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农村稳定的根源
一个系统要保持稳定，往往要让这个系统输入与输出的资源和能量保持相对平衡。若一个系统总是不断地输出资源和能量，这个系统很难保持稳定，且终究是要崩溃的。
当前中国农村，正是这样一个不断向城市输出资源的系统，其主要表现是农村人财物不断地流出农村。农村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了，农村有钱人进城买房生活了。留在农村的，除了留守老人、儿童外，再就是没有能力离开农村的贫弱农户。
奇怪的是，如此一个人财物不断流出的农村系统，不仅保持了相对稳定，而且实现了粮食的八连增。其中原因何在？
原因很多。首先是农村税费改革乃至取消农业税，国家降低了对农村资源的汲取；其次是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留下了中老年人务农。过去农村地少人多，农业出现了严重过密化，年轻人出去了，留下来的中老年农民仍然可以种好田，生产足够多的农产品；再次是外出务工经商的年轻人在外就业获得收入，这些收入部分返
回村庄。人是出去了，收入却回来了，最典型表现就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农村住房建设越来越好。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村年轻人出去了，但农村土地留下来了，这些土地不仅让留在农村的中老年人口可以继续种地务农，而且正在滋养壮健一个农村新的中农阶层。新中农阶层的出现，成为稳定农村社会系统的重要结构性力量。
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新中农阶层的诞生
大量农民或永久离开农村融入城市，或只是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终究还会返乡。一般来讲，进了城的农民是无法直接耕种土地了，但又搬不走土地。留在村中的土地由两部分人耕种，一种是外出务工无优势的老年人口。子女外出务工了，老年父母在家务农，耕种自家农地。“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土地，即使父母年龄大一点，也都可以种好。正是通过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为农民家庭提供了获得较为体面生活的经济基础。
还有一种是因为各种原因留在村庄的中青年夫妇，比如因为父母年龄太大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子女太小还需照料；比如被村民选为村组干部，村民希望他们能留下来组织农民维护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比如有个小手艺、跑个运输、养点鱼，总之是有一些副业收入；或纯粹是因为田多，种田可以有一定规模，从而有不低的收入。无论什么原因，有一部分农村中青年夫妇留在农村种田，他们从外出务工的农民那里转入耕地，扩大了耕种规模，提高了农业收入。
这样一类通过转入外出农户土地而形成一定农业经营规模的中青年夫妇，若可以有二、三十亩的耕种面积，他们一年的收入就可以有2—3万元，这个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而且这个收入还是以具有完整家庭生活，兼营副业情况下获得的。且在当前农业生产力条件下，一对夫妻耕种二、三十亩土地的劳动量并不繁重。
这样一对耕种二、三十亩土地，所获经济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中青年夫妇，有着留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相对老年人从事农业，这种规模农户也有采用农业新技术的能力和动力。这类中青年夫妇，就成为了当前农村正在崛起的新中农阶层。
新中农阶层十分重要。因为主要收入来自种田，新中农阶层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就都留在村庄内，他们利益与村内事务密切相关，因此对村内事务有着最为真切的关怀。他们是村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最热心的倡导者，是村庄人情往来最热情的参与者，是农业新技术、耕作新方法最主动的采用者，是村庄社会秩序最有力的维护者。因为年轻和有经济实力，他们有做成一些事情的能力。也正是这类中农阶层，成为了村组干部最为重要的担当者和后备人选，成为农技推广的“带头人”，成为社会治安的“线人”，成为农村文化的“中心户”。并成为党在农村基层最可靠的支持者。最终，成为农村社会稳定的骨干。
从我们调查来看，当前农村已经形成了约占农户总数10%多一点的中农户，这些中农户的规模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通过中农户的骨干作用，加上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农村社会即使有人财物的外流，农村仍然可以保持稳定。这就是当前农村人财物外流情况下，农村仍然保持了正常秩序的重要原因。
资本下乡冲击新中农阶层的形成
现在的问题是，政策部门似乎都缺少对当前农村出现的新中农现象的足够关注，更缺少对新中农巨大作用的充分认识。政策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和地方政府，一直有着积极推动资本下乡，以将农民土地集中起来形成规模经营，从而发展现代农业的巨大积极性。
通过资本来形成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就是要由资本去占用分享本来一直还留在农村的土地及其收入。资本下乡了，土地集中到资本手中，则之前尚依靠土地来获得农业收入的老年人，也就无事可做。而之前靠外出邻里亲朋通过不规范低价格转入土地形成了适度经营规模的中农，也就不再能保持住适度的经营规模，他们因此无法获得稳定的农业收入，而不得不从农村退出进入城市。伴随中农的解体，是农村中青年人不再有能在村庄待下去的经济条件。
这样一来，资本下乡之后，在村庄中，就是外来资本和无法进城却又无所事事的农村留守老人（及儿童）。资本是外来的，是要在村庄赚钱的，留守老年人是无所事事的，尽管资本有时要雇用他们来为农场劳动的劳动力，但所需不多。这两个部分之间除了利益竞争关系，几乎不可能建立亲密友好关系。笔者调查过的土地流转给资本经营的村庄，资本强烈希望村庄搬走，而只留下农田由自己经营，因为只要有土生土长农民住在那里，这些农民就会与资本发生矛盾冲突。
离开中农，仅靠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农村稳定的基础就不牢靠。而若资本下乡将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形成规模经营，这样形成的农村社会结构则几乎可以肯定是无法稳定的。当前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即使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绝大多数也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其中，大部分都将返乡。在这种现状下，通过资本下乡来发展现代农业，即使农业可以发展好，但这对农村来讲，对于农民占多数的中国来讲，都绝不是好事。
当前国家所应做的，不是推动资本下乡经营农业，而是要大力培育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村新中农阶层，要为他们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共同生产环节的困难。站在培育、保护和发展农村新中农角度来制定农村政策，比当前农业部门极力推动资本下乡的现代农业，要靠谱得多。
当前中国农业部门存在的一个极大问题就是习惯单纯从农业角度考虑问题，而忽视了中国的农民问题是比农业问题更难解决、更为根本的基本国情。
由此看来，当前中国农业政策中，尤其是粮食生产领域的政策方向应该是，培育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警惕大农，限制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鼓励资本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以及农业科技领域。
来源：《人民论坛》2012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