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欧洲不如救己，因为如果欧洲自己不恢复信心，不回归增长，那么救助将是一个无底洞。其次，欧洲对于中国的救助并无诚意，反而有戒心。其三，由于全球经济增长陷入困境，经济全球化越来越趋于经济国家化，中国享有的经济机遇期正在消失，自身面临的问题正在显现，如果中国自己不救助自己，将来没有国家会救助中国。
首先，中国面临自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自加入WTO后，经历了10年大发展时期，但中国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自身内在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发展的结果。所以中国发展受制于全球经济体系和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成为它们在全球资源配置结构中的一个廉价生产基地。这种增长模式对中国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大量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涌入，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另一方面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发展的片面性，10年中，中国忙于为别国打工，提供廉价的商品以赚取外汇，忽视了自己的发展，以至于能源被过度消耗，环境被极度破坏，劳动力被廉价剥削，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经济处于低端，缺乏核心技术，主动权掌握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它们掌握了利润的大部分。同时，随着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全球债务危机，全球需求的下降，中国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优势为基础，以消耗能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以加工出口，依赖外需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正是由于以上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性和紧迫性，首先是将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由外资渐渐转为内资，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财政收入已是全球第二大国，这是中国转型的物质基础。其二，经济增长从外需转为内需为导向，由于全球需求的崩溃，以及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继续以外需出口拉动为引擎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不可能，必须依靠自己产生的蒸汽动力前行，逐步从内部的活力中取得新的发展动力。其三，在全球产业链中，加速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抢占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这既是突破全球经济增长困境的关键，也是决定谁将引领世界经济的关键。
其次，中国面临自身国民经济体系和内部经济循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以此确保经济的独立性。之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所以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应考虑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延伸，将沿海地区趋于过剩的经济成为中西部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就如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引入，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无疑中西部的发展，将带动中国内需市场的发展，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性结构。历史上，美国经济发展开始集中于东部13个州，带有很大的殖民特色，是欧洲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之后随着中西部的开发，使美国经济摆脱了殖民经济的地位，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对此中国经济发展下一轮变化，向中西部的延伸将使中国经济形成自己的内循环系统，摆脱对外循环系统的依赖，同时由此使中国经济呈现第二波和第三波的发展。 沿海地区作为第一梯队，将专注于高端产业，而中西部作为第二和第三梯队，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投资热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到时候中国经济体将扩大两倍到三倍，中国经济的繁荣也将再持续20年到50年。
最后，中国面临自身社会结构的转型，对此正如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讲的，“无论何时何地，国家的幸福同人民的知识，道德和勤奋总是成正比的，财富也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但是个人的勤奋与节俭，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的行政管理与外交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等方面的支持，那么是绝对不会取得任何重大成就的。”在过去30年，中国社会结构的改革明显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经济结构来看，目前中国存在外企，国企和民企三种类型企业，它们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营模式，但又处于同一市场上竞争，如何协调三者的关系是下一步值得思考的。其次，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经济增长成了富人们的游戏，以劳动者为代价，把收入和财富转移到有产阶层。所以中国下一步要将民生和以人为本作为社会结构改革的重点，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变，从GDP投资为主导向包容性增长为主导的结构转变。政治结构方面主要涉及到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国家治理，使政治更加民主，透明和公正。
面对欧洲债务危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困境，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政治动荡，中国应该选择走出去，还是选择走回来，立足自己呢？拯救欧洲还是拯救自己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务，从资本输入国成为输出国，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点计划，试图带领美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但遭到欧洲列强的抵制。随即美国选择重返孤立主义政策，把精力用于国内发展，提出美国的政治就是做生意，由此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大转型，大变革和大繁荣的时期，史称“柯立芝繁荣”，它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十足的发展，美国人民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为后来美国走向国际舞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中国与一战后美国所经历的情况非常类似，对此中国可以借鉴，显然中国只有首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自己把自己拯救了，才能拯救别人。中国只有首先走回来，立足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能更加好地走出去。
简介：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通讯地址：杭州延安路511号元通大厦631室, 31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