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一般都是有偏见的，研究什么东西就认为那种东西重要。我也一样，研究了很多年的政治制度，自然认为这个东西是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现在有些怀疑，可能也算醒悟，感到人一旦堕落到一定地步，什么制度也没有用了。那种认为只要有好的制度，恶魔也能形成一个好社会的说法是欺人之谈。
一个社会的维系，其根本是内心的标准，如果内心没有标准了，那就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约束得了。现实社会中总是有精英和大众之分，就秩序的维系来说，精英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因此，精英的内心中保持一定的标准，对一个社会来说是顶顶重要的事。在所谓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这种标准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人们也常常以此为借口，为自己的堕落寻找心安理得的根据。其实，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基本的道德准则是一致的，不加害他人，保持起码的善意，这是共同的道德基础，决不因传统和现代而改变。作为精英中的一员，除此之外，还要对公共利益承担一定的责任，至少不做损害公共利益的事，这也是传统和现代所共通的。
历史教科书中常常告诉我们：某某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奋起反抗，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其实，那些真正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人群常常并非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
关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开端，人们常常提及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认为当时一些贵族为了自身利益，想了个法子逼迫国王妥协，满足了保护贵族特权的要求。然而，笔者不久前翻译的《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一书则引述了不同的观点。一位深入研究大宪章事件的作者J·C·霍尔特指出：“最让人惊讶的是，1215年抵制国王的那些贵族并不是作为追求个人目的的封建武士集合，而是代表同一个共同体，而且他们从国王那里索取到的写进《大宪章》中的约定保护了教会和社会中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利益。” [i]
如果这个描述是正确的，那么说明在这些贵族身上，还保留着关注公共利益的古代共和之德性。有人以为现代政体不需要这种德性，那是一种误解。事实证明，在这种政治德性还保存良好的社会，更容易建立一个稳固的现代政体。英国早期混合政体思想家福特斯鸠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某种优良政体（他称之为“政治的君主统治”）需要有良好政治德性的人去维护。有这种良好德性的人主要是那些中间人口，他以英国陪审团为例，认为英格兰不仅拥有富人和穷人，而且拥有广大的中间人口，他们拥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免受他人权力干扰来为共同体的利益而独立行事。他说，“不可想象这样的人会受人唆使，或者想做伪誓，不仅是因为他们畏惧上帝，而且因为他们的荣誉和由此而来的丑闻，以及他们通过自己的丑行给后代带来的伤害。” [ii]
英国国会常常被奉为现代民主发展的标本，然而，如果没有那些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仍然关注公共责任的议员们的小心维护，英国国会是否堕落为专制腐败的帮凶还很难说。辉格党的观点仍然具有说服力，他们认为国会要为政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负责，议员们在这里不只是寻求权利，更是履行义务。托马斯·史密斯在《盎格鲁共和国》中指出，“国会成为整个王国的缩影，它让大英联邦为追求公益而行动”，贵族、主教和平民“在那里提出建议，进行协商，并说明什么对于共同福祉是最好的，是必要的”，“这里没有人能够抱怨，而必须学会发现这是正义的、好的，并遵守之。”[iii] 1774年，爱德蒙·伯克当选为议员后对选民发表了著名的演讲，重申了辉格党人的观点，认为议员应该根据公共利益而进行独立的判断，不应该屈从于选民，“你们的议员所亏欠你们的，不仅仅是他的努力，而且有他的判断；如果他为了顺从你的观点而牺牲他的判断，他就是在背叛你，而不是在为你服务。”[iv]
与近代英国贵族相比，近代法国的贵族们则是较为堕落的一群。这并不是说英国贵族不自私，但他们在自私的同时，不忘以务实理性的态度对待公共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而同时期的法国贵族则以浪漫游戏的态度谈论着官职的买卖和美女的屁股，而这种事情则是由国王带头干的。我们不难理解，在影片《威尼斯之女》中，为什么法国亨利国王只因跟一名美丽的高级艺妓睡了一觉，就答应了威尼斯所需要的大量战舰。我们也不难理解，那个著名的路易国王为什么发出“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名言。由此，我们也就大体明白在通往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上，为什么一个成功，一个失败。法国的所谓精英似乎一个个浪漫十足、个性十足，但为了维护那点特权，得到那点赏赐，便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地向君主输送忠诚，此为英国绅士所不耻，也为中国士大夫所不耻。腐败的精英只能成为专制者的奴仆或工具，近代的法国和卡斯蒂尔都印证了这一点。优良的现代政体决不可能在道德之网的彻底瓦解中，在不知羞耻的腐败堕落中安全地建立和运行。
有人也指出，美国联邦党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设计了美国宪法。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参加了独立战争，战争是要死人的。仅仅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就冒着死亡的危险参加独立战争，这种说法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更多的证据表明，他们要建立的不仅仅是保护个人自由的松散联合体，而是一个更紧密的共同体，是一个大家能够一起共同奋斗，为之付出感情和牺牲的共同体。美国宪法序言中的表述就突现了这一点：“我们美国人民（the people），为了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合体（union），树立正义，保证治安，筹设国防，增进总体福利，并谋求我们以及后代享受自由的幸福，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这种政治德性在后来的主流政治思想中没有得到应用的重视，但当整个社会越来越滑向唯私主义的泥淖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大声疾呼，要恢复这种德性传统。桑德尔深感忧虑地指出：“我们有一种担心，无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我们越来越不能控制那些统治我们自身的力量；我们有一种感觉，从家庭到邻里到国家，共同体的道德之网正在我们周围松开瓦解。”[v]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正处于民主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正处于社会秩序极容易瓦解的阶段。令人忧心的是，传统的道德之网已经在学界、商界和政界的嘲弄中土崩瓦解，精英们在物欲的狂欢中不可自拔，他们把包养情妇当作浪漫，把挥霍公款当作潇洒，把欺骗百姓当作智慧。与法国近代贵族的堕落相比，当今中国精英的表现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两个伟大民族的灵魂相通之处？
不需要进到大公无私的境界，只需要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承担必要的公共责任，这点政治德性都不能维持吗？看看那些人大代表们的表演，这的确是让人怀疑的。我们国家正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由此而来的可能是更严重的社会危机。人大会上有多少代表在忧心忡忡地讨论人民所面临的问题和苦难呢？顶个代表的帽子难道不感受一点点耻辱吗？
近代法国贵族堕落之后，带来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真的不希望看到中国精英堕落后的灾难。
注释：
[i] 菲利浦·T·霍夫曼，凯瑟琳·诺伯格编：《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储建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页。另见J. C. Holt, "Rights and Liberties in Magna Carta," in J. C. Holt, Magna Carta and Medieval Government (London, 1985), 210-15.
[ii]《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第4页。另见Fortescue, De Laudibus Legum Anglie, 68-71.
[iii] 《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第15页。另见Thomas Smith, De Republica Anglorum: A Discourse on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 ed. Mary Dewar (Cambridge, 1982), 78-79.
[iv] A·H·Birch，Reprensentation，Pall Mall Press Ltd（London，1971），39.
[v]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6),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