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2011年底撰文反对“革命”，顿时舆论沸腾。其实，这一话题并无新意。十多年前，李泽厚、刘再复就有《告别革命》一书的出版，试图对中国近代史进行重新回顾。相比之下，韩寒的文字显然肤浅得多。不过，中国刚刚出了一个乌坎，韩寒博文又以“群体事件”发端，有着明确的针对性。更有意思的是，韩寒不仅获得了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赞扬，也受到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左右两派能有如此之“和谐”，在近十几年意识形态的口水战中实属罕见。
为此，我在《金融时报》中文版上发表了一篇《中国的革命恐惧》，指出韩寒以中国人素质低为由而反对革命，主要是因为没有跳出自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思想框架，总觉得中国的进步是建筑在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的基础上。殊不知，从小岗村到乌坎，这些农民之所以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制度创新，并非由于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而是他们成功地运用乡土文化资源自发组织“群体事件”。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小岗村对改革的象征意义，一直被解读为突破大锅饭、按市场规律办事等等。但是，人们一直忽视了小岗村的行动首先是个“群体事件”。改革了三十年，中国知识界对“群体事件”的制度创新意义几乎没有讨论。而欧洲和日本在检视自己的制度生成时，这方面的研究则汗牛充栋。正是因为对小岗村的意义未能充分挖掘，中国知识界对乌坎事件多少有些措手不及。
我的上述批评，也只说了一半的话。另一半话，则是中国知识界和公众对“革命”的理解过于狭隘。 其实在整个现代世界史上，“革命”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和暴力、屠杀等等联系在一起的破坏性事件，几乎成为负面词汇。“革命”的典型是“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建立则不被称为“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也越来越不被当作是“革命”。因此，我们不妨先追溯“革命”概念的流变，然后再讨论“革命”作为一个理念是否还有被拯救的价值。
首先，我们所谈的“革命”主要来自西方传统。中国上古虽然也有“殷周革命”等等，但即使是现代中文中，“革命”也不再是指那种天命的继替了。在西方，“革命”的概念本来相当平和。亚里斯多德把“革命”界定为两种，一是彻底地由一个政体转向另一个政体，一是对现有政体的修改。现在英文中的“革命”（revolution）则直接从拉丁文中演化而来。哥白尼的巨著《天体运行》（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英文为On the Revolutions of Celestial Bodies），按字面意义就是“天体革命”。“革命”乃生生不息的变动。在那个时代，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成了“革命”。不过，“革命”作为一个政治词汇被大量运用，大概还是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开始。
“光荣革命”是来自尼德兰的威廉三世率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取代了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这一巨变，被欢呼为“革命”，乃至整个十八世纪的英国都在“革命”话语的笼罩之中。离开“革命”这个词汇，几乎任何政治话题都无从开始。
在这一政治话语中，渐渐形成了两派。一派可被宽泛地定义为“辉格反对派”，包括有“自由主义之父”之称的洛克、哲学家休谟、和法学家Sr. William Blackstone等等。他们把“光荣革命”解读为“革命”：为英国带来了全新的政治体制：君主权力受到限制，人民的权利有了保障，包括抵抗暴君的权利，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得以确立；同时，政教分离，人民享受着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贵族所主宰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废除，崛起的工商阶层所创造的新财富使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渗透到整个国民的精神之中。同时，他们并不把“光荣革命”作为一个突发事件，而将之描绘为长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积累而成的历史转折点。带来这场革命的也并非是仅仅议会中的贵族，而是英国人民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1688-89年并不是“革命”的胜利或终结，而是“革命”的开始。自由的进程不仅在英国继续，而且也为人类提供了典范，刺激着其他地区的革命。
另一派，则是所谓“辉格正统派”。他们认为“光荣革命”是传统的恢复和延续，其实等于不是“革命”。这派的得势主要是在Robert Walpole1720年成为首相后。Robert Walpole及其政治盟友认为，“光荣革命”确立的并非“主权在民”的原则，而是议会至上的原则。“革命”所奠立的是一个完成了的整体，而非进一步改革的蓝图。“光荣革命”不过是恢复了英格兰传统的自由，是一种复古。恰恰是被取代的詹姆斯二世才总要寻求变革，试图剥夺英国人的传统权利。这就开启了“光荣革命”后的保守主义传统。
十八世纪末期国际政治的巨变，彻底改变了上述这两派政治话语之间的均势。“法国大革命”刚开始，英国的“辉格反对派”还觉得这证明了英国“革命”理想对世界的感召。但是，革命后的法国马上变成了英国的头号强敌。另外，美国的独立战争，即所谓“美国革命”，也是秉承着“辉格反对派”的自由主义理念，导致了北美十三殖民地的“叛国”。特别是Richard Price，作为“美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在对“光荣革命”进行了最为“革命性”的解读：人民的权利得以伸张，暴君被驱逐，财产权得到保障，良知获得解放，等等。这直接引发了“保守主义之父”伯克的《法国革命之反省》。伯克称“光荣革命”没有任何新的思想，而不过是复旧，是恢复英格兰的传统权利，由此认为只要回到过去的秩序，就没有任何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一下子结束了英国内部的公共思想辩论。“辉格反对派”的“革命”理论越来越显得“不爱国”。保守主义对“光荣革命”的解读成为主流。日后欧洲大陆动荡不定，经历了拿破仑后，又有了1848年革命，二十世纪还经历了纳粹。相比之下，英国则异常稳定繁荣。在这种对比之下，保守主义对“光荣革命”的解读渐渐发展成“英国例外主义”：英国是一个传统主义的国家，其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捍卫传统的自由秩序，并能成功地抵抗挑战这种秩序的种种“变革”。到了二十世纪末，对“光荣革命”的解读几乎被凝固化：这是贵族主导的一场不流血的无痛宫廷政变。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光荣革命”不过证明了民众的激进主义没有任何意义，一切都可以通过议会来获得解决。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把英国1640-1660年导致弑君的“内战”视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光荣革命”反而不成为“革命”了。
Steve Pincus最近著书为“光荣革命”翻案。他指出，关于“光荣革命”的辩论到十八世纪末嘎然而止，然后就成了传统主义的一面之词。这并非是因为学术界对史实有任何一锤定音的重大发现，而是出于一系列政治的需求。他在研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揭示出“光荣革命”远非贵族的宫廷政变，而是激烈深刻的变革，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场现代革命”。Edward Vallance也出版了《光荣革命》一书，指出这场“革命”伴随着大量的战争和屠杀，并对人民的权利、政治参与等等有着前所未有的影响。事实上，“光荣革命”的直接导因是威廉三世大规模的入侵，结果是把尼德兰的政治经济制度移植到英国。英国自由主义之父洛克为“光荣革命”辩护的著作主要也是在尼德兰完成的。他亲自伴随威廉三世的妻子、詹姆斯二世的新教女儿玛丽回到英国。而这套尼德兰的体制，则经过了惨烈的八十年战争而生成的。
欧洲史的这些新发现，对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首先，在西方“法国大革命”后的二百年，已经形成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反“革命”保守传统，即把自由视为对传统秩序的捍卫，“革命”则被描述为抛弃传统、制造暴力和屠杀的激进主义灾难。中国经历了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孕育了共产主义革命，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革命”与“造反”几乎成了同义语。在这种历史经验中，自由派知识分子形成了对“革命”的恐惧。《告别革命》一书就是一例。“渐进改革”、“体制内改革”等等，也成为知识界的思想主流。这样，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当局自然都站到了“维稳”的立场上。
最近西方学术界对“光荣革命”的“翻案”，则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新视角：人类深刻的变革和进步，并非人们一厢情愿地想象得那么温和，也不可能永远走体制内的道路，更不能指望着既得利益集团的配合。人家不跟你合作怎么办？征服或打碎旧有的既得利益集团，经常会是一个激烈的过程。张维迎教授曾经提出“领导干部是改革的最大利益受害者，应该补偿”之说，大概是希望通过赎买换得干部们对改革的配合。但是，前铁道部长刘志军8亿多的贪污，揭示出中国难以赎买出良性的改革来。事实上，小岗村和乌坎的“群体事件”都是来自体制外、甚至不被旧体制所容的。体制对这种体制外冲击的适应，往往导致体制本身的“革命”，进而产生新的体制，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过去三十年，中国在经济改革上突飞猛进，在政治改革上犹豫不决，也多少是来自于对“革命”的恐惧。《告别革命》检讨辛亥革命之失，不如分析清廷回避“革命”之过。用更通俗的话说，乔布斯最初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时不愿意进行“革命”性的外科手术，而去寻求中医等温和得多的“改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付出了代价。因此，重新审视现代世界史，重新发现“革命”的意义，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应当有重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