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是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的卖国贼。安福俱乐部控制的国会，接二连三提出弹劾曹汝霖、章宗祥的议案，明白说他们是“国贼”。连地摊说相声的都编了相声《揣骨相》，指桑骂槐地骂他们，“没骨头，金钱搂足，以外人为护符”。说他们属于“大贼骨头”，卖国求荣，明知挨骂装聋子，是“现代秦桧”。
与日本“结缘”
曹、章、陆三人，都是19世纪末比较早的留日学生。在中国的留学史上，留日学生的数量最多，多到跟去英美的学生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但绝大多数留日的学生，都是学速成的。日本人出于挣钱的目的，专为“清国留学生”办了许多速成学校，一年就了事，学到什么，只有天知道。多数人连语言关都没过。反正当时的日文跟中文相差不大，学了几个新名词，回国就可以唬人了。能进正规的专门学校的，大约3%或4%，进大学读本科的，不足1%。曹、章、陆三人，都是日本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见机得早，赶上了好时候。曹汝霖先进早稻田，然后转到东京私立法学院。而章宗祥的经历简单一点，是明治大学的毕业生。陆宗舆也不差，在日本政治家摇篮的早稻田大学毕业。
他们三人作为留学生而言，其实命运很是不错，留学赶上优待，不像后来没有赶上点的留日学生，人数众多，鱼龙混杂，考学艰难，在日本上一个专科，都难上加难。而且生活上饱受日本人的歧视，早期的优待全无。更幸运的是，这三人毕业就赶上了清廷的新政，朝廷缺人之时、用人之际，回来就进入刚组建的以西方为模本的政府机关，春风得意，很快就身居要职，到清覆灭时，曹汝霖已经升任外务部左侍郎，变成部领导了。
在中国人的留学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凡是在所在国混得比较好的，留学成绩突出者，对所在国的印象一般都比较好，反之，则怨言要多一些，甚至会满腔怨恨。曹汝霖等人的亲日，或者说对日本抱有好感，还跟他在日本的经历有关。很多没混好的留学生，作为一个来自弱国他乡之客，如果成绩再不行，行为不检点，在所在国遭遇歧视和白眼在所难免，因而对所在国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感。但曹汝霖他们不一样，在学校里如果成绩不差，没受什么歧视，而曹又有幸住在日本著名的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家里，受到哲学家遗孀的照顾，自然感到相当惬意。这个中江兆民，有著作《一年有半》译成中文，在中国很有名。在中江家住的时候，曹跟中江的儿子中江丑吉结成很好的朋友。这个中江丑吉，就是后来火烧赵家楼时，死命护着章宗祥的那个日本人，但他不是我们一些五四参见者所说的“帝国主义分子”，而是个主张对华友好的亲华人士，研读过《资本论》，倾向马克思主义，酷爱中国文化。他还跟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片山潜关系不错，一向主张反对日本对华侵略，还属于日本的左翼人士。
名不符实之罪
由于五四运动，这三人成了卖国贼，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条的签订时，曹汝霖是外交次长，陆宗舆是驻日公使，所以都有了责任。陶菊隐先生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指斥当时身为中国外交次长的曹汝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说他在公府的会议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将提出‘二十一条’”，把袁世凯都气坏了。但在历史档案上，这种事是没有的。曹汝霖也好，陆宗舆也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二十一条的阴谋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在推动中国政府签订条约，起过什么作用。陆宗舆为了缓解中国政府的压力，在日本还是做了不少情报工作。有资料说，他在和日本外务省交涉过程中，曾经把一只手枪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晚上则放在卧室，扬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饮弹自杀。这种行为，无论是吓唬人也好，做给国人看的也好，但毕竟跟卖国扯不上干系。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溢。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连曾国藩这种在朝中声望如此高的人，也会因为办理天津教案中的中法交涉，而背上骂名，在羞惭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骂的最多者，莫过于李鸿章，“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李鸿章最大卖国之举，莫过于签订马关条约，但是李鸿章不去签，别人也得去，别人去签，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
应该说，从技术上讲，曹、章、陆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洋借款，都无非是袭承晚清外交官们一贯的做法，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以求减少损失，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对强暴的对手加以约束。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统一和亲日政策的结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经大错而特错了，在错误的前提下，沿着错误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错的。
“亲日而不卖国”之说
据曹汝霖家的仆人后来回忆说，五四那天，在学生刚来的时候，其实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在曹家，看见学生气势汹汹，吴炳湘说要加派警察。曹汝霖却说，“几个小孩子，就让他们闹一闹吧，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属实，说明曹汝霖对待学生还比较客气。但是，家被烧了以后，态度有点变化。多年积累的家产被毁，也难怪。五四运动曹汝霖家被毁、章宗祥挨打之后，他们三人都有一个表态。曹汝霖提交了一份辞呈，通篇充满抱怨之辞，从家产被毁到自家的外交业绩，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未收一分钱回扣之事，被后人讥为“‘表功’多于‘自责’”，尤注重于经手借款，未收回扣，以矜夸其廉洁无私，殊不知国人所指斥者并不在此也”。陆宗舆好一点，除了抱怨有人“借外交问题，以为倾轧之具”之外，倒是没有表功，以身体不好为由，自请辞职。只有章宗祥态度最好，火烧赵家楼，他挨了一顿饱打，如不是正好前来的中江丑吉拼死挡了一下，后果不堪设想。挨打之后，章宗祥住进了医院，据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替章宗祥具呈保释学生。虽然“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
可见，在三个卖国贼中，也有分别，对于段政府的亲日政策，责任最大的曹汝霖，对于五四运动怨气也最大，直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是90岁的皓然一老，依然恨恨不已，而陆宗舆和章宗祥则要低调得多，平和得多。
事后来看，三位不过是职业官僚而已，跟亲英美的顾维钧、罗文干、施肇基等人没有多大的区别。只要当政者需要加强跟日本的关系，自然会重用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他们的政务操作，亲英美的官僚一样，也日趋技术化。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上还是守本分的。同为官僚中人的张一鹰后来说，自曹汝霖因五四运动辞职之后，继任者曾毓隽更加不堪，放手挪用部款，一点规矩都不讲，比曹汝霖还不如。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尽管这三人官瘾不小，但自打五四以后，就从政坛销声匿迹，再也没被重新起用过。抗战时期，这三人虽然都留在沦陷区，但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的确，因为曹、章、陆没有下海做汉奸，以后他们三人都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追究。可见，曹汝霖所说自己亲日而不卖国，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至少比起那些当时的名声比他们还要好一些的北洋政客，王揖唐和王克敏之辈，要强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