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之所以出现那样僵化、滞后的局面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中没有坚持以历史决定论为指导。坚持以历史决定论指导中国近现代史，就必须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历史时空为坐标来实现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定位；二是要坚持以生产力为标准来衡量、评价该段历史上的革命；三是坚持把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与中国近代化进程有机结合起来，消除爱国主义史学的负面影响。这三个问题的科学解决，将使在历史决定论指导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关键词】历史决定论 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定位 革命 历史人物
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总喜欢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称之为历史决定论，英国的卡尔•波普和美国的威廉姆•肖就是其中的代表。虽然这些西方的理论家们是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去研究这个理论体系的，但就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本质概括来说，其观点则毋庸置疑是准确的。依据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人类历史的发展绝不是漫无目的地随机游荡，更不是在自我圈定的轨道上左右爬行，而是受着内在客观规律的规范曲折地向前发展。它既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意志论，又反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这正是历史决定论的要旨所在。它承认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观性、偶然性，但更强调这个过程的客观性、必然性；它重视人类精神生活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是强调经济的因素、生产方式因素决定着历史的走向。所以，我们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就是历史决定论、生产方式决定论。这这是个容易理解的结论，但并没有在我们的实际理论研究中得到科学、充分的运用。正确地运用历史决定论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对于改变该学术领域目前所存在的僵化、滞后的现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我这里所讲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依据目前学术界传统的划分方法而确定的，即从1840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这近110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史上经历的灾难最为深重、跨越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最多、留下的历史遗憾最为深切、遭受的阵痛最为持久、需要清理的遗产也最为繁杂的历史。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数次长时间的动乱、迭荡，但没有哪一次象近现代史那样经历过那么多思潮的冲击，人们也从没有感受到那么凝重的精神失落，更没有经历那么多制度的递嬗。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近现代史与当代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现存的社会正是承接了近现代史的长河之水孕育而成，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对其认识最清晰、最深刻、最科学，事实上的情形恰恰相反。目前史学领域里存在着的诸多难点、疑点、热点问题当中，属于近现代史部分的实在占有很大部分，各家争论的程度也比较激烈。这其中原因除了历史积淀短暂、特殊的个人情感、现实的-因素外，很重要的方面是人们对其研究的指导思想、具体方法把握得不好，从而对该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理解不透，随之产生了表面化、片面化、口号化、简单化的趋向。我以为，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首先要对该段历史进行确切的定位。所谓历史定位，就是要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从整个人类发展史的进程中寻找某个历史阶段的运行轨迹和位置，以便于我们把握其发展方向和存在价值。 坚持历史定位是历史决定论的内在要求。历史决定论既然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就必然承认在这种必然性规范下的历史运行趋向；历史决定论既然承认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就必然承认历史运行有着与纯粹必然性所规设的轨迹有所出入的独特运行轨迹。当我们掌握了历史的运行趋向和独特运行轨迹后，就能实现对历史的正确定位。如果我们不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确切的定位，那么我们对它的研究就会仅限于一些零零碎碎的枝节问题，这样的研究就会各执一见、各持一论、各据一理，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前瞻性，就不利于我们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就会使我们的研究本末倒置，就会使历史科学大厦的创建缺乏牢靠性。这些都与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意义背道而驰。 要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确切的定位，就必须坚持历史决定论为指导；以历史决定论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的定位，就必须以历史时间、历史空间为其参考坐标。只有在这样的坐标系上，我们才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近现代史的运行轨迹，才可以把握中国近现代史与古代史、当代史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才能从宏观上对这段历史的性质、地位、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里，我们必须对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的概念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历史时间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客观时间，也不同于编年意义上的历法时间。哲学意义上的时间是一种无始无终的抽象存在，它是永恒的存在，永远向前行驶，丝毫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它本身也不代表什么具体的东西；历法时间表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前后相继的一种状态，从形式上表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统一性、连续性特点。而历史时间则表现着人类社会历史起伏迭宕、曲折迂回的状态，它从本质上反映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丰富性等特点，它使人们看到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中断、时缓时急、流向反复等情势。历史空间也不同于一般哲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哲学意义上的空间所表示的是一种无限延伸、无限膨胀、无止无境的状态，它也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本身也不表示什么具体物体。历史空间不是抽象的存在，它有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发展状态，它从广度反映着人类历史活动状况，其范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以历史时空为坐标定位中国近现代史，则可清晰地看出其运行轨迹已不是一般静态的延续，而是特殊动态的前进；不是历史人物、事件简单化的重叠、汇演，而是复杂多变、汹涌不绝的潮流；不是平缓的先后顺序的递换，而是激烈的新旧事物的搏击；不是渐进的演化，而是突发的巨变；不是孤立不动的点线，而是不断延伸、不断膨胀的活体……总而言之，它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转折，是历史质的变异。更确切地说，它处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程、阶段--这就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定位。而过去的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定位多是以阶级的因素、-力量的因素作为参照坐标，根本忽视了反映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历史时空在定位历史中的作用。比如，过去我们总是突出反帝反封建在这段历史中的位置，使这段历史完全变成了阶级斗争史。事实上，反帝反封建只是历史表象，是从一个侧面、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反映，而不是对其内在本质的概括。 顺便提及一下，我们必须要对下面这个于近现代史正确定位不利却被学术界长期沿用的表述加以澄清 ----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个"沦"字，意在说明中国此后的多灾多难，同时也含有倒退之义，给人的感觉是要从总体上对这段历史加以否定。这个用法是错误的！从主权国家转为半殖民地状态，当然是一种倒退，但从封建国家到半封建国家却是一种进步，这是根本性东西。如果用"沦"概括这段历史的变化，就不能理解对其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的历史定位。
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
革命，就其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它是大规模的群体活动；而就其内在本质来说，它则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种手段。既然近现代中国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阶段，而革命则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人们自然会想到利用革命来加速近现代史的前进步伐，因而革命便成了近现代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自然它也就成了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革命问题的评价上，我国理论界向来持赞成的态度。对于这一点，我也不想表示什么异议，但在区分革命与否的标准上，我以为史学界并没有把握准确。目前史学界出现的"告别革命论"与"革命论"之争，皆根据一些枝枝节节的历史人物、事件展开其话题，结果都是在兜圈圈，似乎谁都有理。其根源在于人们对"革命"一词内涵理解上有偏差--他们都把一些非革命性的事件、人物当作革命性事件、人物，然后 ，通过研究这些事件、人物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作为归纳革命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依据。基于这样的前提进行思维，其结论的科学性焉能有保证？比如，有人以太平天国组织、宣传上的封建落后性、实行过程中的混乱、内讧，洪秀全个人生活上的腐化怠惰、独断专行、推崇迷信等消极面作为否定革命的立论依据就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其立论前提--"太平天国是一场革命"。事实上，太平天国运动根本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判定一场历史活动是否属于革命，不在于其参加人数多少、参加者是否来自下层、持续时间是否长久，而要看其对生产力发展是否有所促进。更进一步说，判定一场历史活动是否属于革命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革命的最本质含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结论是历史决定论的必然逻辑。既然决定历史进步的根本因素是生产力，作为历史进步的一个直接动因的"革命"就必然要最终影响到生产力的推动。不推动生产力发展，它何以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当然，革命对生产力的推动不是直线式实现的，它往往是通过欲擒故纵、以退促进似的方式来实现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的，它需要付出代价、需要流血流汗、需要社会发展的暂时混乱、停滞，需要对旧的、腐朽的事物作毫不留情的挞伐，但它最终不能没有催生先进生产关系的先进思想、观念及付诸实践的行动。否则，要么是空想，要么是披着新妆的老妪。太平天国运动，无论其指导思想、行动纲领、客观效果、组织方式、社会理想，还是领导者的认识水平、行为方式都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需要，因而算不上一场严格意义上的革命。我们可以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和近现代西方的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同情这场运动、理解这场运动的创因；我们也可以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站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对于这场运动的种种缺点给予历史的谅解，和对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参加者们的悲惨、苦难状况施以无限的同情；甚至可以说，我们应该要在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中对这场运动给以很悲壮的描述。但是，从历史决定论的基本原理出发，我们却无法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出具有"革命性质"这样过高的评价。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应如何采取措施以便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跨越。简单说来，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上由皇权至上转向平民至上，经济上以农为本转向重视工商，思想文化上由一元化、专制化转向多元化、自由化。只有循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中国才能大力发展生产力，迎头赶上世界潮流，实现近代化。当时，中国实现近代化的道路有两条：其一是利用清政府的旧权威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行一系列近代化措施，走后来日本明治维新式的道路；其二是推翻现有的旧制度、旧政权，而代之以先进的制度、政权，然后再推行近代化建设措施。第一条道路由于清政府的昏聩、顽固、执迷不悟，兼之缺乏能影响清政府实行开明政策的有识之士，故而在当时明显走不通；对于第二条道路，从形式上看，太平天国运动作出了相当大的成绩，它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根基，很有积极意义。但就其指导思想、政权性质来说并没有超越清政府的水准，它没有解决好除旧布新的问题。它们崇尚君权、神权、族权，实行旧式的科举制、爵禄封赏制、法律上的株连制，这种做法与清政府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洪秀全定都天京后，封赏本姓家族、大兴土木、征选美女、兴建三宫六院，沉溺于声色犬马，惰于政务，又哪里有一个先进的新政权领袖的迹象呢？很明显，太平天国运动没有解决近代化进程的一个必要条件--反封建，所以它从根本上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也就无法从宏观上体现它的进步性。 但是，有人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意义。他们认为太平天国高举反帝旗帜，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其功不可磨灭。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们姑且不考虑其正确与否，也无需对于太平天国是否真正进行过反帝作一番考证，首先要求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反帝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进步中究竟有多大的积极意义？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期，尽管中国已遭受被迫割地、赔款之辱，但基本上还是一个主权国家，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迎头赶上世界近代化浪潮，而不是象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严重、没有进行近代化建设的环境、必须以反帝为中心来解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外在枷锁那样一种情形。太平天国时期，如果我们高举"反帝"大旗，只能导致更加闭关锁国，无助于中国的进步。所以，把"反帝"当作太平天国的功劳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否定太平天国运动革命性的内在要求就是要肯定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具有超越于旧时代的新制度、新思想，都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出了重大贡献。辛亥革命的三民主义自然要比保皇主义、立宪主义先进，辛亥革命所草创的资本主义制度自然要比封建制度先进；中共崇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自然要比辛亥革命的三民主义先进，中共提倡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自然要比 资本主义优越，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辛亥革命使中国从封建帝制统治下解放出来，使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阻力开始逐步消除，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从列强分割、蹂躏的无主权国家主变成了一个主权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消除了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外在阻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由此可见，否定革命，尤其否定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意义的论点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充分肯定一切与革命有着外在相似性的群体运动的积极作用的论点也是不足取的。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革命的光荣性、进步性论点，但又必须坚决反对滥扣革命帽子的做法。 应该指出的是，在近现代革命问题的研究中之所以出现上述中的错误，是与我们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的。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常常不是从客观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价值的角度、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研究、分析问题的。我们因为同情下层民众，便对下层群体性活动一味地加以赞美、甚至不惜迁过于他人；我们因为主张反帝反封建，便对一切与外国、与旧时代有联系的人加以彻底的否定。此种研究方法的危害性波及至今。
历史人物是人类历史的主体，历史人物的活动是人类史的一个缩影，对历史人物研究程度的深浅直接反映了史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历史人物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指导者、旁观者，他比历史事件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捉摸，因为每个历史人物的一生发展都不可能平衡式向前，其思想的变化、行为的动机很难准确把握，仅凭文献记载又存在着片面的缺点，所以评价历史人物向来是个难题。近现代历史人物由于与现存的社会较近，与现存的-、文化状况联系紧密，其本人及亲朋故旧所留下的直接间接的历史材料又相对地芜杂，所以对他们的评价更加艰难。 但是，导致对近现代历史人物研究更加艰难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从事此项研究的主导思想不够科学。鸦片战争后，有志于拯救民族危亡的仁人志士大都以历史为工具，力图从中华民族过去的繁荣和近代的落后、屈辱的历史对比中汲取出能激发中国人奋发图强、变革现实的伟大力量，所以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党人，都熟谙于以史讽今，希图从历史中寻求变革现实的精神力量，从而在整个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中形成了一股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史学思潮。维新巨擘梁启超公开宣称："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革命先驱章太炎则坦言："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无数反清志士都曾从《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史籍中受到过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从袁世凯当政直到抗战时期，由于民族危亡的日益加深，为中华民族的觉醒计，一批具有很深史学造诣的史学大家们都开始了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研究、宣传，写出了许多颇有现实教育意义的著作，郭沫若、范文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建国后，出于民族独立、清除殖民心理的需要，我们高举反帝大旗，对于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者的一切侵略、卖国行径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史学在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方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独特功能。但是，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在于培养人的爱国心，其研究内容也不能仅仅限于爱国与否的范围。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的现实与未来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南。一味以爱国作为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势必冲淡对史学研究真正任务的认识，而把史学变为某些人实现其功利欲的工具，历史学作为科学的证据也就不够充分。 以爱国主义为史学研究的主导思想的趋向在对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长期据此总以爱国与卖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其结果就使得对历史人物的分析过于简单化、公式化 ，无法揭示出人物活动的复杂社会背景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活动。而且，我们对爱国与卖国的真正的衡量标准、内涵也不甚了了。主观上爱国，客观上可能卖国；从短期看是爱国，从长期看可能是卖国;从局部看是爱国,从全局着眼却可能是祸国。所以，以爱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不精确的、模糊的，容易为研究者人为地、片面地取舍材料大开方便之门。 我们长时期曾用极其"战斗"的语言来否定曾国藩、李鸿章等近现代历史人物，其依据是他们卖国；而卖国的表现是他们跟外国人接触密切，"替洋人"效过劳。我们很少分析李鸿章等为什么要卖国？我们也没有分析过其"卖国行径"的前因后果，对具体历史进程进行详细的考察。比如，作为曾国藩"卖国"表现的"天津教案"、对抗"太平天国"的行动及李鸿章"卖国"表现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定，过去的史学界就几乎没人研究这些事件、行为形成的具体历史背景，至少没有客观地指出他们在委曲求全的同时有励精图治、富强中华的苦衷，更没有指出他们的那些行为背后的决定因素是物质性东西、是时代条件，给人造成的感觉是如果这些人主观上能从爱国心出发去拼死力争，中国就能自然御敌于外、岿然不动。这其实是唯心论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历史决定论的逻辑必然。历史决定论始终强调历史人物的活动受制于生产力因素。当然，强调生产力对历史人物活动的决定作用并不否定历史人物主观因素的作用、更不否定"卖国贼"的存在，而是防止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简单贴标鉴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方法。比如，过去我们将李鸿章"卖国贼"罪名定性后，便忘记了他曾说过"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等极富远见的言论；对于他毕生从事的"洋务运动"也简单地打上"企图巩固封建统治"的口号。这种研究方法能算是科学的吗？如今，当有人力图从另外的角度对李鸿章等人重新研究时，却被某些人斥为替"卖国贼"说话、搞历史翻案的哗众取宠行为，由此可见得爱国史学对人们的影响之深了。 翻一翻建国后的近现代史学教科书，其中展现的场面恰似古装戏中的情景：黑白分明，忠奸对阵；一边是浩然正气的英勇义士，一边是苟且偷生的奸佞蟊贼；爱国者，凛然威武，一尘不染；卖国贼，畏畏缩缩，鸡鸣狗盗。卖国求荣者决然可鄙，爱国赴难者固然可敬，但史学研究绝不能限于这种质朴的情感层次，而必须上升到深刻的理性高度。我们没有必要把爱国者打扮成先知先觉的圣者，对卖国贼也不能只是一味地谩骂。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爱国者，这是毫无疑议的事实，但是有多少人对他的那种爱国行为的科学性作过研究呢？我们在他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幻想，许多人把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归咎于没有他的领导，进而归咎于琦善、穆彰阿等投降派的"捣乱"，这种认识显然是非科学的，不利于后人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那么，研究近现代历史人物究竟如何贯彻历史决定论原理呢？我认为，还是要坚持生产力标准，以是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作为衡量历史人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在此基础上再展开对其细枝末节的深入细致的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事件浩繁，人物济济，需要以历史决定论为指导来重新审视的问题实在是不可计数，而无论就本文的篇幅还是本人的水平都不可能对之作全面深入的论述。本文仅就中国近现代史三个大的问题说明真正坚持历史决定论指导该领域研究的重大意义，旨在抛砖引玉而已。当代史学大家胡绳在他不久前出版的个人文集中曾倡导学术界要以社会现代化为线索对中国近现代史作一番重新梳理、研究。我觉得这是高瞻远瞩的建议，其精髓与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将胡绳同志的这个建议真正贯彻到实际研究当中，中国近现代史（胡绳同志界定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下限自1840至1949）研究必将出现一个新局面。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该领域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超出60多年前蒋廷黻先生的那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小册子的水平。 既有古人，岂无来者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