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风的好坏，关键不是自律，而是解决好“他律”的问题
人民论坛记者：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您认为哪些保持得比较好，哪些流失得比较严重？
王占阳：大体说来，恐怕只有注重学习这个传统保持得比较好，其他各项传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最重要的传统是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共产党的宗旨所在，我们不能不承认流失得比较严重。三大作风，最核心的是密切联系群众，但在部分党员干部那里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漠视人民群众，有些人甚至走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许多场合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吹捧与自我吹捧；“一把手”不受来自人民、党员和下级的批评监督的现象，尤为严重。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理论自说自话，严重脱离实际，空话套话满天飞；对于确有功效的理论，一些干部又不学习、不懂得、不会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无法赢得群众的尊重和信任。
当然，考察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流失得比较严重，要把问题放到党风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去看，进而分析导致优良传统流失的客观原因。这些优良传统都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形成的，生死搏斗的战争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过滤筛选机制，致使它的胜利者只能是党风良好的一方。但随着新中国成立，这种机制就消失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就注意到了这种筛选机制消失的问题，进而提议建立和平时期的“他律”机制，即通过民主选举筛选干部，整党整风。1951年，他在“春藕斋讲话”中提出：“我们不熟悉搞选举，党内也不熟习，不习惯，这是不好的。最近北京郊区搞选举，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村干部选不上，原因是不少村干部疲塌、消极、强迫命令、贪污腐化。……搬掉了你，你在党内还要检讨，为什么老百姓不要你，要检讨一番。选举要很好地搞，这也是为建设作准备，没有人民民主不好搞建设。最近发现东北的贪污分子多和商人勾结起来，这样的事情很多。在社会主义国家，老百姓选举就是整风、批评，这是促进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过去我们把它忽视了。”
人民论坛记者：您曾提到“当前的最大危险就是执政党腐化变质”，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执政党腐化变质的风险就在于没有坚持好优良传统？
王占阳：这两者之间不是因果关系，实际是同一个问题。轻一点讲是党风问题，严重说来就是党的性质问题。党的性质是抽象的，而党风就是党的性质的具体表现。
进入和平时期后，党风的好坏归根结底取决于体制机制，即取决于制度安排。这时必需要有和平的竞争、监督、筛选机制，以替代和补偿战争本身所固有的这种功能。没有来自党员和人民的真正监督与筛选，就无法实现对于权力的实质性制约。强大的他律通常导致强大的自律，这是普遍规律。战争年代，参加革命本身就是很危险的事，所以通常总是有相当的道德自律的人才会自愿参加革命；参加革命后，如果在党风方面不自律，而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听不进批评意见、也不做自我批评，那又会更多地面临失败和付出生命代价的危险。所以，来自敌人的残酷他律本身就在导致强大自律队伍的出现。但这种他律消失后，如果没有新的有力的他律机制跟进，自律就会随之弱化，以至走向崩溃。这对于已有很强自律的老干部来说问题还不大，但对和平时期入党的党员领导干部来说，问题就越来越大了。现在当干部不再是必须拔出驳壳枪冲锋在前，而是可以享受在前了。这种和平时期的制度体制环境，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腐蚀作用。所以，当前党风的好坏，关键不在于强调自律，而是在于必须在制度体制上切实解决他律问题。只有解决了他律问题，自律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否则，离开了他律讲自律，基本上只能是形式主义走过场。
人民论坛记者：坚持为人民服务前提下的党的领导，也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请您谈谈，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正确认识这一传统呢？
王占阳：在政治领域内，“坚持党的领导”具有合理性的前提，是共产党必须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过去战争年代在根据地搞民主选举，就是很好的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赢得民心和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
正确认识这一传统，首先要在理论上明确党的领导必须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必须充分具备改革开放的包容度，必须继续推进民主政治。
其次，要明确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哪一条都不能少。只是片面强调党的领导，忽视其他各项原则，客观上很容易导致只要权力不讲原则的特殊利益集团意识形态。只注重党的领导就会改变党的性质，实际上就不再是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滑向“权贵资本主义”。这种割裂实际也是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最终会因为只要权力不要原则而使腐败更严重。
人民论坛记者：在新时期新世纪，我们还要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前提下的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那么怎样才算真正坚持“党的领导”？
王占阳：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使人民当家作主发展起来。从党建角度来看：人民当家作主是保证党的性质的关键之所在，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有权力监督党的领导。权力制约说到底是没有权力的人制约有权力的人，也就是有权利而无权力的人制约有权力的人。所以，是否积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这是关系到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邓小平曾经指出：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因此，党的领导应当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二者的关系不能颠倒，如果颠倒了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已经变质了。如果不是把共产党放在人民工具的位置上，而是把它变成了控制人民的工具，不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名反对和压制人民当家作主，不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是反过来要求和迫使人民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服务，那就是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了，也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对立起来了，而在这种对立之中，共产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而“党的领导”也就不知是哪个党的领导了，尽管它在名义上还是共产党的领导。所以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工具论，实乃共产党之为共产党、“党的领导”之为“共产党的领导”的关键所在。
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只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出于公心认真对待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那就必然会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必然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在这个问题上，这里还需要澄清的是：“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并不是一个概念；党的领导的核心要求是保持和发挥党的先进性，领导中国继续前进，而不是无条件地坚持稳定压倒一切，不是包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权力而不放。要坚持有效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改革，努力使之在建党百年时达到比较理想的发展阶段。就像有首歌唱道的：“它领导中国走向光明”。这是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也是人民对党的核心要求。
真正坚持为人民服务，必然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人民论坛记者：目前，我们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前提下的党的领导，要靠什么呢?
王占阳：继续坚持真正的党的领导，真正强大的保障机制只能是落实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于党员领导干部的选举权和监督权。党的优良传统流失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因而也就缺乏它在代际之间的可传承性。因此，要坚持党的领导，那就必须在制度上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在和平年代，坚持为人民服务前提下的党的领导，实际就是要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更好地赢得人民的信任，更可靠地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必须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就会蜕化变质。从反腐败的高度看，逐步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有效遏制腐败变质倾向，从而坚持为人民服务前提下的党的领导，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这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邓小平讲得很明确：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弊端的“总病根”就在于“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这种政治体制最终必然会导致党和国家蜕化变质。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任务是“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方法则是“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党政分开”、逐步普选等等。
人民论坛记者：有一种论调说，强化人大的权力会弱化党的领导，您怎么看？
王占阳：党权是有边界的，应当把党权限制在应然的、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使民权和政权获得应有的地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必须纠正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涵义就是党权超过了应有的边界，以至于党权占据了人大权、政府权、司法权、社会权的领域，实际也就是占据了民权领域，这些都是很危险的。过度的“党权”实际已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真正的党权了，而且它同国民党时代的“党国”和苏联模式的过度党权也已相当相似了。
要有适当的妥协和必要的改革，才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人民论坛记者：具体而言，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我们应该怎么做？
王占阳：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首先就要从统治者统治人民的陈腐思想和心态中解放出来，真正树立起向往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只有这样，才能从党权与民权两极对立和排斥民权的伪社会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真心实意地追求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我们还特别需要通过关键性的制度创新，着力克服苏式政体中党权与民权互不兼容的制度弊端，切实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统一。
我国只应走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的改革道路，而不是走以党权否定民权的保守、反动道路，也不是走以民权否定党权的激进主义道路。党权要保持，民权要伸张。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做实人大。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我以为，所谓改善党的领导，主要就是通过推进人大民主化而形成现代化的新型政党体制和新型党的领导。
要不要搞普选制，这是不需要争论的，因为宪法和选举法所规定的已经是普选制了。关于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我在前两年已经提出，可以通过建立一种新型的普选制来实现。比如，在宪法已经规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可以在选举法中进一步地具体规定：70％的人大席位是政党席，30％的人大席位是非政党席。政党席专属于中共和民主党派。这70％的席位在法律上确定了，再怎么选也是中共是人大中的多数党。这就能够确保中共在人大的领导地位和中共的组阁权。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还必须考虑到中国的现状。我们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是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实现各方利益的改革。为此，我们就必须在改革中做出相当程度的实质性妥协，以实现各方的普遍共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比较顺利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切实有效的政治改革，真正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