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阻碍中国农民城市化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如果取消目前基于身份基础上的户籍，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将大为加快，城市化率将大幅提升。
不仅学界在讨论，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土地换户籍”的实践。
从一个方面来讲，若农民愿意退出自己的土地，国家或地方政府因此给农民以城市户籍及城市户籍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这对农民来讲，显然是好事，因为这增加了农民的选择，也增加了农民进城的能力。
但从宏观上讲，农民进城存在很多的陷阱。我们必须将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他们进城后的处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用土地换来城市户籍后的城市化的前提。
首先，“中国制造”决定了城市的低就业率。“中国制造”的重要特点是“低技术、高竞争”，既无法获得垄断利润，也无法实现高附加值，往往不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制造”无法承担起工人的高工资和社会保障，第二产业就业无法为第三产业提供消费能力。消费性的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服务业的高就业就无法实现。城市就业机会因此不多，大量农民进城的结果可能就是大量失业。
其次，“土地换户籍”抬高农民生活成本。当前在沿海外向型企业工作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农民劳动力再生产的主要场所是农村，农村消费比较低，且有相当一部分自给自足经济。同时，外出务工已经无优势的中老年人，可以在家从事小农经营，种10亩地，一年有1万元收入并不难。年轻人外出务工，有多少收入都不要紧，收入多就可以积蓄下来办大事，收入少，有父母在家务农的收入，温饱问题也能很好解决。正是通过这种代际分工，一家两代人同时务农和务工，因此有两笔收入来源，农民家庭可以温饱有余，生活得体面。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结婚生子，孩子就寄养到农村父母家中，农村的生活费用低。支出少，两笔收入合起来却不少，每年年终，总是收入多于支出，每年都有节余，这样在经济上就不感到捉襟见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再年轻，在城市务工，工作越来越不好找，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工资越来越低，开始年老的农民工就回到家乡。年龄越大，在外越是没有归宿感，思乡念土之情越重，农村的家乡是永恒的归属。正是因为有农村这个最终的归属，在城市努力劳动和节俭生活才显得有意义。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夸大农民的城市梦。当农民有足够收入时，他们当然可以做城市梦，但若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又逐渐老去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做城市梦吗？城市梦碎，家乡难回，这才是进城农民的真正悲剧。无论如何，尤其是那些无法在城市体面生活的进城农民，家乡的农村不仅是他们生活上的归属，更是他们精神上的归属。
正是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可以有城市和农村的两笔收入，可以为进城之后若不能获得足够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还可以返回家乡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也使进城农民工的劳动力可以继续廉价，可以为“中国制造”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以上两个问题才是讨论中国城市化的根本性前提，是最为关键的基础并决定中国未来发展大格局的问题。糟糕的是，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讨论城市化时，却将主要注意力投放到土地、房地产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表面问题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