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社会各界对于改革将如何继续推进的判断和呼声在持续强化。改革究竟能否继续，如何继续？推动改革的动力何来？需要怎样的社会共识？
《华夏时报》记者2月8日特别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先生，请他发表观点。
石小敏认为，过去的20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屡屡冲破难关、化险为夷，在于紧紧抓住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机遇，不断引入市场机制和法制建设。这些新因素的引入，好似“画龙点睛”里的“点睛”一样，为“中国龙”注入了活力，从“潜龙”翻为“在田之龙”。下一步能否成为“飞天之龙”，大的机遇仍在全球化中。邓小平说，抓不住机遇，才是最大的风险。只有进一步更深刻更全面的改革开放，冲破官僚特权与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挡，才有可能抓住机遇。新的希望正在社会与历史的孕育之中。
不只是强调发挥市场力量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内涵是什么，是要强调发挥市场的力量吗？
石小敏：这是其中很突出的一点，是针对过去的计划经济而言。但实际上，他更在意打破禁忌，找准方向(全球化的方向)，鼓励实验。总体的精神，已超越了对仅仅发挥市场力量的强调。例如，方向是全球化，全球化内涵里最重要的起步基础是市场化和法治化。
《华夏时报》：成功的市场经济通过规则和制度持续不断地抵御那些利用经济和政治权力破坏它的人的侵害。这一斗争的成败，是一些社会富裕而另一些社会贫穷的关键。今天来看，20年来市场法则的应用效果如何？
石小敏：市场力量带来的变化总是有的，跟原来的计划经济相比，中国已有很大的变化，但却并没有和人们所愿地变化到一个良性的、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来。换句话说，到底是拉美陷阱，还是印度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现在疑问越来越多。说到底，市场化还是要和法治化、民主化有一定的结合，才能保证权力不搅和，市场不走偏。
人们总结拉美经验说，权贵化与民粹化刚好相辅相成，权贵越猥琐，民粹越暴烈。这一教训，很值得中国好好汲取。
因此，要防止民粹，必须削抑权贵，但这两头治理真正的药，是发展法治和民主。只有市场的法治化和决策监督的民主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寻找共识才能增添社会理性
《华夏时报》：就中国的现实和当代潮流而言，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的范式还能继续吗？
石小敏：大概要有很大变化吧。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自左而右，自右而左，自外而内，自内而外，这种互动的过程，越来越成为生活。所以，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推动，与自上而下的顺应，这种结合样式，可能更容易形成潮流。你看，乌坎就是一种顺应。乌坎一道坎，中国一条路。
当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政府部门，对社会上的各种意见，应多包容一点，然后从中寻找可以达成共识的问题，寻找各种不同利益不同意见的最大公约数。比如，反腐败就是最大公约数，反垄断、反特权，可能也是最大公约数，也是可以着手的地方。哪怕一点点改变，只要有真行动，就能平缓社会对立，平缓激烈的诉求，增添社会的选择和理性。
在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推进、要求，和自上而下的顺应、完善，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中，寻求一种渐进的变革，从而完成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才有可能使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再上一个台阶，负起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进一步变革的新养分、新土壤
《华夏时报》：当前应该把改革寄托在什么地方？
石小敏：我们更大的寄托，是在社会本身已经发展起来的状态和水平之上。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学毕业的人也就几百万，现在，如果把大专毕业的人加上，大概接近八九千万人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换了几代人，理解这个世界发展的潮流、理解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的人士，可是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大增加了。互联网的存在，使得年轻人学习和掌握生活经验的速度，加快了许多。70后、80后从自我走出来之后，很快就提高了对公共事务的辨识能力和分析能力，也比较早地担当起了一定的责任。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社会自身的成长中，而这种成长，对领导人的影响，其实是越来越大。而且，这是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进退，每一个变化，都有来自全球范围的学者、专业人士以及政治家评论和分析，以他们的经验，来帮助中国，如果这与中国国内互动起来，我们的领导人要想做一些有挑战性的，突破难关的事情，应当说，可以较容易地从这种关切中找到足够的同情、理解与支持，找到自己的社会基础。
在邓小平南巡精神的鼓舞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是打过几场“硬仗”的，例如财政改革、国企改革、外贸汇率改革、金融改革……最后一个大动作就是加入WTO。这些举措，对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几处重大“病灶”给予了手术治疗，堵住了企业亏损、银行坏账、财政赤字的大口子，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特别是其中的外向型经济，奠定了一个可与全球接轨的初步的体制基础。这一切，从观念、体制、政策等不同层面，确保了中国能够与时俱进，抓住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逐步形成了“招商引资、制造出口”为重心的卓有成效的经济增长战略；为此在某些经济领域率先较为完整地引入市场机制与法制建设；这一战略，极大地调动了国内外各种资源流向中国，迅速地形成生产能力，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惊人的速率将中国经济嵌入全球体系，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大范围的交往、互动与多方面的示范、模仿、溢出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就业、产业技术管理进步与市场晋级，带来了新的视野、新的经验、新的规则和新的理念，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特别是年轻人。这一切，必将成为中国进一步现代化与变革的新养分、新土壤。
改革的空间仍然巨大
《华夏时报》：从哪里寻求改革的机遇？
石小敏：从2002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翻了一倍多，外贸出口翻了两倍多，财政收入翻了两倍半，外汇储备翻了三番多。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感觉，这个战略走到头了。中国又一次不得不直面转变方式、调整结构、改革体制的大挑战，而且这一次挑战比以往来得更严峻。
此外，改革开放选择上的孰是孰非、经济增长上的畸轻畸重、社会发育上的偏荣偏枯等等，给中国从头到脚带来了深刻的内在裂痕，积累了日益严重的矛盾与冲突。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业已达其极限摸到拐点了，照样继续运转的风险激增，但转型却极为困难。以往长时间过度透支的各种“赤字”如环保、社保等巨大，现已到了不得不加紧补偿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大的变化，未来5-10年内，中国经济极有可能步入中速8%以下增长与中度5%以上通胀相伴相随的时期。这将是一段令人备感煎熬的日子。人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日益加深。
2009年以来，中国的国内成本迅速上涨，全劳动生产率或许已掉头向下，整个经济效益大幅下降，这个过程来得非常凶猛。如果这么个劲儿往下掉，用不了几年，特别是当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上不去的时候，很多领域的成本竞争力就会衰竭，反映到整个经济过程中便是回报率与效益的快速滑落，并将带来财政负担与银行坏账的急剧增长。近来国际市场转而看空中国，根本原因即在此。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三年了，急救期已经过去了，现在仍处在康复治疗阶段，这一阶段有可能需要5-8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一阶段全球面对的主要课题有三个：处理好资产负债后遗症，其近期发作的症状是主权债务危机；突破“产业周期”束缚，为克服能源其后难题和下一轮繁荣发展找到新的带头产业或产业群；改进全球治理框架与方法，对各大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彼此之间的权利、责任与义务，作出更为合情合理的安排。这三个课题单独解决哪一个都是非常艰难的，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相互连接的总课题同步处理，反倒容易事半功倍。但这需要各大国和大的经济体拿出足够的远见、诚意、担当、协商与合作精神。中国下一步的机遇就在这里。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华夏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