代的要求，不存在方向道路问题。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越来越清晰，内涵越来越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又有别于欧洲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其显著特征概略地讲有：它是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强调科技教育的社会主义，注重社会和谐与民族团结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文化的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等等。这是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独到贡献。
然而在最近两年开展的争论中，有些人却把他们固守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当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来自吹，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胆探索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这是开历史的倒车。中国的改革不存在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关键是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方向。要么坚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它必然把国家带向经济萎缩、国力衰弛；要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必将把国家带向经济繁荣、国力昌盛。中国人民早已做出了明确果敢的选择。中央反复重申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改革开放在中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无论“左”同志怎样去说今天来了什么“旋风”、明天来了什么“旋风”，历史的车轮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意志倒转！历史终将告诉世界：无论什么样的人掀起什么样的惊涛骇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都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持续深入地发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