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焦虑开始弥漫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作为现代性的风险后果，它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困扰。本文在微观层面关注与社会大众息息相关的生活事件，从就业、婚姻家庭和健康三个领域考察了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所要承担的风险，以及由这些风险性所导致的社会焦虑。
当前，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似乎是或多或少地陷入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中。“社会焦虑”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问题困扰着人们。在各种社会群体中，尤其是那些社会弱势群体，不乏烦躁、压抑以及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现象，他们在为眼前的生计和以后的出路着想时充满焦虑：基本生活所需费用如何解决？就业或再就业问题何时能够解决？面对现在婚姻生活的多变性，婚外恋问题怎么解决？自己以及家庭成员的医疗费问题如何解决？日益恶化的环境与自己身体健康的危机又该怎么办？社会大众普遍对以后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期处境心怀忧虑。
当社会焦虑开始在社会上蔓延的时候，它出现的社会背景也日益显现在人们的面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时期，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过渡，在这一转型和过渡中，现代性的特征日益凸显，它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风险后果，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各领域的社会焦虑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在具体分析社会焦虑的基本体现之前，本文将对其社会背景即现代性及风险社会给予一定的关注。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化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示这个时段。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现代性总是跟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
伴随着现代性的拓殖，风险成为了现代文明的中心。而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的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在三个参照领域带来了系统性的转变：
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关系。这些资源的存在是工业社会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然而在现代社会，各种资源却日益枯竭。这种矛盾和冲突同样适用于总的人类文化、生活方式和劳动资源与工业社会的关系。
其次是现代社会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威胁和问题之间的关系。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对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
第三，在全球领域，工业社会文化中集体的意义之源（阶级意识、进步的信念）正在逐步枯竭、解体，失去魅力。它的丧失导致了个性化过程的出现。
基于上述三个领域的转变，人们被迫适应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种种骚动。在这种环境中，随着教育机会的扩大、劳动力市场对流动性的强烈需求和社会关系高度发达的法律化，个人生活中的机遇、威胁、矛盾等原本可以在家庭、社区或社会阶级团体中得到解决的问题必须越来越多的由个人自己去感知、解释和处理。现在，个人必须掌握这些风险的机遇，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个人不可能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做出必要的决策，即考虑到可能的后果。
在风险社会里，对由技术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威胁的不可预测性的认识，需要对社会凝聚的基础的普遍原则加以审视。社会越来越成为自己的一个问题，变成一个“不确定性回归社会”。[1](P12)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不再是仅仅被当作秩序问题而是被当作风险问题来看待。这些风险问题的特征就是没有确定性的解决办法，这种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可能的计算加以领会，却不能通过此种办法得以根本消除。
风险问题导致了这样的一种要求，即工业社会必须使人们的生存状况可以由工具理性控制并且使之可制造、可获取、可解释。但在另一方面，风险社会中难以预见的一面及其对控制的需求反应的滞后效应反过来又引发出原来业已克服的“不确定性”领域的新的矛盾。
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的现代”的人们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风险性的体验。恰如鲍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成长、变化，但是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转型期的中国，全部的社会关系都在不断的革新化。然而，原封不动地保持旧有的生活方式，却是大多数人的惯常思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这是现时代不同于以往一切时代的地方。固有的陈旧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在被逐步消解，那些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已经陈旧了。固定的关系烟消云散，神圣东西的被亵渎，中国人开始变得焦虑不安起来，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地位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代性的风险深透在人们的职业变迁、情感婚姻生活以及个人健康等方面。以下就从现代性视角讨论社会焦虑的三个维度：就业焦虑、情感焦虑、健康焦虑。
就业焦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环境变化幅度如此之大、变化速度如此之快，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变动时期，必定会出现大量的新事物、新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规则。人们对于这些事物的认同与适应需要经过一个时期。因此，在这个特定时期，社会成员对于新的社会环境往往存在着一种伴随着抗拒的认同的复杂心理状态。不少人对于社会的未来前景一时不会有十分的把握，也就难免出现一种比较焦虑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十分明显地存在于目前的就业过程当中。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个人和国家及其代言人——“单位”之间建立了基本的信任。这种信任作为基本的“保护壳”在单位职工与现实的应对中提供保护。身处单位中的人们对于自己的事情毋需费很多的心思，个人的大部分事情如工作、住房、劳动与医疗保障甚至就连副食补贴，依靠单位和政府出面便可解决。当这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的时候，“安全感”油然而生。安全感是人们对国家这个“看护者”认同的知觉，它源于对“看护者”缺场情感的接受，也即相信看护者（国家的保护）会随时出现的信念。在正常的环境里，“被看护者”投射到“看护者”身上的信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抵御存在性焦虑的情感“疫苗”，这是一种保护机制，以抗拒未来的威胁和危险。这种保护使得人们在面对让人消沉的境遇时还能抱有希望的勇气。在社会互动的环境中，从社会存在的风险和威胁的关系来看，人们对于国家的基本信任是一种遮护装置。作为一种“防护甲”、“保护壳”，它是人们的主要情感支撑，在正常的时候人们借助它来处理日常生活事务。当然，这种安全感也源于“看护者”的培育，而焦虑的种子根植于与源初“看护者”分离的恐惧之中。这是对“看护者”缺失的恐惧，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可以被简单的理解为人们无助的痛苦反应。
上述恐惧来自于国家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当人们离开单位、改变传统的就业行为方式、面对一个问题式的未来社会时，就会出现一个吉登斯所指的“富有命运特征的事件”，即那些对人们来说具有特别后果的事件或情况。[3](P129)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也就是指的在个体对于他的抱负，或者更一般地说是对他未来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做出决定的那些时刻。面对社会变革，人们要对诸如“下岗”、“转岗分流”、“等待救济”或“自主创业”等一连串事件做出决定。然而，这些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对于确保人们本体性安全的保护构成威胁。因为，对于那层国家和单位的“保护壳”如此重要的那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不可避免的被彻底打破，它让人们重新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新的职业岗位，并且人们了解到国家所做的决策已经没有什么回旋的可能。
无论人们感到怎样的无助与恐惧，中国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还是如期到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既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可是改革时期，个人的事情一般只能靠自己来解决。况且，中国的市场经济本身也并不成熟，很多必要的规范制度以及必不可少的“社会安全网”（诸如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善起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从而加重了关于“就业与失业”问题的社会焦虑。旧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焦虑的种子在弥散，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危险人们必然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婚姻焦虑 在工业化转型前的中国社会，爱情与婚姻所面临的风险相对来说是较低的，因为那时的爱情与婚姻相对来说是一体，婚姻有着相对稳固的纽带如父母的意志、血缘的联结以及宗法制度的安排等，所以爱情（婚姻）的不确定因素相对较少。而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则有被拉平的趋势，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风险也日益分散化。这表现在爱情或婚姻的双方由于有着各自的独立性而引发的爱情的分合与婚姻的解体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它既可以由男人来发动，也可以由女人来策划，虽然女性主动提出分手或离婚的风险成本相对来说要高的多。
现代社会中的爱情与婚姻呈现出某种二歧性的特点，一方面传统的维系爱情与婚姻的纽带大都面临着解体与断裂，现在所能唯一维系爱情或婚姻的只是取决于男女双方的感觉，“感觉在则爱在，感觉不在则爱消散”，毫无疑问易变而流逝的感觉是最靠不住的，这使得现代的爱情与婚姻面临着极大的不稳定与风险；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设计出种种规范与制度来调节与制约着人们的感情模式与行为，对于爱情来说，尚在道德的调节范围之内，而婚姻则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构建，这种制度会日益制定出缜密繁琐的规范来消除婚姻的不稳定性，提高婚姻的预期性，并且不断侵蚀原先由道德规范来调节的领域。比如，“包二奶（爷）”现象以前主要受道德及社会舆论的调节，但现在正逐渐被纳入法制制度的规约范围之中。因此，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张力结构，即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感觉的泛滥使得爱情与婚姻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而另一方面社会的制度规制又越发的严密与繁琐。
爱情婚姻生活中的二歧性所导致的新的风险是男女双方都要考虑的。尤其对女性来说，安全感与踏实感，是其生活在这变动不居的社会中可以依靠的落脚点。由此可知，人们在选择爱情或者婚姻的时候必然会考虑这方面的其理由。同样，离婚则是个人生活的危机，它会危及到个人安全感及幸福感。分居和离婚的后果会导致人们长时间的焦虑和心理困扰。当然，现代的男女在巨大的风险面前并非束手无策，除了社会自身设计出种种制度来规约行为提高预期，人们还日益发展了自己理性化的能力。爱情与性行为是现代社会中的最后获得理性化的领域。现代社会中的爱情、婚姻与性行为日益沦落为一种手段与技巧，这虽非出于人们的本来意愿，但却恰恰是人们自身极端发展自己的理性以规避风险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颇为无奈而悖谬的是，这种试图规避风险的理性化能力的提高虽然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男女逃避爱情与婚姻的风险提供了便利与可能，但另一方面却又严重压抑了人的生存质感。因为，作为爱情的感性与所谓的理性能力有着先天的不协调与紧张，过于理性化使人的生命的本真被一种数量化的牢笼给束缚住了。齐美尔认为，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指示着生命造反形式本身。[3](P29)齐美尔的断言表明：现代社会是一个感觉大爆炸的时代，生命妄图取消一切束缚与外在的压迫而返回自身 ，在一种生命的纯粹流动中，个体的自我存在与表达方成为可能。因此，对理性化牢笼的反抗以及对自我生命的表达，就使得现代人的生活也日趋沉重化和放纵化。婚外恋情和娼妓的泛滥，无非体现了现代人被压抑的生存感觉的暴动，日益程序化与常规化的感情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新奇与刺激的追求。面对来自社会和婚姻自身的压力，社会舆论变得更加宽容，虽然这种宽容多少带着几许无奈。在冠之以“缓解生活压力、寻求个人自由”的幌子下，个人关系的领域也表现为短暂的亲密和自我表达，同时这些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风险性。婚姻行为模式和性生活以及婚姻生活相关联的情感已经变得多变、不稳固和开放。恰如“要得到的东西很多，这却也会招致新的危险”。
健康焦虑 健康是每个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更加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
科学主义大行其道，各个领域的专家体系逐步形成。但是，在风险社会中，任何人都不是专家，也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专家。虽然专家预设了文化接受——这正是专家所促成的，但关键的是，人们的视野随着风险的增长而模糊。因为专家体系只能告诉人们不该做什么，而没有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在这其中，逃避的需要主导着风险，这就意味着风险不仅仅预设着决策而且最终还在根本上解放决策。
就健康风险来说，医疗纠纷、医疗体系中存在的种种道德风险以及医疗体系频频招致的投诉、不满都是这一风险的外在表现。医学健康专家与外行人的行为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在现代社会，风险意识不再为专家独有，平常的百姓也感觉得到了它的存在。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一方面，现时代的任何时候，医疗体系内部对风险因素以及健康风险与病因之间都存在根本性的意见分歧。如果人们相信近期所阅读的关于食品的任何讨论，人们都会绝食。打开电视、收音机，翻开杂志、报纸或者浏览网页，人们都会发现食品商正在做着可怕的事情。这是由于人们现在所得到的信息经常与上一周的资料相冲突。这个事实使得整个食品行业更加令人焦虑不安，人们不停地追问：所吃的食物的“真像”到底是什么？什么食物有益健康，什么又有害？应该避免什么食品，什么食物又可以泰然品尝？另一方面，高昂的诊治费用与其不对等的医治服务的冲突剧增，与此同时在出现医疗纠纷时，人们面对的是那些既是救治者又是仲裁者的医学专家，纠纷解决的结果往往使得外行人更加无助和愤怒。于是乎，人们对专家系统的种种主张尤其是相反的主张，感到困惑，人们开始质疑专家体系了，焦虑的情绪急剧上升。
结论
现代社会中风险的加剧促进了人们理性化能力的提高，理性能力的核心要件在于一种可计算性与可预期性。人们必须不断的通过计算与预测来规避风险以提高自己的安全感。这使得人们在面对“富于命运特征的事件”的时候，总会陷入周密的计算与考虑之中：房子、票子、车子以及他（她）能否给我带来幸福与安全等，而且，这种理性化导致了人们的短视或短期行为，它被视为社会焦虑的后果。害怕未来的人们，试图用金钱、财产、健康保险、个人关系和婚姻关系等契约去保护自身。父母不愿意孩子离开自己，恐惧的孩子不敢独自面对复杂的社会，不愿离开家庭。人们对安全的这种焦虑，对人际关系来说是令人沮丧的，并会妨碍自我成长。人们不得不遭遇新的危险，包括那些可能愈加恶化的风险。既然风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想要让生活好转，就必须掌握机会。人们必须打破常规，结识新人，探索新观念，尝试陌生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讲，转化包含着风险，就是进入未知的领域和地带，在那里，语言不通、习惯不同。悖论在于，往往到了人们放弃感到安全的依靠的时候，人们才真正获得有益自身发展的机会。而当人们拒绝承担自我成长的风险，就会不可避免地处于尴尬的境地或者承担未加准备的风险。
就总体而言，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时，当社会的基本规则系统真正建立并有效运作时，当人们不再为基本的生计问题而惶惶不可终日时，社会焦虑的程度将会减轻。目前，我们应做的是把社会焦虑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为此，应当尽快地建立起系统的、有效的社会规范体系，使人们“长期化的行为”能够在制度层面支撑下，得到应有的回报；应当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尽可能地降低社会成员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减少社会成员正常生存与发展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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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乐，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教师
陶艳兰，苏州科技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教师
