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期有关于“底层知识青年的思与行”的话题，社会学界喜欢用“底层”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有点专制的色彩，好像十几亿人与这个群体过不去似的，把他们压在五指山下。这样容易产生冲突，甚至是对抗。所以，笔者还是想换个称谓，一时想不出好的名词，就叫“边缘知识青年”吧。
说到“边缘”也分两种，一种是被边缘化，一种是自我边缘化。前者说的是际遇问题，即外部环境造成的影响和结果；而后者说的是这个群体本身的心态和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内因是决定外因的，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受教育的群体不断增加，知识人已经不再稀罕，而是每个人最为基本的要件。既然是每个人都可能拥有的最基本的要件，也就不再成为区别群体的标志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一个矛盾是突出的，那就是就业不充分。很多依附于传统体制生存的人还未退休，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青年已经涌向社会，造成全社会就业的结构性失衡。由此造成人才的贬值、浪费以及人才观的扭曲。在这么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大国，知识青年该处何处？就在这么一个交错的十几年中，社会并未停下来等待青年们，于是，岁月耗尽了一些人的青春、冷却了激情，换来了沉沦或是不满。
这些都是难以克服的外部因素，纵使世界上最好的人力资源师也无法把每个人安排到最合适、最满意的岗位上，更何况，人的欲望是无穷的，需求是多样的，而对所谓的知识人更是难以满足。现在流行“剩男”、“剩女”，我想这个群体应该叫“剩知”——外部环境导致了部分知识青年被剩下来，被边缘化。但是，笔者要问的是，为何大部分知识青年没有被剩下呢？为何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也会活得好呢？
所以，笔者还要说另一种情况，即自我边缘化的问题。笔者或多或少关注过历史上曾经边缘化的青年群体的成长轨迹，也关注过身边那些边缘化的大学生在学校里的处境，还有幸与社会中类似青年群体有过交流。笔者的体验是，在心态以及思维方式上对边缘知识青年的影响更为重要。
笔者一直不敢苟同的就是“救世主”的心态。这种心态在中国比较普遍，但是往往在那些暂时时运不济的青年人的内心中尤为强烈。“救世主”的心态容易加剧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从而改变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在学校里，他（她）会认为自己的学校不是最好的，老师对他（她）不公平，同学对他（她）不友好等等；而到社会上，他（她）会认为这个社会是不公的。笔者留意过这样的人，他们内心中都有不愿表露的自卑感，但是很奇怪，这种自卑感反而会强化其对不确定事情的虚妄。在当下社会中，因为改革带来的很多阵痛刺激了一部分青年群体的自卑感，这也影响了他们对事物的判断。
强者总是借助于政治的权力，而弱者往往寄希望于道德。可是，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统一参照系的社会中，弱者的声音是离散的，是自我矛盾和消解的，往往陷入道德话语的泥潭中，使得来自他们的声音无法通过合力（如立法正义和司法正义等）达成政治上的妥协。在西方，这种道德的声音一直为教会所掌控，世俗政府拥有法的政治权力，两者的相互冲突与协调为弱者提供了可以袒露内心的机会。可是，在中国，个体性的自卑感别说是得到社会的认可，就连同病相怜的人也会相互攻讦。这就导致了中国边缘青年知识人彼此之间是疏离的，不信任的。
笔者以前在文章中提过，弱者的思维方式是平面化的，是女性的思维方式。笔者不是要贬低女性，而是由于进化的缘故，女性所看到的世界更接近于一个平面，很多事务透过其眼睛在大脑中形成的意识是扭曲的。女性因为难有层次思维，所以难有纵向的历史观；因为难有分类思维，所以难有横向立体的社会观；因为难有角色置换思维，所以难有中庸性的妥协精神。
单一线性的思维方式使得原本复杂多样的社会历史被化约为一个简单的“反函数”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容易犯倒果为因的错误，把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当成了世界的本源问题。而意识形态恰恰是利用了这样的思维才得以发挥作用的。世界上，不论什么主义，只要将方法论与世界观颠倒，都会产生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效果。我们知道，意识形态就是为弱者准备的，即所谓权力的意志。所以，边缘知识青年也不需要高喊什么主义，无非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却不自知罢了。
当下，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利益调整时期，在经历了纷繁交错的十几年的改革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变得更加理性了，国家正在努力为每个人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笔者希望的是，那些尚处边缘的知识青年，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首先把自己的内心变强大了，少一点抱怨，多一点实践，做一些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事情，为他人的幸福和安宁做点事情也不枉此生。
2010-7-1
本文载于2010年《青年文化评论》第13期：http://m.ycreview.com/node/6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