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做为一位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学者,您对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竞争力是如何感受和看待的?
丁学良:谈到中印竞争力问题,让我们先从小处着眼。有一个现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印度大学生的素质普遍比中国大学生的高。我在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等地的大学里做研究和教学，我和同事们都发现，来自印度的学生一定是班上表现最好的学生。第一，他们对学习持续的认真态度和刻苦精神。第二，他们表现出色，不仅考试考得好，而且非常积极地发起和参与讨论。他们非常会提基于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问题。第三，印度裔学生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普遍高于华裔学生。
观察一个学生的天分和潜能，重要的是看他（或她）怎么提问题：从一个简单的问题上，可以看出他具备不具备抓住整个讨论中间最关键的环节的智慧穿刺力。印度裔学生在这方面的普遍表现，远超过我遇到的华裔学生。
在学生身上看到的是这些，在其它领域，如商界、产业界、文化界、学术界看到的也是如此。单从我个人的视野望出去，在国际社会，印度裔的成功人士，远远比华裔人士更多，也更为抢眼。从这些方面来比，印度比中国更有优势。
未来10年到15年期间，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们都会进入国家最重要的领域和部门。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印度在软件方面——这包括行政、法律、语言能力、教育和科研制度等方面，要比我们好得多。这些因素将对亚洲这两个最大的国家，将对这两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未来相对地位，产生非常重要的长远影响。这两国间的竞争，是21世纪最最关键的竞争之一。
《21世纪》:这种差异似乎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那么造成差距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丁学良: 就教育而言，重要的是教育目的有根本的不同。从中国历史上看，两千年来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观念，所以多半以灌输的方式来进行。而印度的教育则更多地侧重于独立自由思考的能力，而且印度的文化本身就是非常多源和持续多样化的。这是造成两个民族学生质素重大差异长程的原因。
第二点是最重要的，印度的教育部门较少受到官僚部门的制约和管理，是相对独立自主和多元的，没有强制的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我们知道，只有“自由竞争性”的方式，才会得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第三点是他们的英语背景。印度好一点的学校都是用英语进行教学的（这并不排斥他们的母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根本地位）。英语是事实上的国际普通话；如果说每一种语言都是信息库，那么以英语来储存信息的这个“库”无疑是最大及最多源的，因此印度学生所接触的信息就比中国的学生更广泛更多样也更高素质。多种语言能力让他们能有更高更宽的起跑线。普遍的英语能力也是印度人在其他领域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语言上的优势让他们更为熟悉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结构等等，而这些恰恰是创业以及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最重要的要素。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比华人更容易与西方社会融洽。
对中国的教育来说，也有通过改革赶上世界潮流的方案——最重要的是让教育机构、教育方式、教育体制多源和多元化。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出国回国，他们所接触的更为国际化、更为多元的教育方式和教室文化 （classroom culture），能够让中国在十至十五年内就有非常大的积极变化，关键在于要开辟让他们做实事的制度环境。
《21世纪》：在近两三年里，主要在英文研究界，有一派学者提出非常重要的新说法，论证印度在发展本国经济实力的政策和措施方面，从中长期的战略眼光看，总体的表现会赶上并且超过中国。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丁学良：简要说来，这派观点认为，在过去25年的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在吸引外来投资（FDI）方面，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努力。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地区，为了吸引更多的FDI，都愿意去做、并且经常是主动地去做很多在其他国家很难实行的事情。与此同时，中国的法律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实际政策，对于本国的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创新 （entrepreneurship）——在组织、制度和经营方式等等方面的创新——所给予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却长期地和明显地次于中国给予FDI施展身手的环境。因此，过去25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增长的动源，包括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和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绝大部分并非由中国自己的企业创新出来的，而是来自外商企业，主要是外来的和尚在念这本经。
那么，这里面的含意是什么呢？这个含意就是，中国目前经济和产业创新的机制大部分不属于我们中国本身。
与此相反的是，印度在过去这些年的改革期间，在吸引FDI方面虽然比不上中国，但是印度培养和促进本国的民营企业家创新——在政策鼓励、财政扶持和体制发展等等方面，远远胜过中国。因此，过去这些年来，印度涌现出来的优秀的企业，大部分不是来自外资公司，而是源自印度本土，是他们自己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的创新活动在造就印度经济的动力之源。
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国际战略还是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讲，这些大环境一旦发生了不可预知的急剧变化，比如说金融资本的流动、市场的大幅度涨落、国与国之间的大冲突乃至战争，那么印度立足于本土的企业家创新机制，将会给他们国家的经济安全、战略安全和他们企业的跨国扩展以更坚实更牢靠的支持。
而对于中国来说，极为欠缺的，就是在法律、金融等方面，给予中国的本土企业家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这样一种稳定的良好体制，不然只会诱使人们更多地以哄吓诈骗的方式经营企业。
研究中印比较的那派学者也指出，就在中国的内部，也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偏差带来的不同结果——浙江和江苏正好可以做为一个对比。江苏以前的基础比较好，引进的外资也很多；但在25年的改革以后，因为浙江对民营企业有更为良好的环境，两个省的经济状况和发展前景就有差异了。
〈〈21世纪〉〉：这种“印度中长期发展将超过中国”的说法，是否也与两个国家深层次的体制变革进程有关？
丁学良：其实我想接着讨论的第三点，就是关于印度所具备的体制演进比较优势（institutional evolving perspectives）。从甘地开始，印度经济上实行的是与前苏联不一样的社会主义，更偏向于像欧洲的那种议会社会主义。他们的政府过去对经济的干预不小，但没有象有些国家一样，曾经一度干脆消灭了市场，政府管事没有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十几年来，印度已经越来越远离“大政府”的管理模式。所以，虽然印度的民主制度让他们的政府更迭频繁，但是政府的短命并没有影响到国民经济车轮的相对自主的运行。象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内阁的频繁变化对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小，因为有定期的选举制度，有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
过去25年里，中国的改革在几个深层次方面进展不算大，比如说在改革行政制度和法律体系上，相对来说成果有限。这些领域里的改革才是改革大业的最艰难的环节，攻坚战的决心最难下，下了决心后也不易落实。
我们比较地看一下印度，它的行政制度的发展程度（包括政府与选民之间互动关系的制度化，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公务员体系的专业化，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法律制度的成龙配套和法律过程的相对独立，等等，都是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的。
当然印度在这方面不是没有毛病，但是在上述方面比我们中国起步得早，关系理得顺，以后的路子要平坦得多。相比起我们中国，他们改革的难度显然要小的多，遇到的问题也少得多。
我们今天静下心来思考一下，对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基本障碍的是哪些环节呢？其一是行政体制和法律系统的取向和素质。其二是政策措施和法律环境对本国民营企业家的创新鼓励和扶持极为欠缺；与此相关的是中国金融机构对本土的创新在资金方面支持不足。其次是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开创性研究的素质和能力都不够；中国的大学，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专科学院，在训练同全球化总趋势相接轨和配合的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方面，与印度的大学相比，都差着一大截。
在这几个方面我们中国人要攻坚的话，战略战术方面所需要的胆识和持续创新的能耐，比过去25年来我们在硬件方面的改革所付出的，要高得多、难得多。而在这些方面，印度总体上都比我们中国的水平要明显得好。
〈〈21世纪〉〉：中国走的道路更象是以前亚洲四小龙的产业模式，虽然现在是以低成本吸引外资涌入，但是当制造业转移实现的时候，中国也将必须逐步走出低水平竞争的态势，在已经打好的“硬件基础”上发展良好的“软件”。从历史来看，日本是如此，曾经用“胶鞋换芯片”的中国台湾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说，中国与印度走的是两种模式，各自的方向不同？日本的大前研一曾经说过，目前的中国是除了美国之外第一个实现网络状结构的社会，各个地区之间既充分竞争，又互相依存。他认为这样的经济社会才是最有效率的。您怎么看？
丁学良：从目前两个国家的发展来看，中国可以说是“硬件”领先，而印度是“软件”领先。长期来说，“软件”大国的发展后劲会更足，因为“硬件”是来自于“软件”的。这里的“软件”既包括技术，也包括广义的制度，包括文化。
中国走亚洲四小龙走过的道路，必须注意的是，象高科技创新方面的东西，别的国家是不会主动给你的，必须自已去“盗火”，更重要的是“盗”来“火种”后要开辟让它在本土蔓延的制度环境，不然火种很快就灭了。而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话题，就是中国目前各方面创新的环境不宽广。我们必须明白，广义上的“软件”创新才是其他领域里技术创新的源泉。把大量的留学生派到先进国家以后，再让这批学到先进观念的人回到国内讲新话、教新书、做新事、创新业，那才是一本万利的政策。韩国和台湾、香港都是这样做的，才有了自己的新产业新强点。所以中国内地也得这样做，让这批人回到国内去生根发芽。否则你永远都只能留在产业价值链的末端，捡别人丢下的东西吃。
从历史上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成的角度看，我认为大前研一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中国尚未达到真正“网络化”的经济结构，那种结构的体制特征是：小而有效的行政部门，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多元化的教育架构，创造力旺盛的公民社会。那还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长程目标。
丁学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