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30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变化，不难发现这一切都可追溯到当初邓小平主持奠定的三大基本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及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前两项已作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具体内容被纳入“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其作用众所周知，得到举世公认。唯有后一项“计划生育”，由于它并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因此其重要性被诸多高谈阔论遮蔽，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
近30年的中国改革是以“经济市场化”为导向的，其目标是增进效率、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可导致国力增强、基础条件改善、政治凝聚力增加等多方效应，但最基本、最终极的目的，还是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要转化为生活水平提高，其中最核心的指标是人均经济收入的增长。在这里，经济本身的绝对增长量是一极，人口的增减量是另一极，二者共同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增长能否转化为国民生活状况的改善。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专题比较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改革，发现虽然中印两国在90年代以来经济都快速增长，但印度人口增长较快。因此，从1990至2003年，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仅4％，中国则达到8.5%。由于人均经济收入大幅增长，中国的贫困水平显著下降。从1981至2001年期间，中国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数大约减少4亿。而从1977至2000年期间，印度贫困人数仅减少6900万。现在，35%的印度人日收入低于1美元，而17%的中国人日收入低于1美元，充分体现了在发展中人口大国中人口增减对国民生活水平变化的决定性作用。印度等西方式政体在改善国民生活水平方面存在两个难题：一是无力推行强硬的计划生育措施；二是当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时，缺少强力推行下去的铁腕，只能雷声大、雨点小，或者停留在行动的边缘迂回、磨蹭。
从经济增长本身需要看，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对中国也有重要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果中国人口增长达到印度的速度，经济增长的幅度会被人口增长基本抵消，无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撇开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谈，这意味着中国将只能继续维持目前这种劳动力大量过剩、以劳动者低廉价格取胜的粗放型经济运行模式，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赖对外出口向以内需为主的转型，“可持续增长”将成为一句空话。 内需扩大主要依赖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而居民消费能力的显著增长又必须依赖于人均经济收入的持续增长；只有当这种增长累积到一定程度，大面积的消费结构升级才可能发生，国内需求才可能上台阶，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显然，要实现这一点的前提，不仅经济必须保持持续增长，而且同时必须保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即在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同时减少人口增长。
另一方面，虽然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但迄今为止，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世界各国都为这种流动设置了或多或少的壁垒，这意味着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需要支付额外费用。这种费用的多少，与国际经济的价格体系高度相关。目前的现状是，低端产品交换高端产品需要支付更多费用，因此高端产品生产国在这种交易体系中可获得“超额利润”；另外，由于不可再生资源日益稀缺，价格高企，其它生产要素与之相交换也需承担更多成本。这些都是主张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学者至今还有意无意忽视的问题，这意味着一国的生产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它受制于一国自有的自然资源数量。与许多人想当然的印象相反，人地矛盾即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在全球化的当代反而表现得更加突出。对于人均资源相当贫乏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减少人口增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面，而且是最直截了当的途径。
不仅如此，对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来说，控制人口增长同样具有斧底抽薪的作用。人口过多不但加剧人地矛盾，而且也必然加剧人人矛盾，即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磨擦，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就象何清涟曾说过的，中国人口过多，制约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成了高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虽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奠定，但真正严格实施，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还是从邓小平主政之初的1980年开始的。当前，民间学界对“计划生育”的诟病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加速了社会老龄化的趋势，二是造成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近几年两会期间，每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议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方针，理由是现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的隐忧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即使是曾经领导新加坡实行生育限制政策的李光耀，近年来也高调批评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声称“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在致富以前就先老化的”。
其实，老龄化是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是随人均寿命的增长而自然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搞计划生育，同样出现了人口增长率下降甚至是负增长，同样需要面对老龄化加速的问题。这种由生活水平及生活习惯的改变所导致的人口增长率下降，反过来也保障了生活的水平与质量——不能想象发达国家在人口快速增长的条件下还能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如果美国人口达到中国的一半，它的民主制度将被大幅扭曲（有可能向印度靠拢），它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可能立即崩溃。
由于厉行计划生育，老龄化现象在中国必然提前出现，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但后果并没有某些人危言耸听的那么严重。老龄化只表征了一种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严重过剩，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这种过剩将愈演愈烈，老龄化并不会造成中国劳动力资源不足，反倒可以减轻适龄人口的就业压力。换言之，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并不造成明显障碍，它主要是给社会分配造成一定困难。在经济增长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将发生变化。当一个就业人口需负担更多的非就业人口时，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消费单位的收入分配模式将面临较大压力。此时，政府的责任增加，政府必须加强对收入分配的介入，加大二次分配、尤其是代际转移支付的力度。这对于自我标榜为有限政府的西方国家或许是种麻烦，但对于实行权威政体的中国来说，并不太难。
另一方面，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确实会带来系列社会问题，它甚至可能改变人们的某些传统观念与生活习惯。但这种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反过来又会改变人们在生育时的性别选择，形成一种自然调节。当然，这种自然调节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此之前，政府有责任强力介入并作出适当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必须严格打击B超选择性流产。
任何一项政策，都必然兼有利弊。政府必须权衡轻重缓急，决定取舍顺序。近年来国际社会盛赞中国人口政策卓见成效，预计不久中国人口总数将少于印度退居第二。但就在此时，媒体又传出“国家已经把生二胎的权力下放给各省市人大自行规定；目前，部分省、市已经出台规定，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等相关讯息。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计划生育已见成效，迫于各种压力，中国政府放松了对人口生育的限制。另一种可能是，当一种政策的效果达到顶峰时，往往也是其负面效应积累到顶点之时；中国对人口生育的限制其效果虽然还没有达到峰值，但负面性已开始积累。为了消解和转移集中在中央政府层面的压力，也为了将来达到顶峰时的软着陆，中央将此事的“决定权”在形式上移交给了地方人大，允许后者作出少许调整，但并没有实际放松对人口生育的限制。
笔者希望实际情况是第二种。虽然现代社会任何单一的政策目标都必须承受来自其它目标方向上的牵制，很难贯彻到底；但作为缔造了中国社会近30年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计划生育”国策今天还任重道远，远未到可以松懈的时候。作为承受多重压力、受到多方关注的重大举措，“计划生育”工作也如逆水行舟、稍懈即退；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退下去就很难再回到原来的高度。所以，现阶段还是“气可鼓，不可泄”；“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之类的缓压措施，实宜缓行。
《中国财富》2007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