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女士、或者任何人，就穿衣做出决策，不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需想像一下别人会怎么看。而遵循礼俗就是最省事的办法。礼俗让你自己更幸福、更安宁，何必拒绝？权利最多只能提供必要的救济，而不能带来幸福与安宁。
前不久，“上海地铁二运”在微博上发表一位女士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同时劝告：“乘坐地铁，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地铁狼较多，打不胜打，人狼大战，姑娘，请自重啊！”结果引来据称是女权人士的抗议：“我可以骚，你不能扰！”此事引起热烈争论。南方都市报6月26日刊发的《地铁防狼，教育才是关键》中提出了这种理念的核心理由：“从女权的角度，妇女穿什么去哪里，都是个人权利，容不得他人置喙。”
这个论旨简单而表达有力，似乎深合自由主义原则，对很多人有吸引力。但是，这样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在这一个人与人必然发生关系的世界上，权利决不是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之唯一因素，还有其他要素，至少与权利同等重要。
首先可以确定：权利从来不是个体私人的事情。你谈到权利，就立刻预设了另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存在，并让他们与你发生关联，对你承担义务。比如，女士穿衣权就对他人施加了一个义务：不得对该女士的穿着表达意见。
然而，这样的要求正当吗？不正当，这剥夺了其他人的表达自由，从而把你、他置于不对等位置：你可以随便穿，人家却不能随便说。假如你主张你拥有穿着任何服装的权利，那按照公平对等原则，你就必须承认人家拥有对你的穿着发表任何评价的权利。当然，你也可以予以反驳。
那么，这样的评价依据什么？依据的是习惯性规范，古人称之为“礼”。这些规范界定每个人在特定场合的合宜之行为模式。比如，关于穿衣，古人有很多规范，今天也不例外：若你是工人，上班时间就需要穿工作服。若你是警察，执行公务就需要穿警服。若你是白领，就需要按照公司的要求着装。此中基本原则是合宜、也即得体，因而，场合很重要。比如，在游泳池，在海滨，你当然可以穿三角裤、比基尼，但若你穿这样的衣服在街上逛荡，就是不得体的。
当然，穿衣之合宜或得体，仅为一伦理性规范，并不伴随强制力，所以，你完全可以不遵守。但由此，你在别人心目中就会塑造出一种形象，这种形象也许是你所不愿意的。比如，你穿着较为邋遢，别人就会低估你的身份。你穿着较为暴露，别人就可能以为你是从事某些特殊行业的。而你没有权利禁止人们自由思想。事实上，这样的形象构造总是有一定依据的，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以貌认知人之身份的。
人们也会依据自己对你身份的判断制定出与你打交道的策略。你穿着得体，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对他人发出确定的信号：我是一个自重之人，请尊重我。他人会感受到这样的信号，并采取尊重的策略。反之，穿着不得体，比如，女士穿着较为暴露的衣服坐地铁，就把自己置于某种较大的风险中。异性可以合理地以为，你是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或者你的性意识较为开放，试图吸引异性。这些人的行为策略就会较为轻浮，比如，盯视你，窥视你。这可能会让女士们不安，但他人如此反应是完全合理的。这也并不足以构成骚扰。
当然，他人假如不能控制自己，采取直接触及该女士身体的行为，当然构成骚扰、侵害。这时，法律自然应当出面予以制止。对于“你不能扰”，没有人会反对。至于穿着暴露的做法对于这种骚扰之产生究竟发挥了何种刺激作用，在司法过程中也并不重要。
然而，“自重”之呼吁，本来就只是一种伦理性劝告。它旨在申明一种礼俗，这样的礼俗或许构成了对你的选择的一种约束，但这种约束其实是为了增加你的安全。春秋时代贤人刘康公说过这样一段话：“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穿衣之规范就在这里所说的礼义、威仪之则中。遵循这些规则，穿衣得体，则他人就会以你也认为合宜的方式对待你，也即不会冒犯你。由此，你的生命、生活获得合宜的形态，不确定性受到控制，而获得稳定性，处于安全状态。
由此就可以看出礼俗之重大意义，此一重要意义是权利所不能替代的。你确实有“骚”的权利，法律也应当在你遭到明确骚扰的时候提供保护，但是，法律的这种保护只能是一种例外，因为其运作成本对于你、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很高。礼俗的作用则向你提供日常保护。透过得体的穿着，女士们可把自己置于更为确定、安全的状态。为此，女士们穿衣之时，应对自己的衣服在他人那里可能引起的反应做出预估。
换言之，女士、或者任何人，就穿衣做出决策，不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需想像一下别人会怎么看。而遵循礼俗就是最省事的办法。礼俗让你自己更幸福、更安宁，何必拒绝？权利最多只能提供必要的救济，而不能带来幸福与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生命、生活而言，礼俗比权利更重要。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