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说常识无需强调，那么可能是错觉，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当谬论已经环行半个地球之际，真理才刚刚动身。
人口问题即是如此。笔者曾经在此前专栏《计划生育罪与罚》中已有论述，无论经济合理性还是人性角度，计划生育政策都需要反思。
一国人口，不仅关系民族未来，亦关系个人权益。当前一方面人口形势面临诸多转折点，政策势必有所改变，人口专家亦奔走呼吁；与此同时，公共空间也需要更多观点争鸣，FT中文网也刊登出不少观点互异文章，具体可参见人口专题，也会继续邀请专业人士继续展开有意义讨论。
因历史与人为等因素，中国人口问题在现实中变得极为复杂，尚有不少扭曲的刻板印象需要纠正。笔者并非人口专家，卑之无高论，学界对此已经有不少研究与共识，尤其放开“二胎”政策；但是如果一二常识尚值得强调，亦甘冒跨界评论之名。
关于中国，第一印象就是人多，有“头号中国通”之称的学者费正清也在其名著《中国：传统与现代》开篇即谈“关于中国，西方人起码应该知道，首先它是一个人口大国”。
这一描述，也与国人从小所受宣传教育及现实所见人山人海大致符合，因此不少大众直观感觉就是中国不缺人——但是须知，人多并不等于劳动力多，而经济增长所需“人口红利”则来自适龄劳动人口的贡献，且不提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老年化压力。根据联合国数据，目前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接近1.3亿人,到2050年，估计为到3.32亿人，届时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而养老问题将空前严峻。
除了中国不缺人之外，不少公众以及评论者更对人口增多可能带来的资源紧张充满恐惧感。这一情结的源泉，理论上源自马尔萨斯以及马寅初等人理论，感性上则与中国过去的贫困多舛集体记忆有关。
古代经济，人口的确是重要的变量。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前提条件是土地的供应弹性有限，而土地作为古代农业经济的主要投入，其有限数量约束了经济总产出。当人口增长超过土地增长，以至于人均产出随人地比例而不断降低，马尔萨斯陷阱即凸显。
历史上，欧洲多次发生马尔萨斯循环，中国也难以豁免，甚至以更加惨烈的形式呈现：伴随着王朝兴衰，中国人口往往呈现巨幅震荡，政治不稳定带来人口死亡，每每以减少30%甚至50%的情形周期性惨烈上演。
一般而言，人口引发的周期是如此演进：第一阶段，王朝兴起，人口稀少，人地比例很低；第二阶段，战乱之后，人均收入快速越过生存水平，人口加速繁衍；第三阶段，随着人地比例大幅上扬，马尔萨斯陷阱凸显，人均收入降低，王朝治理水平的降低往往很容易导致极低的人均收入水平被推低到生存线之下；随后，第四阶段社会崩溃，天下大乱。
如此，一个轮回重新开始，所谓“治乱循环”。
形成对比的是，以工业经济为代表的现代经济不仅空前丰富了人类物质财富，也重塑了上述政治形态怪圈。现代经济中，土地不再构成对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约束，经济发展水平更多地取决于技术水平，而不是土地数量。换而言之，只要技术水平提升，人均收入往往可随之上扬，与人口数量关系并不绝对。
更为历史地考察，在数百年前，东西方人均收入差距并不大。明末清初的生活品质，甚至被认为超过美国；但是从1700年之后，东西方收入开始出现重大差距，这也是彭慕兰等人所谓的“大分流”。
根据经济学家麦迪逊等人数据，1820年，美国的人均产出大概是中国两倍；此后，双方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一路攀升，最高攀升到数十倍，差距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达到顶点。
原因何在？1820年往往被认为工业革命的一个节点，东西方不同走势，并不是源自人口差异，而是源自技术变化——当中国还在农业社会的土地产出递减的怪圈中继续时，西欧已经通过制度改革步入现代社会；而中美人均收入差距顶点，也在于中国经济届时已经折腾到底线，而美国则一百多年间继续积累财富，须知复利的效用极其可怕。
换而言之，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西欧以及西欧衍生国在人口大幅攀升的同时，实现了人均收入的大幅上扬；反过来看，中国等成功的赶超型经济体，在20世纪通过开放加入全球化分工连接之后，获得了先进技术等后发优势，对西方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开始奋起直追。
由此可见，也不必过分迷恋人口红利。如果没有制度红利，那么人口红利只能被白白浪费，就像60、70年代的中国一样。人多力量大，比起人多是祸害，或许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
综上所言，人口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束缚，甚至是发展的重要帮助，如此境地，当前中国可以改变什么？现实很无奈，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了，现在即使全面放开人口政策，也很难改变中国此后步入人口老龄化的颓势。
从数据简单来看看，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中国201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18，注意这一数字尚且不包括死亡率——如此水平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其结果必然导致不远的将来人口高峰到来之后，迅速减少；从历史来看，计划生育的有效性也值得推敲，中国的生育率在60年代达到峰值，此后一直下降。
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也不乏主流人口学家呼吁奔走，为何人口政策却始终纹丝不动？笔者认为主要源自两个原因，其一源自人们观念受限于种种似是而非的“传统智慧”，譬如笔者刚论述的人多恐惧症。
“传统智慧”这一概念源自经济学加尔布雷斯，他认为传统智慧特点在于可接受性，通过频繁的重复也很容易得到听众欢迎，甚至令人愉快，有助于维持社区连续性；但是它的敌人是事件的发展，它于其解释的世界并不相容，“理念天生具有保守性。它们并不会屈服于其他理念的攻击，只会屈服于无与争锋的大规模仅供环境。”
并非人人都天生喜欢改变，因此有人重复传统智慧，就必须有人打破传统智慧的观念囚笼。就人口问题而言，也就是当经济已经由农业经济变为工业经济甚至后工业经济之际，过去人口过多的历史教训就是一种过时的传统智慧，并不适用于今天——换而言之，就是约束条件已经更改，其结论自然需要重新书写。当理论不符合现实之际，是修改理论还是修改现实？
观念之争，除了观念迥异，还有立场之别。人口政策，除了秉承“传统智慧”，第二障碍在于利益。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组织，一旦被创造之后，必然具有衍生性，为寻求自身存在寻求合法性以及合理性；人是理性的，官员也不例外，很多重大改革被搁置，源自于此。
回头来看，人口是否可以“宏观调控”？很难，因为无论人为地管束还是人为地鼓励，都显然是过于相信官僚理性对于复杂世界的支配能力；无论节育还是鼓励生育，显然教育等手段更为合理有效，而非人性或者不人性的计划生育。
经济学讲求理性，也是一种格物致知，历史上不少看似自私的动机改善了人类福利，而更多看似友善的行为却可能铸就人间地狱。人人都是经济人，群体在误导下可能会一时盲目，但是大部分情况之下，请不要过分低估普通人的理性能力。
我们惯有的思维特征之一，就是迷信计划。车多了就限行，房子少了就限购，人多了计划生育；但计划干扰市场必然带来寻租行为以及黑市交易，进一步导致公正的缺失，过去只是城里人剥削农村人，体制内的人剥削体制外的人，如今演变到已经出生的人或要集体剥夺了某些还没出生的人的生存权。
国家强制推行的计划生育，如何谈得上人性的计划生育？被剥夺生育权的人群，如何谈得上有尊严、体面的生活？换而言之，每一个孩子是否应该出生，其日后生活是好是坏，其父母应该比其任何机构以及评论者，更有发言权。
林林总总错误与悲剧，无论是强制引产之恶还是失独家庭之痛，无论是人口增长塌陷之忧还是深陷老龄化之苦，等等，与其说是人口之殇，毋宁谈是民族之殇。姑且不谈当下政策造成的未来人口减少的诸多现实难题，退一万步说，即使没有研究证明放开人口政策具有经济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就真的铁下心一条路走到黑？万物之上尚存未知，工具理性之外还有价值理性，自由应该是衡量发展的终结目标，如果我们的发展长期建立在抹杀人性的基础之上，注定难以牢靠，这样的发展模式总有一天会掉头反噬掉今天取得炫目辉煌。
一言以蔽之，当前放开人口政策，并无助于帮助中国经济重拾有如往昔的人口红利，却有助于挽回当下岌岌可危的底线；而任何社会的涓滴进步，离不开底线的不断抬升，即使是细微的进步，就像一个老气而俗的段子：退潮时的沙滩上有无数搁浅的小鱼，一个孩子不断地把鱼扔回大海；大人笑他，拣几十上百条归海有何用，毕竟不能改变所有鱼的命运，谁在乎呢？孩子说“这条小鱼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