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生门》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的著名电影，拍摄于1950年，一直被奉为经典。这部电影根据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丛中》改编而成。本文讨论的是电影所展现的价值，因而不做电影与小说的对比，解读对象主要为电影。以往对电影《罗生门》的评论，主要是揭露其所展现出的人性中的虚伪和软弱，充满了绝望的情调。可以看到，这种评论往往都是从“真”的价值角度进行的，本文试图把角度拓展，再进行两重解读。最后，从这三重不同的解读中，比照当下中国，会发现很多有意思之处。
一、《罗生门》故事简述
电影围绕一宗命案的当事人的不同讲述而展开。农夫上山砍柴，发现有位武士死在山上，现场有搏斗痕迹，于是报官。报官后嫌疑人被抓获，是一名强盗。可以确定的是，武士与他的妻子出行，在山上遇到强盗，强盗将妻子强奸，武士死于非命，妻子最后逃出。但是在事情发生的细节上，以上四人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强盗的说法：在设计绑住武士并将妻子玷污后，妻子表示在两个人中只能选择一个，于是强盗割开武士的绳索，与武士决斗。经过一番精彩勇猛的比试，强盗取得胜利。但是当他得胜之后，妻子已经逃之夭夭。强盗对此洋洋自得，说武士武功了得，能跟他比上“20个回合以上”。
妻子的说法：被玷污后，强盗离开，她在武士身边失声痛哭，但是武士反应冷酷，眼神中充满了鄙视。她用护身的短刀割开武士的绳索，希望武士将她杀死以求清白，但是武士依旧冷淡。绝望之下，她将短刀刺向武士，自己晕阙过去，等醒来时，她看到武士已死，之后她想过各种方式自杀，但是都没死成。在公堂上，妻子表现得软弱无比，楚楚动人。
武士的说法（借还魂的女巫之口）：强盗将妻子玷污之后，祈求妻子抛弃武士，随他而去。妻子不但答应，还要求强盗将武士杀害。强盗闻后勃然大怒，将妻子掀开，反问武士如何处置妻子。随后妻子逃跑，强盗追之不及。回来后，强盗将武士绳索割开，离去。这时武士绝望之下，拿着短刀毅然自尽。
农夫的说法：强盗将妻子玷污之后，跪求原谅，并请求妻子跟随他走，之后保证金盆洗手。妻子隔断武士绳子，用行动表示希望两人决斗来定。但武士和强盗都胆小懦弱，不敢以死相争。武士甚至出言讥讽妻子，强盗也顺势奚落。妻子气急败坏，破口大骂。迫不得已，两人开始决斗。然而两人都武功平平，身手笨拙，一场决斗变成了丑陋的扭打。在混乱中，强盗恰巧用长刀将武士杀死。在刺死武士后，强盗甚至还在发抖。在决斗中，妻子逃跑。
通观整部电影，一般都认为农夫所述是最接近命案发生的真实情况的，其他三人都在进行掩饰。当然，农夫肯定也有所保留，因为他在现场盗走了那把价值不菲的短刀。
二、三重解读
（一）第一重解读：“真”是首选价值吗？
爱好侦探故事的朋友都知道这句名言：真相只有一个。求真，似乎永远都是我们面对这样的电影、文学作品，甚至是现实事件的第一目的。由此就有了电影的考据派，他们将这部电影观看数遍，对任何语言表情进行分析，试图寻找故事原本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任何一件略带悬疑的事件，往往都能勾起人们的好奇心，一探究竟。好的讲故事者，都善于制造悬念。对“真相”产生兴趣后，人们就像喷嚏预备了一半，张开嘴，双目直视或紧闭，全神贯注，不打出来誓不罢休。《罗生门》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让人将这个打喷嚏过程伸展到了一部电影的时间。
真相只有一个，可以追问的是：“真”怎样才能保证，它真的是首选的价值吗？
怎样保证“真”实现，以下几个条件似乎要满足。首先，存在着的真实。就像电影中那样，命案是真的发生了，有人死，有人逃，有人被抓。如果事件本身就是杜撰，那么再怎么追求追到的也是海市蜃楼。其次，了解到的真实。发生的就是历史，历史只有被见证了才能称之为历史。在求真上，没有见证就没有发言权，当然这种见证可以是直接见证，例如参与其中；可以是间接见证，例如知情者如实转述。否则，其他关于真实的表达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胡编乱造。第三，表述的真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说真话和说谎话，在一个人能够准确表达的前提下，他所说的和他说知道的或所想的是否一致。所以说出的“真相”，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真相。受说话者本身认识和条件的影响，事实也可能对他/她“说谎”。
这样看来，求“真”是如此困难，稍不留神，就可能被他人的谎言蒙蔽或被事实本身谎言蒙蔽。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我们都知道，谎言常常出现，不管是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还是生活中顽皮逗乐的活泼小谎。而在政治生活中，谎言更是常态，“真”甚至变得不遭待见。马基雅维利就宣称，君主就应该具有狮子的勇猛和狐狸的狡猾。狡猾，自然与“真”相去甚远。在中国的古典政治论述中，有顺民、安明、养民、教民、爱民，等等，但是说要“真于民”的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政治斗争或宫廷斗争的故事，永远充斥着谎言和欺骗。这才是历史常态。
因此不禁要问，“真”真的是首选价值吗？它是不是普适的首选价值？如果回答是，为什么“假”又无处不在？如果正是因为“假”无处不在，所以我们才追求“真”的话，那么这个现实与理想的断裂如果缝合？
（二）第二重解读：“真”与什么冲突？
在《罗生门》里，人人都在说谎，甚至死人都在说谎。以“真”看来，这是部令人彻底绝望的电影。但是如果细细分析他们各自谎言背后的理念，就可以得出一些不那么绝望的因子。
强盗、妻子和武士在公堂上各自的谎言很值得玩味。强盗的谎言，突出的是他的足智多谋（将武士欺骗绑起）、骁勇善战（没人和他能够战斗到20个回合以上）、无所畏惧（在公堂上的表现足以说明，实际上是明知一死，破罐破摔的表现）；妻子的谎言，突出的是她的忠贞刚烈（寻求自杀）、弱小无助（在公堂上的表现）；武士的谎言，突出的是妇人的歹毒（竟要求强盗来杀害自己）、自己的不屈（不堪屈辱而自杀）。如果农夫的话可信的话，那么可以看到这三则谎言是多么荒诞可笑。强盗和武士都是懦夫，妻子也只是个没有主见的男人的附属品。
真相就在那里，他们却都放弃了对“真”的坚守。他们为什么都要说谎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一些东西比“真”更重要，有些价值的意义在“真”之上，甚至在生命之上（可以假设，两个人决斗的话，强盗是不至于要求偿命的；而武士还魂都还在说谎，说明有些东西哪怕在死后仍然很在乎）。分开来看，这样的价值不难寻找。强盗所追求的强盗应该有的标准：英勇善斗、无恶不作、杀人放火、奸杀抢掠……只有做到这些，才无愧为一个真正的举世闻名的大盗。妇人所追求的也是妇人应该有的标准：恪守妇道、忠于丈夫，更主要的是贞洁刚烈。因此她才会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被丈夫和强盗都抛弃的无助形象，并通过将丈夫杀害将自己的形象塑造臻至完美。武士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合格的武士标准：忠诚、廉耻、尚武、名誉等等。所以他才会将被他人玷污的妻子描述成背叛，才会将与自己丑陋打斗的强盗描述成离开，才会将自己的死描述成为不堪屈辱、维护名誉而自戕。
可以看到，有一些支持人们的信仰存在，这种信仰的重要性远超于对“真”的追求。粗略来看，这些信仰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所被要求的理想形态，也就是一般道德伦理准则。就像《论语》中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有国君的样子，臣子有臣子的样子，长辈有长辈的样子，子女有子女的样子，社会就和谐了，国家就安定了。很可惜的是，在《罗生门》里，这样的道德伦理准则，却与“真”冲突了。而且这种冲突以牺牲“真”为代价而结束。故事的每个人都是平凡人，平凡人是社会的大多数，我们永远不能靠圣人单独完成了言行合一、神行合一来说明个人行为与道德准则之间的不冲突。
问题就在于，“真”与这些道德伦理准则一定冲突吗？如果一定冲突，到底是道德伦理准则错了，还是“真”在道德伦理准则面前不那么重要？如果需要选择的话，我们该遵循对“真”的追求还是对道德信仰的守护？
（三）第三重解读：知、言、行不一致有多可怕？
当第二重解读开始让我们迷惑后，我们或许会认为，《罗生门》里各自的谎言又变得情有可原，因为单纯的以价值选择进行价值批判就显得苍白无力了。但是，就像前面提到的，“真”的实现有几个条件，对道德信仰的守护也是不是应该也有几个条件呢？对信仰的守护，知、言、行应该如何协调？
除了冥想和顿悟外，基本没有什么道德信仰是不与行为联系的。从后果论来看，人们评判事情的标准也是论行不论心，如果论心，恐怕人人都是杀人犯。更进一步，在一个理性的社会，我们也要尽量减少“因言获罪”的出现，因为思想到言论到行为是不同的层次，产生的实际影响力也不同。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罗生门》里不同人物的分裂表现。尽管他们知道每个人应该遵守什么样的道德信仰，而且他们也将自己描述成理想的模样，但是现实情况中，他们却恰恰做的是与之相反的一套。不可否认，他们是知道这些准则的，哪怕他们在言语中也在强调准则的重要所在，但是他们做的却是另外一套的时候，是否说明他们并不真正认可这些价值？所以，说到底，他们不算信仰的守护者。
不认可某些价值却偏偏用这些价值为自己粉饰，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不管事情发生时他们的表现如何，在公堂上，无论强盗、妻子还是武士无疑用言语将自己变崇高了。当真相扑朔迷离的时候，仿佛做了什么已经不重要、“真”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去说。谁站在了道德制高点，谁就能取得胜利，他们都深谙此道。这个时候说谎，就是在玩弄规则、博取支持者，这比仅仅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要无耻得多。
这样的说谎者才是最不可原谅的。
三、对当下中国两个方面的比照
任何关注时政的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共识，中国的社会问题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政府公信力缺失、道德滑坡、信仰真空，各种谎言层出不穷，真有点类似《罗生门》里路人所说的时代。下文试图从两个不同的说谎者主体：政府和弱者，来对上面的问题进行比照。
（一）政府说谎可以原谅吗？
政府（或代表政府的官员）说过谎吗？肯定说过。比如，在官员问责制实行之后，各类重大安全事故往往会被隐瞒，特别死重大安全事故的死亡人数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比如，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政府要么避而不谈，要么选择性的回避一些历史事实。再比如，在腐败问题上，不少政府官员第一天还在反腐倡廉会议上义正词严，第二天就成为双规对象。这些不都是在说谎吗？这些例子还只涉及具体事务，而在一般事务上，说的一套，想的、做的另一套，不也都是在说谎吗？
关于求“真”，举一个久远的例子——克拉玛依大火。克拉玛依大火的历史真相已经公之于众，其中那句“让领导先走”被永久地钉在了耻辱柱上。在当时，央视曾做了一期关于这次火灾的节目，但是删除了孩子惨遭烈火逝去的内容，后来有当事人解释，是怕因此引发民众反感，导致不稳定。公共信息是应该被民众了解的，有选择性地隐瞒这些事实，这是说谎。他们说谎，不是因为事实有多可怕，而是害怕引发不稳定。在他们看来，稳定的价值大于真相的价值。政治稳定是公认的价值，似乎这样的说谎情有可原了。但是，民众愿意接受吗？如果不愿接受被欺骗而愿接受真相，政府如何在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情况和民众呼声面前求得平衡？让人失望的是，政府似乎更愿意牺牲真相，换取稳定，甚至不管这样的稳定能不能长久。
把目光再拉近，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真”与信仰冲突的例子。例如，看看政府和许多官员所说的“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是个好词，民众也最认可。可是也看到，强制拆迁可以挂着以民为本的口号，说是为了更好的城市建设；城管暴力执法可以挂着以民为本的口号，说是为了更好的城市秩序；强制引产可以挂着以民为本的口号，说是为了子孙后代更好地生活……只需要问这些问题，就可以说做他们在说谎：他们真的是愿意以民为本吗？他们难道不是因为这些价值好听、民众乐于接受才说的？他们所说的和所想的是否一致？他们所做的和所说的又是否一致？
民众赋予了政府权力，政府应该诚于民，这是天经地义的。公权力，如果只是出于价值冲突的取舍问题（如重大事件真相与政治稳定存在冲突）而说谎，这样的谎言还可以理解，因为“真”未必是首要的价值；如果做一些侵民害民的勾当，还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这样的谎言就不可原谅，因为这已经可耻地忘记了最根本的底线。
（二）弱者说谎可以原谅吗？
这里所说的弱者，是指与强势公权力相对的不拥有权力的人们。在权力面前，人人都有可能在某天成为弱者。弱者总是会受到同情。弱者在道德上占领高地，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就是天然正义的。钻营、算计、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这些行为在什么阶层都会出现，更何况区区的谎言？在与强权斗争中，弱者采取说谎以博得同情，就可以原谅吗？
举个例子。上访是当前中国的一大难题。在上访研究中，有学者发现存在这样一批人，他们往往不务正业，以上访谋取利益为生，被称为“上访专业户”。他们可能在最初上访的时候，确实面临一些需要政府解决的困难，但是在困难解决后，他们尝到甜头，反而一发不可收拾，持续通过这种渠道获取资源、利益。在没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会继续打着政府要“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翻旧账，甚至故意制造或编造一些困难。在上访过程中，他们也善于把握尺度，既让政府难堪，又不至于“越线”让政府撕破脸。这当然是说谎。在他们看来，真的是因为信仰政府有“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吗？恐怕不是。主要还是因为全社会认为政府应该如此，于是这就成为了弱者的“武器”，有全社会同情撑腰，就可以换取更多的利益罢了。
弱者说谎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许多拆迁案甚至自焚悲剧的发生，都会被媒体赋予同情的语气，其中选择性的发布事实真相、夸大问题严重性的不在少数。被拆迁者有多少真的是如媒体所言，是因为眷恋土地呢？又或是政府真的十恶不赦到在不给予补偿的情况下拆人房屋呢？排除少数确实无良的政府之外，大部分拆迁需要强制进行，还是利益博弈失败的结果。既然是经济利益博弈的失败，媒体忽视众多双方纠缠细节，而夸大到诸多人权、法治等“纲”“线”上，这算不算是说谎？
你可以信仰某些价值，可以为了所信仰的价值做到所想的、所说的和所做的合一，但是离事实真相远了，连“真”最基本的条件都不能保证，是不是在制造一个有一个“假想敌”呢？没有“真”而存在的单纯价值想象，纵然完美诱人，恐怕也是无稽之谈。
弱者说谎可能是欺诈，也可能是无奈。面对“弱者说谎可以原谅吗”这样复杂的问题，答案似乎要呼之欲出，又似乎有所顾忌。大概，这就是因为害怕被站在道德高地的人们诟骂吧？
2012/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