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搞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来说，就是要针对具体的问题，拿出具体办法，经过试验与试点，取得了好经验再行推进，一旦出现问题，则马上纠正。一般不采取一揽子的改革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次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整体改革铺平了道路，肯定了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历程。
房宁：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政治体制改革处于一个重要而关键的部位，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个起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带有拨乱反正的性质，是以恢复和扩大人民权利、恢复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为主要内容的，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四项重大改革：一是实现干部“四化”为核心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全面改革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及恢复乡镇建制，为农村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简政放权，特别是扩大地方和基层自主权，为经济体制改革扫除了障碍，提供了动力；四是宪法改革，废除了“四大自由”，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法制保障。这些改革为中国的整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可以说是政治体制改革初步探索时期。这一时期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可以理解的偏差和失误，那时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尚不清晰。比如十三大提出“对话”，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想清楚，说明白。
1989年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我观察，那以后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那种基于观念推动改革的倾向，更多的是从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出发，通过解决问题推动改革，应当说这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特点，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能够稳步前进的重要经验。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又进入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包括党内民主、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基层民主建设、群众自治等诸多方面都有了很多变化和发展，尤其在地方和基层，进一步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公共事务中的主体性和参与性。
总的来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其基本原则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在中国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的基本规律。找到这个规律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人们能够比较自觉有效地推动各项改革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请您谈谈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的看法。
房宁：中国的民主政治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就是在民主形式方面注重参与、强调协商、发展广泛的社会监督。重大问题都是通过广泛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在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进行表达，充分协商，实施监督，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这和西方强调的选举民主有所不同，是全过程式的民主。中国的政治优势在于，它一方面向人民开放资源、保障权利，从而促进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为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中央决策机制，降低了内部的交易成本，避免了分散和对立，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
我们看到，在西方国家，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式的民主政治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很多事情难以达成共识。举个例子，为什么主权债务危机首先在希腊爆发？一个重要原因是2009年为希腊大选年，为了选票，当时的政府和执政党不仅没有采取反危机措施遏制已经发生的经济危机，反而实行了反反危机政策，贻误时机，酿成大祸。再比如日本，近年来我们到日本考察调研发现，日本社会特别是在政治精英阶层中有很强的忧虑感，政府频繁更换使日本政策失去了方向性和连贯性。这些都涉及了政治体制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建议》中特别指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否意味着告别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更强调制度变迁中的理性设计与规划？
房宁：注重前瞻性、战略性是人类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以实践为先导、以问题为推动的，很难有一个事先的蓝图。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非常原则性的，具体的做法还是要靠“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意味着毫无章法，也不是说不要理论指导。回顾改革之初，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思想解放的序幕，到邓小平1979年在理论务虚会上所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再到一年之后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可以清晰地看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方法。首先是要改革，确定了大方向。但有了大方向，并不清楚改什么、怎么改，于是，邓小平先讲出“四项基本原则”，先明确不能改什么，确定改革的边界和底线。然后，邓小平再研究和提出如何改革，改什么，怎么改。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嘛。
“摸着石头过河”是承认人的认识的局限性。认识不是先于经验的，获取正确认识只能靠实践摸索。历史经验表明，许多先有理论、先有“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改革到头来都是凶多吉少。当年，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先发表《改革与新思维》，做出了关于改革的系统论述。二三十年前，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搞改革，取经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那也是言之凿凿、很成体系的。但结果怎样呢？苏联早已烟消云散，拉美被新自由主义搞得狼狈不堪。可见，改革不是说不需要理论指导，但政治问题极其复杂，先验性的东西往往并不可靠。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要“摸着石头过河”，还因为政治问题事关重大。较之于其他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更复杂、更带根本性。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代价难以承受。苏联改革的失败，至少影响了一代人生活，经济总量减半，国民预期寿命大幅缩短，俄罗斯人民至今也没有完全摆脱困境。“摸着石头过河”包含了对人民负责、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搞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来说，就是要针对具体的问题，拿出具体办法，经过试验与试点，取得了好经验再行推进，一旦出现问题，则马上纠正。一般不采取一揽子的改革措施。总之，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实践中探索，要给纠正错误留有机会和余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建议》指出，要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您觉得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侧重注意哪些方面？
房宁：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研究，我们感觉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有三个面向：
一是党的建设。邓小平说，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党的建设中最重要的是干部队伍建设，涉及干部的选拔与任用、考察与评价、激励与保障、任期与退出等四个问题八个方面。这些都是关系到政权建设最核心的制度安排和改革，要认真研究和逐步推进。
二是行政体制改革。这方面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从过去的建设型政府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化，加强民生保障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以适应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再一个是继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建设，在这方面还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三是地方和基层的政治建设。中国社会要在稳定中求发展。目前大量的矛盾在基层，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发展基层社会中的民主与自治，建立广泛有效的社会协商机制，通过广泛参与、责任共担的方式来化解当前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矛盾。在这方面，现在各地有许多实践，也产生了不少值得研究和总结的经验。我们政治学研究所近年来在这一领域也下了不少功夫，希望我们也能作一点贡献，提供一些帮助。
中国的改革是形势使然。中国社会有很多矛盾，前进道路上还面临很多问题和困难。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实际，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讨教。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也给了我们信心。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在调研的路上，我们无数次看到那些昔日的农民已经建起了世界上最新最好的工厂，做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那么我们呢？我相信，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一定能够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最好的思想理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