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是在已有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三个发展”是解决当代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环境破坏、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等三大环境问题的基本途径，也是我国新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以“三个发展”为主要导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解决我国压缩型、复合型资源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三个发展”不仅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深刻认识到工业化生产方式对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恩格斯曾指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由经济增长、城市化、人口扩张等形成的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剧，产生了诸多资源环境问题。学术界开始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质疑和反思，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发表《寂静的春天》，描绘了由农药污染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引发了关于发展观的广泛讨论。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和《只有一个地球》的学术报告，阐述了国际社会保护人类环境的共识和原则，呼吁各国重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系统阐述了地球资源、环境系统与人口、经济系统存在的矛盾，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对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认为全球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已构成现实威胁，必须改变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开放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启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可持续发展不再仅仅是理论探索，而成为付诸实践的全球行动。
从宏观层面看，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通常被概括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这一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经济发展是基础，环境保护是条件，社会进步是目的。三者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综合体，只有保持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一可持持发展的理论概括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强调发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经济增长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发展的本质和目的是提升人类生活水平，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这一可持续发展内涵是对传统发展方式深入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新发展观。同时，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历程的梳理，不难看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关切在于资源环境问题。如果没有资源环境问题的制约，也就无所谓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资源环境问题的凸显和演化引领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点是资源环境供给的有限性、对基本需求的有效满足和对过高需求的合理限制。进而言之，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无非是地球自然环境系统的组成部分，内嵌于地球环境系统之中。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通过对自然物质系统的改造和影响，形成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新的生态环境。由是言之，可持续发展理论不仅是一种新的发展观，也是一种新的环境观。从环境问题导向的角度看，可持续发展理念主要是针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大环境问题。
一是环境破坏问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以及利用方式的不合理，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成为困扰工业文明的魔咒。早在l9世纪，英国的泰晤士河就由于污染成为一条鱼虾绝迹的河流。1952年12月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短短四天时间就直接导致4000多人死亡，两个月后又有8000多人因呼吸系统疾病陆续丧生。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加速，愈演愈烈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频繁发生的重大环境公害事件，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和人员损失，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也敲响了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警钟，引发了各界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绿色思潮的兴起。这是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出的直接诱因。
二是资源短缺问题。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物质资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面临着不同的资源问题。工业革命前，由于生产方式落后，资源短缺和匮乏主要是由于生产力落后导致的有效供给缺乏。工业革命后形成的机器化、工业化大生产，为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使人类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广空间开发新资源和替代资源。与生产方式巨大变革相伴的，是全球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急剧膨胀，对地球资源的消耗快速增加，资源耗竭和供应不足问题日益凸显。据统计，1950年至2012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从17.1亿吨油当量增长到124.8亿吨油当量，增长6倍。其中天然气消费量从2亿吨油当量增长到29.87亿油当量，原油消费从4.9亿吨油当量增加到41.3亿吨油当量。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据测算，按照可比价格，1973年以来石油价格上涨了6.57倍。1950年-2012年，铁矿石产量从3亿吨增长到18.6亿吨。淡水资源消耗量从1900年6000亿吨增长到2010年4.5万亿吨，整个20世纪世界人口增加两倍，而人类用水量增加了5倍。全球型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常态，80个国家的约15亿人面临淡水不足。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加，更多国家步人工业化进程，全球资源需求还将大幅增长，据预测，2010到2040年，全球能源消费量还将增长56%。由于地球资源储藏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耗竭压力与日俱增，资源的可持续供应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三是气候变化问题。传统的工业文明是建立在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之上的。人类大规模利用化石能源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正在导致全球气候发生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据测算，1750年以来，全球累计排放二氧化碳达1万亿吨。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2013年的396PPM，为过去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1880年到2012年，全球海陆表面平均温度升高了0.85℃，如不加以有效控制，到本世纪末还可能比目前上升2. 6-4.8℃。气候变化导致冰川和积雪加速融化、水资源分布失衡、海平面上升，热浪、干旱、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气候灾害频发，珊瑚礁、高山生态系统、热带雨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威胁，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气候变化问题超出了传统环境问题的影响范围，成为当今世界最新也是最重大的环境问题。
二、“三个发展”的理论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是保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人类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是解决三大环境问题的不断探索。为此，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国际社会先后提出了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并举，这是直接针对三大全球环境问题和我国资源环境实际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具有深刻内涵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针对生态环境问题而形成的创新性发展理念。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图》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认为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以承受的基础上，主张建立一种生态条件“可承受的经济”。绿色经济的本质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能源以及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平衡式经济。绿色经济的概念外延非常宽泛，被认为囊括了生产、生活、生态、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淡水、生物多样性、清洁生产技术、可持续农业、废弃物管理和再循环等诸多领域。从广义上讲，绿色发展的内涵比绿色经济还要宽，其更强调发展而且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狭义上理解，绿色发展主要是指以环境友好的方式推动发展，更侧重于生态环保方面的内涵。主要特征应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坚持生态环境优先的发展理念。就是要坚决摒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将生态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作为推动发展的重要依据，在经济决策中将环境影响全面、系统考虑进去，划好生态环保红线，实现生态优先、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二是形成生态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经济活动总会产生一定的污染和废物，但通过采用新工艺、新技术，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污染物可以减少甚至可以实现零排放。绿色发展要求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的高耗能、高排放产能，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态良好的有机统一。三是崇尚自然环保节约的消费模式。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对社会生产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绿色发展要求既要促进可持续消费，为人们提供合理的生活水准和物质保障，又要坚决反对奢侈浪费，倡导树立环境友好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鼓励提供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服务，鼓励践行崇尚自然、勤俭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在遭遇着严重的生态退化和环境破坏问题，不少地方污染排放远远超出环境容量。根据新的大气质量标准，监测结果显示，2013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共74个城市中，仅海口、舟山和拉萨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1100个城市中，我国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海口排名为830位，北京排名1053位;特别是近年来大范围雾霾天气频发，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和全球关注的环境焦点问题。在4778个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中，水质较差和极差的比例合计59.6%，水质优良的比例为10.4%。2010年底，七大水系国控监测断面中劣五类水质比例为16.4%，国控重点湖泊中劣五类水质占38.5%。上世纪90年代淮河流域五类水质曾占到80%。我国水资源本就匮乏，水污染更加剧资源短缺。目前尚有2.98亿农村人口喝不上安全的引用水。土壤污染和重金属污染加重。环境污染严重危害日益显现，血铅病、癌症在一些地区集中出现，环境群体事件频发，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我国生态环境本来就很脆弱，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中，山地、高原面积占69%，干旱、半干旱区域面积占一半以上，宜居国土偏少，人口和经济高度集中在东南部，粗放发展方式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后果更为严重。必须把栅陕推进绿色发展作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关键举措，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走出一条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双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循环发展
循环发展主要针对解决资源的可持续性问题而形成的发展理念。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首次谈到“循环经济”。波尔丁以当时发射的宇宙飞船为例来分析地球经济系统，
认为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存在，最终它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延长飞船寿命的惟一方法就是要实现飞船内的资源循环，尽可能少地排出废物。同理，地球经济系统如同一艘宇宙飞船，只有实现对资源循环利用，地球才能得以长存。到20世纪70年代，循环经济还只是一种理念，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20世纪80年代，人们认识到，应采用资源化的方式处理废弃物。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循环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大趋势。循环发展，就是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实现从“资源一产品一废物”的不可持续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向“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可持续的循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循环发展要求树立新的资源观，其主要特征包括：一是减量化。传统经济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生产的投入端尽可能少地输入自然资源，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同时，在生产中尽可能利用可循环再生的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二是再利用。即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并在多种场合使用。三是资源化。即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并力争实现废弃物作为资源的再循环，以减少废弃物最终处理量。
我国人均资源禀赋较差，石油、天然气、煤炭、淡水、耕地、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人均占有量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701、67%、28%、43%、17%左右，由于国内生产无法满足需求，国际市场依存度逐步提高，2011年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已达56.7%、56.4%。同时，我国资源产出率偏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约为日本的4.5倍、美国的2.9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单位水耗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2010年，我国资源产出率初步核算约3770元/吨，仅是日本的1/8，英国的1/5，德国的1/3，韩国的1/2，我国以占世界10%的国内生产总值消耗了全球约20%的能源、53%的水泥，47%的铁矿石，45%的钢，44%的铅，41%的锌，40%的铝，38%的铜和36%的镍。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发达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到2020年，预计我国人口将达到14亿，城镇化率达到60%，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还将大幅增加。
满足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需求，保障我国资源安全，必须大力推动循环发展，提高资源产出率。要从农业、工业、服务业各产业，城市、园区、企业各层面，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发展模式。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延长或拓宽产业链，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循环;根据产业间技术关联度，通过物质、能量、信息、基础设施集成，链接、拉长或扩大产业共生链条，实现动脉和静脉产业相结合，形成互补互动、共生耦合的产业集群，实现产业园区或区域内资源的循环;通过在全社会层面把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生产和消费有机结合，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实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
(三)低碳发展
低碳发展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气候变化威胁凸显了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不可持续，引发了人类社会对自身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最早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概念，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低碳经济是以控制碳排放为目标，通过削减化石能源消费、发展非化石能源、增加碳汇等手段，使碳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模式。低碳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以较低的碳排放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不是把减少碳排放作为最终目的。低碳发展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一是全球性。由于碳排放引发的气候变化效应是全球范围的，因而低碳发展的要求也是全球性的，发达国家应发挥表率作用，率先大幅减排，并由于其排放历史责任而负有为发展中国家低碳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义务，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下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二是阶段性。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低碳发展的要求和内涵也不同，发达国家应通过低碳发展，实现绝对排放量的大幅减排，发展中国家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排放总量还可以适度增加，但要通过低碳发展和后发优势，实现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提高碳生产力。三是前瞻性。低碳发展，既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要求，也是国际技术和经济竞争的新领域和制高点。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低碳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低碳产业和低碳技术正在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内容。低碳发展不仅关系到各国的能源安全、生态安全，也将极大地影响到各国的核心竞争力。正基于此，低碳发展已从履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义务，逐步转变为各国着眼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
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已开展了20余年的谈判进程，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并就控制全球温升不超过2℃达成政治共识。我国低碳发展在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也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国内压力。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目前总量已居世界第一位，超过第二排放大国美国44%。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谈判中要求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减排的呼声增大。另一方面，加快低碳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我国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近十年，我国因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的年均经济损失达2000多亿元，年均死亡2000余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低碳发展采取的政策措施与我国推动科学发展的政策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优化产业结构，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这不仅是对人类生存和长远发展负责的需要，更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自身需要。
综上所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针对不同环境问题提出的创新性思想，三者各有侧重又密切联系，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协同，共同构成一个包括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途径、发展结果在内的统一整体。“三个发展”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国过去三十年的工业化道路，浓缩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发展进程，也使在发达国家依次出现、逐步解决的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爆发，呈现压缩型、复合型特征。随着我国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变化，实现现代化目标已不可能再沿袭传统发展模式，必须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并以超常规的生态环境战略解决超常规的资源环境问题。“三个发展”并举的理念，正是在这种时代要求下，针对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新问题深化认识而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是解决新时期我国压缩型、复合型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创新探索，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内容。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加快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已成为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也是破解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难题的必由之路。
(一)围绕“三个发展”完善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大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为此，应以“三个发展”为基本要求，着力抓好以下三点：
一是更新发展理念。坚决破除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规律，把绿色、循环、低碳作为最重要的发展导向和衡量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同时，推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转变，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是健全发展制度。以加快建立健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制度为基本内容和主要抓手，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制度，健全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增强制度兼容性和协同度，形成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合力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坚持强度控制和总量控制相结合、政府监管和市场引领相促进、政策激励和制度约束相统一，建立涵盖生产、消费、废弃、回收、再利用等各个环节的全方位制度体系和法规标准。加快建立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三是完善发展战略。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主要方向，制定我国可持续发展中长期战略，明确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目标体系的无缝衔接，破除制约“三个发展”协同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目标协同、任务协同、政策协调，明确我国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二)围绕结构优化实现“三个发展”深度融合
“三个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推进“三个发展”，特别是实现“三个发展”深度融合，要抓住结构调整这个“牛鼻子”，特别是要大力推动区域、产业、能源三个关键领域结构优化，着力构建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全国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完善区域发展政策，合理控制开发强度，调整优化空间结构，逐步形成与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坚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二要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决定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碳排放水平的关键因素。要加快调整三大产业结构，提升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大力发展节能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再制造产业、环保产业、低碳产业，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快重大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示范和推广应用，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
三要优化能源结构。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和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和碳排放大幅增加的重要因素。大力推动能源节约和结构优化，是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加快推进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确保安全基础上发展核电有序发展水电，加快开发风电，推进太阳能多元化利用，因地制宜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到2020年，使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达到15%。
(三)围绕改革创新形成“三个发展”动力机制
以加快形成有利于“三个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倒逼机制为目标，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
一是完善目标责任制度和评价考核体系。发挥节能减排低碳约束性指标“指挥棒”作用，健全科学规范的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制度。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节能潜力、环境容量及国家产业布局等因素，科学合理分解全国节能减排低碳目标，加强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加大考核结果的应用，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告，接受社会监督。加大力度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健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根据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的评价考核制度，淡化GDP考核;建立领导干部任期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责任制和问责制。
二是健全节能减排低碳经济政策。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作用，支持鼓励类产业加快发展，控制限制类产业生产能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发挥财政政策激励作用，对实施节能技术改造、污染物减排能力建设给予财政补助，制定鼓励节能低碳绿色产品消费的补贴政策。加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确保用于节能环保低碳、循环经济、生态修复等方面的财政支出的增长。建立和完善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制度。
推动建立开发与保护地区之间、上下游地区之间、生态受益与生态保护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发挥税收和金融政策的调节作用，出台节能节水环保设备所得税优惠政策，完善资源综合利用所得税、增值税优惠政策，对不同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实行免征、即征即退、先征后退的增值税优惠。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调整煤炭、原油、天然气的资源税税额标准，调整不同排量乘用车的消费税税率，调整抑制“两高”产品出口的税收政策。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和碳税。推广实施绿色信贷、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巨灾保险等政策，进一步提高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信贷门槛。发挥价格和收费政策约束作用，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居民用电阶梯价格，电价随用电量增加呈阶梯式逐级递增。全面推行燃煤发电机组脱硫、脱硝电价政策。实行差别电价政策和惩罚性价格政策。完善污水、垃圾处理费政策。
三是发挥市场化机制作用。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中的作用，建立节能减排控碳的长效机制，以最小化成本实现“三个发展”目标。近年来，我国已在合同能源管理、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等方面开展实践，取得了积极进展。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节能减排降碳市场化建设，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
四是强化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坚持以技术进步引领和驱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技术升级，加强相关领域基础研究，推动技术升级从引进为主转向自主研发为主，明确科技攻关的重点领域，加强成熟技术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产业化示范，发挥后发优势，加强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可持续发展产业技术体系，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降低碳排放提供有效手段。
五是完善治理模式。围绕推进”三个发展”，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系，完善治理模式，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全社会参与能力和水平。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着力构建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公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公共治理格局。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组织结构，强化政府在“三个发展”中的责任和管理职能，发挥政府主导力，提高政府可持续发展决策与管理能力。强化企业在“三个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推动企业提高转型发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提升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水平，大力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精神的教育培训，加强相关科普宣传，引导公众形成理性消费和勤俭节约的消费习惯，发挥媒体等舆论监督作用，构建“三个发展”政策和行动的社会监督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