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报道，今年11月15日美国将召集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国家开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会议，或称“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为了思考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上所应发挥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反思“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我认为，刚刚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所概括的“三元悖论”，有助于我们看清“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性质：解决“三元悖论”的一种特殊的“三中择二”政策选择。而中国应对危机则应做出一个新的“三中择二”选择。
所谓“三元悖论”，即诺贝尔得主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 the eternal triangle )。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下述三个政策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流动性。例如，在 1944 年至 1973 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这是解决“三元悖论”的一种特殊的“三中择二”政策选择。而 1973 年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理论上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米德内外均衡模型和蒙代尔──弗莱明定理。
今日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 1973 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反应。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1997年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 1930 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真是“谢天谢地”。
但是，尽管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的成本却日益显现。最突出的表现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大量热钱流入中国，而名义汇率的“稳定”使出口带来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不断增加。1995年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的33%，而2004年就高达60%， 而目前这个比例更高。由于对冲手段的有限性，这种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实际上导致中国已经部分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成为国内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的重要来源。可见，中国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一“三中择二”，正在逐步事实上变为另一个“三中择二”：“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 ”。而中国正在丧失对国内经济至关重要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调整，选择第三种“三中择二”，即“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放弃“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稳妥地走向浮动汇率制。
除了恢复“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一走向浮动汇率制的理由外，中国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面临着美元贬值的巨大风险是支持新的“三中择二”的另一理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要求各国汇率与美元固定，而美国保证35美元可兑换1盎司金。这一体系的深刻矛盾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揭示了出来，即所谓“特里芬悖论”：在黄金－－美元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国的外汇收支不平衡成为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的来源；而长此以往，美国的收支不平衡又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元的信心；若美国停止收支不平衡，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又将下降，从而降低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平。在尼克松1971年取消美元和黄金可按固定比例兑换之后，许多人认为“特里芬悖论”就不存在了。但实际上，今天“特里芬悖论”依然存在。美元仍然是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仍然给其他国家提供着流动性。但其他国家对美元不贬值的信心却在美国“双逆差”下不断动摇。
中国2005年7月21日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并放宽资本外流以减少过多外汇储备的压力，同时为稳妥继续保持对资本流入的严格管制，这说明中国已经开始逐步采用新的“三中择二”政策组合。可以预期，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的召开，将使中国更明确地走向浮动汇率制，从而走向以内需为主要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