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今天所面临的各种环境灾害，都与气候逆生态化相关。造成气候逆生态化的根本因素是持续不断的高碳排放和全面污染。因而，减排和化污构成恢复气候、治理灾变环境的双重方式。实施减排的基本要略有五，即建立世界和国家两个维度的人口预测基准，构建WTO的减排运行机制、国际法律体系和国际－国家碳税制度，建立碳排放交易体制和交易市场。化污的努力途径有二：一是全面恢复地球自净化力；二是从生产与生活两个领域全面提高人类的化污染能力。
关键词：气候逆生态化 灾变环境 减排化污 权责对等 代际公正
气候逆生态化与环境灾害，构成因果循环关系：气候逆生态化，导致环境灾害持续爆发；环境灾害频发，又推动气候加速失律。故，治理灾变环境灾害，必努力恢复气候；全面恢复气候的入手功夫，却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各种污染。所以减排和化污构成了恢复气候、治理灾变环境的直接方式和有效途径。
1、气候逆生态化的双重人类动因
气候逆生态化即气候失律，导致气候逆生态化的最终之因是人类活动过度介入自然界。推动人类活动过度介入自然界的直接动力有二：生育和物质幸福论向往。
生 育 生育创造人口数量，形成人口增长。马西姆·利维巴茨在《繁衍：世界人口简史》中指出，旧石器时代人口仅100万，新石器时代1000万，青铜时代1亿；到了公元之初，世界人口达到2.5亿左右；公元1000年时约3亿左右；到16世纪达到6亿左右；18世纪中叶超过7.7亿。以后世界人口加速增长：
19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年份的总人口数 单位：亿人
世纪 1830 1900 1930 1945 1960 1975 1978 1981 1987 1999 2005 2007 2011
人口数 10 16 20 23 30 40 42.6 44 50 60 64.77 66 70
人口剧增，是造成气候逆生态化的根本动力。法国著名科学历史学家帕斯卡尔·阿科特指出，"人口的激增显示了人类和自然新关系的成效：生产食物比采摘、收藏、捕猎和钓鱼更具有生产力。"[1]（P91）因为地球是一个有限的星球，它的有限空间只能容纳有限数量的生命存在。地球表面的有限空间与地球生命数量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原生态关系，一旦有创造能力的人类人口快速增长，就会打破这种原生态衡关系而重构起一种人与自然间的新关系，这即是逆生态关系。这种逆生态关系既表征为人与土地的关系，更表征为人与气候的关系。
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人向自然谋求生殖的关系：人的生殖是建立在自然这一基础上的；并且，人向自然谋求生殖，必然带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并最终造成人、社会、自然三者的逆生态化。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早就对此做出揭示：地球所供给人类赖以存在的土地以及其它资源都是有限的，哪怕是那些能再生的资源，其再生能力也是在一个绝对的概率框架内保持相对的固定性，由此形成它为人类提供的食物只能呈算术级数增加。但人口增长却是按几何方式展开。这样一来，人类生存始终处于土地生产食物的有限能力与两性激情支持人口增长的无限能力之间的冲突之中。并且，有限的土地生产能力与无限的人口生产能力之间较量的结果表明，人类只能通过对人口生产施加强硬的和经常性的节制，才能使二者达向平衡。
然而，生育是物种生命的本性，节制生育就是违背生命本性。并且，在没有自然力参与的情况下，即使人类能够自我节制生育，也不能限制人口增长。因为在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和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提高的人类进程中，人口增长具有不可逆性。正是这种不可逆性决定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并不能解决土地的有限生产能力问题。当土地的有限生产能力被不断暴露出来，越来越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时，人类必然启动他自身的潜能和力量来征服和改造自然，掠夺地球资源，但这种改造和掠夺并不能改变土地、地球、自然的自身有限性。所以，人口越是增长，土地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与人口生产能力的无限之间的冲突越剧烈，这种持续强化的冲突不仅必然导致更为广泛的深度贫困，而且推动土地、地球、自然以违反自身本性的方式律动，即使大地、自然陷入日益深重的逆生态之中。以中国为例，自20世纪末至今，国民生活日益遭受气候逆生态化和环境灾害的困扰，溯其根因，恰恰是粗放型的以资源掠夺性摄取和高浪费为表征的经济生产方式，导致了对土地、地球、自然的无限压力。从更深层看，选择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因为急速解决温饱和实现小康；然而，解决温饱和实现小康的持久阻碍和困难，却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可逆化的人口增长。
中国主要年份的总人口数 单位：万人
年份 1953 1964 1982 199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人口数 54943 69458 100818 113368 126583 127627 128453 129227 12998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数据整理
上面这组数据表明：从1953年到2004年，仅51年时间，人口生产净增近7、5亿。这组数据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境内气候逆生态化、环境灾害频发与人口膨胀之间的隐秘关联：人口生产的增长加剧了地球的压力，由此造成气候逆生态化、环境灾害频发。
物质幸福论向往 生育制造人口增长的不可逆化，并由此推动人类过度地介入自然界，造成气候逆生态化、环境灾害频发。而由本能到自觉地谋划和追求物质生活幸福的欲望和激情，不可逆转地构成了鼓动人类踏上无限度地介入自然界的强劲推动力量。因为，如同抽鸦片一样，人类越是尝到物质幸福的甜头，就越向往和追求更高水准的物质幸福。这就形成了另一种不可逆性，即人类对物质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不停止，他与自然之间的原生态关系必然遭受更为惨烈的破坏，其逆生态状况必将更进一步推动地球滑向毁灭道路。
2、恢复气候·治理灾变环境的两维途径
排放与污染的双重指向 生育本性和向往幸福的欲望共同推动人类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最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逆生态化，这种逆生态化表征气候失律，环境灾害频发。而气候失律、环境灾害频发却是以持续的高排放和高污染的层累性聚集为推动力。
先看温室气体。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有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等微量元素。自1750年以来，大气中的三种重要气体急速增加，其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量为100ppm，超出了工业革命前的水平；甲烷含量过去1．15万年的变化量还不超过200ppm，1750年以来却增加了1000ppm；一氧化二氮在过去1．15万年里一直相对稳定，但自1750年以来，却每年以0．80ppm的速度在增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约占75%、甲烷约占18%、一氧化二氮占7%。[2]（P32）"史前史气候资料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与地球温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反映在最近的气候变化中。1000-1750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占总量的0．028%（280ppm），这一比例自1500年以前最后一个冰河世纪结束后就相对稳定。从1750年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上升了1/3，占到380ppm。"[2]（P29）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当量已达到430ppm。[2]（P33）而且还继续呈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地表温度不断升高导致森林、海洋、土壤这些碳的主要存储地本身发生了许多改变，它们的二氧化碳吸收能力在逐年衰退。[3]（P108）
二氧化碳是形成气候逆生态化的主要因素。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主要来源于人类的排放。在农业社会，人口相对稀少，人类为谋求生存而向自然界摄取的都是地面资源，所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都能被大气层和地球所吸收净化，从而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稳定态。1750年以后，人口加速增长，加之不断加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从三个方面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从而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加。首先，森林本是大气碳循环中的主要储存"库"，每平方米面积的森林可同化1~2kg的二氧化碳。但因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为满足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的需要，无限度地砍伐森林，导致了原本是二氧化碳的储存"库"变成了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的"源"。据FAO（世界粮农组织）1982估计，20世纪70年代末期全球每年约采伐木材24亿立方米，其中约有一半作为燃柴烧掉，造成二氧化碳质量分数增加量每年可达0.4×10（-6）左右。其次，自1860年以来，生产和生活两个领域广泛运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所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平均每年增长率为4.22%，尤其近30年各种矿物质燃料的总排放量每年达到50亿吨左右。其三，技术化生存导致日常生活成为巨大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场源：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制冷和制热技术日常生活化和家庭化，电器家庭化，比如电脑、电视、冰箱、空调、各种电暖器等等；二是机械动力社会化和日常生活化，比如，大众航空业和航空旅游业快速发展，汽车家庭化和人人交通工具化。
然后看污染。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中，污染无处不在。概括地讲，其无处不在污染可归为四类：
一是化学污染，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为提高生产而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广泛使用高污染环境和空气的各种化学产品；其次是为提高身体享受而不断扩张其污染范围，提高污染程度，比如生产各种美容、护肤化学物品等等，都构成了无限度的污染源或污染渠道。"由于人造化学物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说不可或缺，所以，几乎没有人造化学物的未来设想将挑战我们整个生活方式。我们利用它们制造人工纤维以做成我们的衣服，为农业生产氮肥、除草剂、杀虫剂；油漆与清漆，家用吸尘器与喷雾器；装修家庭和办公室用的地毯与家具装饰品；而且，长话短说，从家用塑料容器到医疗设备到汽车车身，塑料无处不在。"[4]（P8）
二是核污染，它是人类污染威胁中的最大威胁，切尔贝诺利核泄漏已表明这一点，但人类对核污染及普遍严重性却无意识，相反，在惟经济增长意识中，核工业成为人类物质幸福实现的光明途径。今天，核基地、核反应堆，核电站遍布于世界各地，其中大多数可能与我们的生活场境相毗邻。放射性污染时刻威胁着人的生存环境，我们无不生活在核污染的胁迫中，却对此缺乏警惕。不仅如此，核工业排放的放射性、化学物质和废热，对人的健康、对环境、对大气的破坏性影响始终是复合性的。
三是生产污染，制造有毒材料（比如建筑材料）、产品（比如用过即扔的生活用品）和排放有毒的废气和废水。
四是生活污染，包括排放有毒气体和制造有毒垃圾，前者如汽车尾气等；后者如塑料袋等生活用具。
在生产和生活中排放出来的有毒气体、温室气体、废水、垃圾，首先污染空气，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最终推动气候发生根本性逆转，促使气候运动变换的时空韵律丧失。其次是消解自然界的自净化力，导致整个地球生物链失律，生物多样性发生灾变，并潜在地改变地球与宇宙之间的有序运动。因为地球与宇宙之间的有序律动是通过大气、水和太阳能幅射三者协调运作来实现的。水和大气的互动循环，
直接影响地球对太阳能辐射的接收或屏蔽，由此最终改变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生物链条。同时，空气和水污染将导致土地污染。空气、水、土地三者的污染，不仅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促发各种流行性疾病的全球性传播，而且也形成同一种层累性力量而推动气候加速逆生态化。
恢复气候·治理灾变环境的整体思路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的层累性集聚，才导致气候逆生态化，推动环境灾害频发。因而，治理灾变环境灾害，必须恢复气候；恢复气候，必以减排和化污为基本途径。
减排和化污，其前提是必须寻求一种真正的共识。因为气候逆生态化问题进入人类视野已半个世纪，在西方发达国家，以治理气候为核心任务的环保革命，也走过了半个世纪，为当代人类全面治理气候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发达国家治理气候的主要实施方式，就是减排。减排，当然是抓住了治理气候的关键环，但气候逆生态化本身不单纯由排放所造成，也与污染直接关联。所以治理气候需要从减排与化污两个方面进行。因为气候作为一种天气过程，其运动变化的实质就是大气的吐故纳新。大气吐故纳新的过程就是二氧化碳、甲烷、氮、硫化氢和氨等各种气体与大地、山脉、江海河流、地球生命以及其它固体物质之间通过太阳辐射作用而相互排放与吸纳的光合过程，这一过程应达成动态平衡。正是排放与吸纳之间所保持的这种动态平衡的光合过程，才使气候的运动变换获得周期性的时空韵律。大气中各种微量元素与大地、山脉、江海河流、地球生命以及其它固体物质之间通过太阳辐射作用而相互排放与吸纳的光合过程如果处于非平衡状态，就会形成气候运动变换丧失自身时空韵律。气候运动变换丧失自身时空韵律，直接来源于大气中各微量元素的排放与吸纳之间丧失动态平衡。导致排放与吸纳之间丧失动态平衡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排放大于吸纳。形成排放大于吸纳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一是当吸纳能力不减弱且保持原动态平衡状态，但由于地球世界向大气排放的量和排放的速度超过原本的限度时，必导致排放大于吸纳。二是当排放速度和排放量保持原本的动态平衡状态，但地球吸纳净化二氧化碳等微量元素的能力减弱时，也会造成排放大于吸纳的状况出现。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这种打破二氧化碳等微量元素排放与吸纳之间动态平衡的状况一旦持续展开，就会出现排放大于吸纳。排放大于吸纳一旦形成持续状态，就造成气候逆生态化，即气候失律。以此来看，气候逆生态化实际上是由排放无度与吸收不足、或曰污染过度与净化弱化所造成。
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恢复气候、治理灾变环境无疑需要减排，并将减排作为其基本任务，但更需要化污，即吸纳净化污染应该是恢复气候、治理灾变环境的治本之法和根本任务。
3、恢复气候·治理灾变环境的减排要略
恢复气候、治理灾变环境、的首要任务是减排，减排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大气浓度达到促进气候恢复自身运动节律。
构建协作减排伦理原则·设计排放分配方案 减排，一直是政府间气候委员会关心的头等大事，连续十八届世界气候大会均围绕如何全面实施全球范围的协调减排而展开，而且不少国家已在实施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整体看，其减排努力并没有在全球内达到预期的实施效果，其根本原因仍然是减排所涉及的根本利益没有得到最佳程度的解决。这表明，国际协作减排的真正成功，需要切实解决减排所涉及的根本利益问题，其首要前提是必须寻求确立具有普遍指涉性的协作减排的伦理原则，即根据气候正义的基本原则，整合发达国家的"排放总量"要求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要求，设计以"权责对等－代际公正"为根本准则和基本导向的全球协作减排行动框架。这需要首先解决如下两个问题。
首先，全球减排所遭遇的根本性阻碍，是气候正义原则得不到全面的落实，在认知上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把减排看成是义务，而不是责任。既然不是责任而是义务，那就是可为或不可为之事。但实际上，减排对于任何国家讲都是一种存在责任而不是义务。二是在这种错误义务观支配下，每个国家都希望通过减排的方案设计而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基于这种主观的想望和设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协作减排所设计的排放分配方案就出现各执为政的分裂状态：以国家为单位来设计"排放总量"的分配方案，无疑对发达国家最为有利；以"人均排放"标准来设计排放方案，当然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这两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分配方案，最终不能走向综合的根本阻碍因素，恰恰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准则。打破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准则，寻求以减排为全球化的平等责任为认知出发点，以利益配享的权责对等和代际公正为根本伦理原则，来构建能够达成普遍共识的伦理诉求和分配方案。
以权责对等和代际公正为根本伦理原则，从两个维度揭示了协作减排将如何可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与正义。权责对等伦理原则，讲的是气候分配、协作减排的代内分配公正，即享受多少权利，必担当多少责任；反之，担当多少责任，必享受多少权利。协作减排的代际分配公正，是指代与代之间享有多少权利，亦应该担当多少责任。
其次，以权责对等和代际公正为基本伦理原则来设计全球协作减排行动方案时，必须从两个维度入手来进行整体权衡，并设计出客观、公正、普适和具有全面激励功能的行动框架：
第一，确立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担责原则，这是全球协作减排的前提原则。全球协作减排是针对现实论，但根据历史担责原则，对当下之前的历史进程中那些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国家，必须担当污染大气的责任。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担责原则，是对"谁污染谁付费"的问责伦理原则和"谁受害谁得益"的补偿伦理原理的整合化实施原则，即在过去的大气污染的历史进程中，谁向大气层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谁就要为此而付出多少费用来补偿遭受污染的受害者。
第二，在确定全球排放总量的前提下，应该根据完全平等原则和比例平等原则，按照人口和人口空间分布密度相结合的方式来制定排放标准，分配排放指标。以人口为基准，这是贯穿普遍平等的原则，因为污染的受害者和排放的受益者最终是人，人应该是制定排放标准和进行排放指标分配的主体，无论是发达国家的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都是平等的，在享受大气资源这一点上必须平等。以人口分布的空间密度为参照系，这是体现比例平等原则，因为大气不仅是全球化运行的，同时也体现了地域性，即在同一时间内，不同人口密度的生存空间所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量是不同的，其特定空间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会不同，城市与乡村、都市与中小城市上空存在着二氧化碳浓度差异，是其最好的说明。为确保全球大气与局部空间大气保持大体协调，也为使每个人生活中大气污染度能够降低到平均状态，在完全平等的人口原则基础上考虑人口分布的空间密度问题，这应该是对排放标准和排放指标分配的最为公正的设计。
协作减排的实施范围 以权责对等和代际公正为根本的伦理原则，探索构建并实施减排方案，需要国际通力协作，更需要国家自身的整体社会动员。
减排需要国际通力协作，是因为气候是全球公共产品，气候逆生态化动摇了整个地球生命的存在安全和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根基，恢复气候是每个国家的责任，而不是义务。每个国家无论贫富，都必须在平等的框架下担负减排的气候责任，任何国家都没有任何借口和理由而拒绝减排，更不能以任何借口或理由而对减排提出不平等的特殊要求。
减排需要每个国家必须进行整体社会动员，是因为大气运动也具有区域性和国家特征。比如灰霾作为气候失律的极端灾害形态，它在20世纪50年代袭击伦敦，但伦敦经过50多年的治理却使其上空重新获得清朗与阳光。60年之后的2013年，灰霾却出现的北京上空，而且席卷143万平方公里的天空，从此灰霾常驻中国而难以离去。这表明气候虽然是全球公共产品，但它仍然具有地域特征，并且气候逆生态化始终体现其地域风貌。因而，恢复气候同样需要地域性努力，需要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并根据本国的气候状况而做出体现国家要求的减排要求。
从整体上讲，气候逆生态化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全球气候逆生态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以及国家范围的不同区域中人口基数的大小、人口密度的大小和人口增长的速度不同，所体现出来的气候逆生态化程度（包括密度、强度、广度）会有所不同；二是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以及国家范围内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同，亦会形成气候逆生态化的广度、密度、强度不同。三是不同国家以及其国家范围内不同区域发展的重心和方式不同，也会形成气候逆生态化的程度不同。
气候逆生态化的地域性特征，要求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减排，不仅涉及到区域与区域、地方与地方的通力合作，也涉及到社区与社区、家庭与家庭的通力合作，更涉及到个人与个人之间在减排方面的通力合作。"在西欧国家，每户人家只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大约13%，他们的私人轿车排放量占14%，总共：27%。其余的，也就是说73%，应列入个体活动，农业以及第三产业。"[1]（P252）由此不难看出，个体行为对气候的影响，才是最实在的和最重要的影响。所以，为恢复气候而实施减排，必须调动个体能动性。
实施协作减排，还客观地存在着产业范围问题。在国际和国家两个维度上，协作减排广泛地涉及到每个产业领域，工业（包括核工业和军工业）、农牧业、商业、服务业、交通业、电信业、航空业、旅游业等等，每个领域都必须参与减排，并且各个领域应在权责对等和代际公正的伦理原则指导下，展开通力合作，进行有效减排。
客观论之，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最严重的领域不是工业，而是生活和消费领域。因而，必须在日常生活和消费领域展开人人自觉地减排，并人人养成减排的自觉习惯，这才是减排实现社会整体动员的根本体现。
协作减排的宏观要略 《京都议定书》设计了三种减排机制：一是联合履约（JI），即发达国家之间通过项目级的使用，在发达国家缔约方之间转让项目取得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二是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减排、并获取温室气体减排量。三是排放贸易（ET），即发达国家内部开展缔约方之间的温室气体减排贸易。要很好地落实《京都议定书》所设计的这三种减排机制，须在全球和国家两个维度上构建并实施如下减排要略：
首先，人口是高碳排放的基本方面。人口增长速度越快、人口数量越大，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就越大；反之，人口增长速度越慢，温室气体排放量就越小；人口基数越小，温室气体浓度将会越低。根据人口增加量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之间的变动关系，全球协作减排应该建立起世界预测人口基准。因为以人口为排放配额分配标准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有可能潜在地制造人口增长激励。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构建世界人口预测基准，使其排放配额固定于预计的人口规模上，以此世界预测人口基准促进国家自动减排。
并且，国家范围内减排要得以全面落实，也需要严肃地考察人口问题，制定人口减排实施战略：首先应在宏观规划维度上构建国家预测人口基准，这应充分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应充分考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障等宏观因素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二是应充分考虑人口基数。其次应在国家预测人口基准的大框架下，构建地区间人口预测基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其三是确定国家人口排放总量，并在实施总量控制的大框架下，落实人均排放量战略，并且每个地区的人口排放量不能超过其人均排放量。
其次，由于减排涉及利益，并会形成利益冲突和斗争，因而，减排的协作应围绕利益共享、利益共赢和责任共担而展开。为保证此三者得到全面实施，国际协作减排需要与世贸组织及其它国际组织进行整合构建一种激励－规范机制。
具体地讲，应该将减排纳入WTO运行机制，用WTO机制来带动、约束、促进全球减排。与此同时，更应该完善和健全国际法，加大国际法庭的权力范围和权力功能，将全球协作减排纳入国际法的规范保障范围。
其三，加大联合国的功能。联合国应统合各国际经济组织，建立国际碳税制度，包括国际碳税立法制度、国际碳税司法制度、国际碳税征收制度和国际碳税使用制度。创建国际碳税制度，无论是对国际协作减排还是对人类未来存在和可持续发展来讲，都意义重大。
第一，人类的未来就是一个地球村，联合国才是最高的国家。然而，标志联合国具有地球国家功能的根本因素有三：一是具有健全的政治制度，三是具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三是具有健全的经济制度。从政治、法律、经济三个维度入手来重构联合国，提升和完善联合国的功能。创建国际碳税制度，恰恰是以此为切入点来创建统一、规范的国际经济制度，这是全球协作减排必须解决其利益冲突和矛盾的根本方法。
第二，创建国际碳税制度，实施碳税征收，可以通过碳排放价格，市场自己会找到问题并找出解决的答案与方法，有规范地促进具有成本效益的减排措施的有效实施。
第三，创建国际碳税制度，在联合国专设国际碳税征收机构，可以加大联合国的权能。"如果能够对二氧化碳开征每磅半分钱的碳税，每年可以产生3000亿美元的收入，是今天全球援助资金的三倍，全球军备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笔钱是存在的，毫无疑问，但前提是能够回答下述一些问题：谁来控制这笔资金？"[5]（P150）由联合国专设机构向各国征收碳税，可为联合国展开正常、高效的国际事务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增强联合国的独立功能，使联合国能够摆脱个别强势国家或利益集团的掌控和羁绊，具备独立地行使领导国际社会走向全面和平和共同繁荣道路的权力。
第四，创建国际碳税制度，由联合国专设机构向各国开征碳税，只能运用于如何有效促进治理气候、恢复气候逆生态化的所有活动和事业。
第五，创建国际碳税制度，向世界各国开征碳税，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排放的历史成本的支付，需要通过碳税的方式来体现，即把碳的历史排放纳入碳税的缴纳范围，这是碳税征收公正的必须考量和必然体现。二是确定当代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碳税比率。三是确立碳排放的底线，即在怎样的排放量上才开征碳税。只有同时考量并切实有效地解决如上三个问题，碳税征收才是平等的和公正的，才体现普遍的道德。
其四，为有效促进全球协作减排行动方案的全面实施，应创建国际社会碳排放交易机制，并在此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规范下，创建统一规范的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和国家碳排放交易市场。创建统一规范的国际和国家两个维度的碳排放机制和交易市场，其目的都是为了全面促进减排。基于这一目标，国际和国家两个维度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和交易市场的创建，必以明确碳排放总量、并构建起总量控制机制为绝对前提。
3、恢复气候·治理灾变环境的化污要略
恢复气候，就是通过降低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来恢复气候运行节律。降低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当然需要减排，但治本之策应该是重新恢复地球的自净化力，以增强大气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吸收能力。这需要从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努力。
恢复地球的自净化能力 从自然方面努力，就是恢复地球的自净化能力，以增强大气对温室气体的吸收能力。这需从两方面下功夫：
首先，应全面恢复地球承载力。地球承载力实际上是指地质结构承载力和地球表面承载力，前者是指区域性的地质结构容量，它意指任一区域的地质结构所承载的重量都是有限度的，天体运行和地球构造活动本身就设计好了它自身承载重量的限度，在其限度内，该区域内的地壳、地体、山体等获得较高的自稳定性；反之，其地壳、地体、山体，就丧失其自稳定性，地震、海啸、山体崩滑、地裂、地沉等地质灾害现象就会频繁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现象一旦发生或频繁发生，就会严重影响地球表面性质的稳定性，比如造成荒野、湿地丧失，森林或草原锐减、大地植被破坏、江河断流或污染等等，这些因素的剧变最终影响地球生命对二氧化碳等微量元素的吸纳能力。
其次，应全面恢复地球表面的吸纳能力。"地球表面"由山脉、海洋、江河、草原、森林、湿地、荒野、耕地等构成。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速了对山脉、海洋、江河、草原、森林、湿地、荒野、耕地的破坏，从而导致了山脉、海洋、江河、草原、森林、湿地、荒野、耕地等地球表面的温室气体吸收能力和化解其它废气物的能力不断降低，并且在某些方面、部分地区、个别领域出现了温室气体吸收能力和化污能力的全面丧失。因而，要全面恢复地球表面吸纳二氧化碳等微量元素的能力和化解其它废弃物的能力，必须从如下方面努力。
一是净化海洋，畅通江河、湖泊，使海洋、江河、湖泊彻底去污染化，恢复海洋、江河、湖泊对陆地、对大气的生境吸纳功能。
二是努力扩大森林、草原、大地植被的覆盖率，全面恢复森林、草原、植被对大气的生境化吸纳功能，抑制大地的沙漠化和土地的退化，恢复土地的有机功能。
三是维护湿地，保护荒野。湿地，不仅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而且还稳定地球生态系统，为生物多样性提供必须的生境功能。更重要的是，湿地是地球的净化器，它始终在默默地吸纳着来自于各方面的污染物，净化自然环境生态，降低地球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
四是应该中止或最大限度地控制对地面、地下资源的掠夺性开采，让大地以及地球上的水体休养生息。这是全面恢复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等微量元素吸收能力和地球净化能力的根本措施。
全面提升人类活动的化污能力 地球是生命的母亲，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水是生命的灵魂。大海是地球调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球生物圈的关键区域，"任何人都不知道打扰生物圈的这一关键区域会导致什么样的危险"。[6]（P113）不打扰海洋，维护地球生境、保持水的天然质量，需要人类从生产和生活两个领域杜绝污染源。
要从生产和生活两个领域杜绝污染源，首先应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征服、改造的存在观和生存观，学会重新向自然学习、重新适应自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人类进化得宜于气候变化的激励："板块漂移所形成的东非大裂谷在这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伟大的生物多样性在这个裂谷中形成，但与过去一样，它们由气候的不稳定性和持续性变化支配。这种外部紧张是人类进化的引擎，人类祖先大约在1000万年前东非高原的大面积变冷之后开始进化。"[7]（P30）物种生命进化所表现出来的是竞斗，但在本质上却是适应。在异常酷烈的生存环境和高温的气候条件下，本没有特别武装的人类先祖，必须学会适应剧变的环境，学会适应酷热的气候，"人类早期所形成的一些其他特征也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与更强大的食腐尸动物竞争需要它们具有长途奔跑的体力。在东非的炎热气候条件下，这使它们的体毛脱落。裸体和一种特殊的蒸发系统（以汗腺为基础），使它们能够在高温下体力消耗期间保持热平衡。"[7]（P30）适应自然的根本前提就是以自然为师，向自然学习。向自然学习，必须尊重和敬畏自然，吸取自然的大智慧，遵循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向自然学习，就是通过学习自然而再造人性，再造体现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人性要求的存在观、生存观、实践观，为恢复气候时空韵律而努力。
其次，应着手解决人口增长与地球承载力之间的严重分裂状况，寻求构建人口增长与地球承载力之间的临界点，将人口增长控制在地球承载力的临界范围内，使地球承载力始终充满生境张力。
其三，应重建人类可持续生存发展的低碳化能源体系，这既是增强对二氧化碳等微量元素的吸纳能力的有效方式，也是提升整个地球化解各种有毒气体和废弃物的基本措施。重建低碳化能源体系的基本途径有三：
首先是调整能源结构，这是降低污染、减少排放的广泛社会方式。
调整能源结构，是对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大能源予以调整。一是火电能源。"在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中，火电厂是最大的集中排放源。在美国，火电厂的二氧化碳占总排放的1/3；在中国，火电厂排的二氧化碳接近其总排放量的1/2。所以，控制火电厂是人类减少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层的最有效的措施。"[8]（PP1－2）二是煤能源。煤燃烧有60%－70%的成份变成了温室气体（CO2），而且还释放出大量的SO2和烟尘。[5]（P59）三是核能源。在人们的经济思维世界中，核能源是一种好能源，但在实际上，核能源和水电能源一样是最危险的能源，因为它本身就构成更大的污染风险。所以，在低碳能源的开发战略制定上，要尽可能控制核能和水电能源的开发。
其次是改进现有能源使用方式，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探索低耗能的生产方式代替密集型的能源生产方式；二是探索低耗能的生活方式代替密集型的能源生活方式，以减少能源使用，提升能源效率。比如改变规模扩张的城市建设模式，探索功能建设导向的城市建设方式和资源输出的城市发展方向。再比如，全面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减少个人使用小汽车，并同时配套征收单人驾驶小车出行的公共资源消耗费……等等措施，就是构建低耗能生活方式的基本做法。
其三是探索和开辟低碳化的新能源方式，这是化解各种废弃物和各种污染、降低二氧化碳等微量元素的重要社会方式。
探索和开辟低碳化的新能源方式，首先是发展生物质能源体系，提升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体系中的比重，改变能源结构体系，减少单位能源供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强和提升整个自然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的化污能力。从发展角度讲，"生物质能源会在全球能源系统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能会在未来50年内占到全球能源供应的1/5。"因为在大自然世界里，"既有导致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的生物质能源系统，也有零排放的生物质能源系统，甚至还有能一边生产能源一边清除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生物能源系统"。在这方面，瑞典是最成功的典范。2005年始，瑞典使用了40万光焦耳（400PJ）的生物质能源，其"大多数的生物质能源来自林业，树枝、树冠、黑液、碎木块、树皮、伐木时产生的余料等林产业剩余物，也有些来自稻草等农业副产品、各种能源作物，例如柳树，还有从小麦提取的乙醇，从油菜籽提取的柴油等。"[5]（P46）
探索和开辟低碳化的新能源方式，还应该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海洋水能等天然能源，综合开发太阳能、风能、海洋水能等天然能源体系，这既为大大降低碳排放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更为整个自然界恢复其化污能力提供全新的平台和动力。因为"通过整合能效，诸如使用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在化石燃料与生物质燃烧时引入碳捕获措施，我们可以将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降低到前面提到的可能浓度（甚至低于350PP）。"[5]（P65）
其四是从两个方面探索和创建低碳化的技术体系：一是围绕天然能源的开发而创建新技术体系，具体地讲，应该围绕开发生物质能源体系和太阳能、风能、海洋水能等天然能源体系而发展低碳化的新技术体系。二是围绕碳的捕获与储存而发展碳捕获与碳储存技术，因为"碳捕获量可以显著地降温室气体排放，又不会引发环境风险。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有利于让应对气候挑战中最可能受损害的利益团体----煤炭工业与煤电企业，参与到减排中来，不再是问题一部分，而是解决的一部分。这也会让气候政策不那么有争议性，更容易实现，从而实现有实质意义的进展。"[5]（P59）
其五是全面提高各种生产技术和生活技术，降低能源强度，提高对二氧化碳及其它污染物的吸收能力。能源强度既指单位CDP产出的能源消耗量和污染度，也指单位生活消费的能源消耗量和污染度。
提高生产技术，降低能源强度，主要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开发产品深加工与清加工；二是提升能源利用率。目前，我国的总体能源利用效率只达到33%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其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倍－3倍。由此可以看出，全面提高各种生产技术、降低能源强度的空间巨大。因为，生产技术越低，单位产出的耗能量就越大，其污染度亦越大。比如，汽车排放出来的废气与其耗油量大小成比例关系，并且，汽车排污技术的高低与它直接排放出来的有毒污染物的多少同样成比例关系。家用电器亦是如此。所以，全面提高各种生产技术和生活技术，降低能源强度，不仅是提高能源利用率的基本方式，也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和净化各种污染的重要方式。
其六应实施社会整体动员战略，放弃高碳化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重建低碳化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其首要任务是重建生境主义的和低碳化生存的价值体系、认知体系和行动方式，引导人们构建适应气候的生存态度和生活方式，改变浪费和铺张的生活习惯。[9]（P91）
改变浪费和铺张的生活习惯，需要向自然学习，并在学习中学会在更广泛视野中适应自然。比如，抵御寒冷的能力，首先涉及的是适应问题。南方冬天没有取暖设备，但并不等于南方就不冷，更不等于南方冬天的气候就一定没有北方取暖季节的气候低。从南方人对气温的承受力角度看，北方的取暖时间是可以缩短的：根据南方人可以零度的气候水准上自然生活这一事实，北方的暖气开放时间可以往后推移半个月或一个月，而且，其停止供暖的时间亦可以提前至少半个月，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所需要改变的只是生活习惯。而这一生活习惯的改变，不仅可大大节约能源，而且可极大地降低污染和碳排，北方的严重雾霾，可以得到极大的缓解。又比如，根据人的体温，自然温度在28.C-30.C是可以忍受的,因而可以气候立法的方式规定,无论是办公或者家庭,夏天空调至少应调整28.C以上。这其实同样是通过改变人的生活习惯而改变生活方式，使我们的生活低碳化。再比如，如果我们改变一下吃高热量之动物食品的饮食习惯，减少肉类制品，这就会使整个生活世界大大降低排放和减少各种污染。
其七应从制度、法律、政策、道德、经济等方面展开综合建设，以全面推动利用厚生的可持续生存和简朴生活。
探索利用厚生的可持续生存和简朴生活，应该从消费行为入手。首先是进行全社会整体动员，重建简朴生活的道德导向系统和法律保障系统，构建过度消费就是犯罪的生存理念。其次应将节约和简朴作为国家准则，以引导整个社会养成厉行节约，简朴生活的风尚。其次应该将消费纳入碳税体制之中，推行累进制的能源消费税和奢侈产品消费税，这是降低污染和排放的有效方式，也是气候消费的公正方式，即谁在温室气体和污染排放方面消费得多，谁就应该付费，以此来补偿少消费和无能力消费的人们，这是道德的。比如，你习惯于开汽车上下班或做其他事，你向大气层排放了温室气体和其他各种污染，你必须为此而付费，这笔费用作改善环境生态，比如用于发展免费城市公共汽车交通体系，为坐公交车或步行者提供免费服务，使他们获得因不开车而得到应有的补偿，这是公正的，也是道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